具身认知视域下海外青年来华研修项目的公共外交价值

林迎娟

【内容摘要】海外青年来华研修项目能够通过“知行合一” 的方式为 学员更为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提供更多机会。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身 体状态、环境、具体情境影响认知过程, 其对海外青年来华研修项目 的行程设计及具体落实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中外相关合作方在不 同研修主题的引领下, 应充分利用主场资源, 通过对研修群体的重视、 研修环境的浸润、研修情境的设置, 赋予青年来华研修项目独特的公 共外交价值。针对面向海外青年受众的短期来华研修项目, 相关方从 方案设计到研修安排等环节, 都应推动具身性、社会性和情境性的统 一, 需统筹内外研修资源, 配合国家相关战略部署。 【关键词】具身认知　海外青年来华研修项目　青年公共外交　跨国 教育流动 【作者简介】林迎娟,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中 外人文交流、公共外交等(邮箱: yingjuanlin@ blcu. edu. cn)。

海外青年来华研修项目, 主要是中外教育合作方协同推进, 面向海外 青年的短期跨国跨境的学习性流动项目, 通常需要依赖中外方官方与社会 层面既有合作机制与平台, 开展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研修活动, 是一种 将“游” 与“学” 相结合的方式, 是对古今中外游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随着中外人文交流的深入发展, 面向海外青年的短期来华研修项目数量与 类别逐步增多, 甚至有些项目还逐步嵌入到中外人文交流框架的诸多旗舰 项目之中, 这在增加青年对到访地的理解与认识、加强中外民众沟通与交 流等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具身理论强调身体状态、环境与情境对认知的影 响, 应用到跨国跨境青年研修项目的方案设计与执行中, 能够从具体方案 的设计理念、模块组合方式、研修形式择取等方面提供理论指导。可以说, 跨国跨境研修项目相关教育与交流成效的取得, 是在充分发挥青年主体性 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的。

在中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持续推进的过程中, 中外相关行为体协作推 进的来华研修项目, 既是跨国学习性流动的一种形式, 也是一种将“走出 去” 与“引进来” 相结合进行中国故事创意阐释的重要方式。2024 年2 月 11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向美国林肯中学师生回赠的新春贺 卡中, 鼓励该校师生多到中国走走看看, 包括参加“五年五万名美国青少 年来华交流学习” 项目, 可见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海外青年在增进民间友 谊方面的独特作用。近几年, 习近平主席在给外国师生的回信中也多次表 示对面向青年等人群的主场人文交流项目的重视, 如2021 年8 月, 在给 “国际青年领袖对话” 项目外籍青年代表的回信中提到“欢迎更多国际青年 来华交流”; 2022 年12 月, 在给沙特中文学习者代表的复信中提到“欢迎 同学们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 与中国青年增进相互理解” 等等。

一、青年来华研修项目赋能公共外交

在中外人文交流深化拓展的背景下, 青年研修项目能够通过跨国跨境 “游学” 的方式唤醒“身体意识”, 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开展的参访与调研 活动中激发学员探索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青年研修项目的开展不仅与国际 教育交流与合作紧密相关, 还与国际关系发展、公共外交议程密切相关。 公共外交是公众参与兴起所激发的新外交样态①, 本国公众与外国公众都应 在考虑范围之内, 而海外青年无疑是阐释相关信息与政策的重点人群。青 年是公共外交中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力量, 新时期青年与公共外交也顺势成 为有意义的研究议题和实践领域。

当相关研修项目纳入到中外官方层面的人文交流与合作框架之内时, 其承载的公共外交功能则会进一步凸显, 如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首届 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提出的中阿务实合作“八大共同行动” 之青年共 同行动“中阿高校10+10 合作计划”、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 共同体倡议” 提出的“中国—东盟千校携手计划” 等, 都是比较典型的案 例。青年研修项目是以青年参与为主体, 同时重视跨国跨境专题调研与实 地参访等相关安排, 该过程有利于参与者对到访国国情概况、治理模式、 文化习俗等情况的细致观察与深入解读。青年人群的年龄特点以及时代特 征, 决定了面向青年的公共外交工作需依托于教育领域的交流机制与渠道, 而青年研修项目的跨国跨境流动性、研修主题的多样性、项目开展周期的 灵活性, 以及搭建起来的青年伙伴关系网络等, 都有利于公共外交工作的 开展。

此外, 信息技术迭代发展、社会结构扁平化、新媒介的兴起与广泛应 用、朋辈等青年组织或网络群体大量涌现等, 共同作用于日益凸显的“后 喻文化” 态势。因而, 青年力量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从跨越纵向代际 的维度进行解读。放眼外交领域, 在国际交往活动中争取青年, 形塑国家 的柔性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 是关注“心灵政治” 的现代国家外交事务的 重要目标之一。① 跨国青年研修项目在执行过程中, 有利于学员加深对到访 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治理模式的理解与认知, 与当地民众的交往过 程, 也有利于海外青年改变对到访国的“刻板印象” 及克服跨文化交往的 “文化屏障”。

二、发达国家青年项目赋能公共外交的国际案例

进行国际比较, 可知欧美等发达国家与超国家行为体有依托青年开展 公共外交的丰富经验, 它们结合国家或地区的优先发展议程、价值偏好及 既有青年发展支撑框架与机制, 形成了青年项目赋能公共外交的不同发展 模式。在超国家层面上,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拓展与深化, 在地区 教育、文化以及青年发展政策规划与纲领文件中, 欧盟依托青年人成长全 过程发展公共外交。尽管青年政策主要属于成员国的政策治理范畴, 但欧 盟超国家机构特别是欧盟委员会下设的相关机构, 也积极参与并结合欧盟 优先发展事项与战略目标, 为欧盟青年的发展提供相关项目与工具支撑, 包括在超国家层面通过“伊拉斯谟+” (Erasmus+)、“发现欧洲” (Discover EU)、“欧洲青年对话” (EU Youth Dialogue)、“欧洲青年志愿服务” (European Solidarity Corps) 等项目, 促进欧洲青年跨国跨境的学习性流动、鼓励他们 参与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 继承和弘扬志愿服务精神等。值得注意的是, 欧盟层面青年政策的关键词是“参与·连接·赋权”, 其贯穿具体面向青年 项目的设计与执行全过程, 欧盟在超国家层面推动的青年项目也内嵌在教 育、青年发展等领域促进地区一体化发展的框架之中。

此外, 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则在国家层面上注重推进关注青年 群体的不同类别人文交流项目内涵式发展。美国在政策层面上重视青年特 别是国际青年, 其2022 年出台的《青年参与发展政策》(Youth in Development Policy 2022), 体现出重视青年解决国际问题、优秀国际青年的移民诉 求、相关青年项目所带来的政策红利的发展态势。澳大利亚、新西兰则延 续16 世纪的“欧陆壮游” 传统, 提供面向国际青年开放打工度假签证 (Working Holiday Visas, WHV) 的配套政策, 让持有该签证的年轻人能够在 旅游与短期工作中自由切换。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对该类别签证申请人的年 龄、申请次数的限制及整体签证配额的调控, 进一步拓展项目受惠人群。 美国针对青年人群的公共外交也具有一定特色, 不仅重视社交网络等新媒 介的应用, 而且还重视面向青年人群的项目集群的建设与运营, 并且在美 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国务院负责教育文化交流等联邦机构的协助下, 结合 国家的国际战略, 面向全球青年开展志愿服务、语言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 和平队(Peace Corps) 和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 就是两大具有 代表性的旗舰项目, 这两个项目还因面向的国别区域不同, 在与其国内外 相关行为体合作的基础上, 创设出不同类别的子项目, 面向美国青年与国 际青年开放。此外, 为配合“印太战略”, 美国在全球治理议题上凸显青年 对问题解决的责任担当, 如有研究指出, 美国对新加坡青年的公共外交就 表现出战略性、层次性和战术性等特征。

三、青年来华研修项目的价值意蕴

一般而言, 参与来华研修项目的海外青年学员, 都有一定的中文学习 基础, 并且对中国社会与文化有一定了解, 他们或为提高中文应用与理解 能力, 或为进行中国相关专题调研, 或以“学” 为目的进行“文化游”, 无 论是何种需求驱动的身心参与、体验的互动过程, 都可为到访所在地相关 方进行主场公共外交提供新渠道。概而言之, 海外青年来华研修项目执行 过程中的公共外交价值意蕴,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研修群体的重视: 在具身研修中有利于海外青年掌握调研所在地的相关知识

具身认知理论重视人在认知中的主体性, 强调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参 与, 鼓励身体感知运动系统的参与, 认为感知与学习环境的动态交互以及 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景体验, 都是具身认知产生的关键。① 青年海外研修项目 的开展, 实际上是一种对参访所在地知识的“沉浸式” 学习过程。此外, 海外青年来华研修项目通常是短期的, 在寒暑假期间以团组为单位开展, 能为中外青年朋辈之间的交流互动提供更多机会, 而榜样的行为、态度和 方式也可能通过具身模拟现象构成间接认知体验, 对朋辈产生一定影响。 因此为取得相应研修成效, 针对不同人群可设立差异化的研修主题与调研 方式, 充分调动情感等因素, 促进学员积极参与到具体的研修过程之中, 通过微观、可接触的案例, 掌握调研地相关知识, 而对来华研修项目而言, 这正是促进海外青年较为客观地理解中国的微观基础。

面对外语教育特别是中文教育低龄化趋势, 相关教育行为体应格外关 注海外青年人群, 促进相关人群学习性流动项目的品牌(如“汉语桥” 来 华夏令营、中国“寻根之旅” 等) 的项目集群建设。有关部门在中外研修 项目的创设、配套学习资源的研发与供给上, 都应充分考虑青年人群的年 龄特点, 在侧重区域国别特色的基础上, 可尝试将中文歌曲等互动性、趣 味性强的教学法引入到语言课或文化课的教授过程中。此外, 面向国际青 年内部不同群体, 如年轻官员、青年领袖以及不同专业的大学生, 开展形 式多样、主题丰富的来华研修项目, 不仅有利于培育海外青年的中文学习 需求, 还可为学员了解中国治理模式及体验中国文化提供新机会。 　　

(二) 研修环境的浸润: 在实地参访与调研中有利于培育参与青年的多元文化理解力多元文化理解力

具身理论认为, 个体认知在身体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产生, 认知发生 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青年来华研修项目在中外教育合作方的推动 下, 以研修任务引领, 特别是一系列实地参访活动, 通过专题研讨、对话 以及文化体验等一种或多种活动模式的有机组合, 有利于增强青年学员的 跨文化交际以及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力。例如, 在调研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专 题的过程中, 可安排对中国文旅部及其下设单位参访, 通过与政策制定者 的交流与对话, 可帮助学员了解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主要考虑, 并鼓励进 行中外政策对比分析; 实地调研文化产业机构, 可了解行业最新发展动态; 还可配合对文化创意产业街区的“发现式” 采访、调研, 鼓励学员调研与 青年文化表达相关的文化创意产业, 并鼓励参与者在多元文化的视角下, 理解中外文化潮流或本国青年文化表达方式的演化轨迹及主要影响因素等。

在海外青年来华研修项目的执行过程中, 项目主承办方可选取一个或 多个研修专题作为主线, 尽可能多维度地为学员全面了解行业情况提供机 会, 因而相关研修环境的提供与安排尤为重要。项目执行中不但要重视涉 及到参访调研单位的多层次性, 也要注重研修过程的双向互动性, 鼓励中 外对话、研讨, 在交流互动中促进青年学员了解彼此国家多层级、多维度 政策领域的治理情况, 在专题研讨与对话中增强跨文化交流与理解力。因 而应选取微观的、易感知接触的方式促进来华青年学员对中国发展问题的 了解, 特别是在研修专题与任务的引领下, 执行方可适当提供对政策框架、 发展理念、治理实践、突出案例、关键行为体等诸多因素进行细致观察、 深入交流的情境, 以加深学员对中国相关领域治理的主要成效及政策演进 逻辑的全面理解。 　

(三) 研修情境的设置: 在交流互动中有利于海外青年形成较为客观理性的中国国情概况观

海外青年参与来华研修项目的实践过程, 也是学员逐步调整对中国国 家形象以及国情概况认知的过程。中外合作方在对研修项目执行前、执行 中以及执行后所涉专题内容与形式的调研与反馈, 都可将“知行中国” 的 设计目标纳入其中进行综合考虑。“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 化、社会信息化深入交互的全新背景下, 一国在信息传递、理念表达、耐 心倾听、吸引关注等方面的公共外交资源和沟通能力愈加关键。”① 新时期 对“从公众到公众” 直接接触、联系等方面的要求也逐步凸显, 因而需项目 执行方重视研修情境的设置, 可通过多种研修形式组合与周密的学习安排, 将国际国内民众都视为意义与信息的共同塑造者、传递者进行统筹考虑。 青年的世代特征、年龄特质及其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 决定了在中 外人文交流特别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 各方要特别重视对海外 青年人才的培养问题, 并将理解中国的知识模块以更为开放、互动的方式 融入到来华研修项目中。相关建议包括: 在研修选题上, 要尽量选择全球 治理面临的共性问题及相关热点话题; 在研修过程中, 注重治理理念与模 式的共性分析, 同时鼓励参与者在比较分析的视角下积极调研不同国家治 理模式的独特性及其内外影响因素; 在研修情境创设上, 可设计青年圆桌 会、模拟国际谈判、研修分享会、专题研讨会等较为正式的安排, 还可适 当引入课堂观摩、才艺展示等方式, 为青年学员感受中国大学课程并与当 堂学生交流互动提供机会; 在研修成员拓展上, 可安排中国青年学生加入, 以结对子或小组等合作研修方式, 促进中外青年进行深入交流与互动。

结语

在具身理论视野指导下, 相关方应充分考虑不同区域国别来华研修项 目的青年研修需求, 能从认知、情感以及行为等维度上为学员提供一个认 知中国、理解中国的“教育空间”。该过程有利于向海外青年进行中国语言 与文化的主场性阐释, 同时也利于中外青年进行深入交流互动。在西方中 心主义话语体系之下, 国际传播领域有关中国国家形象及国际舆论的负面 话语较多, 将海外青年来华研修项目融入到主场公共外交框架内进行解析, 其也有着丰富的公共外交意蕴, 在惠及参与学员的同时也可为我国走出相 关话语困境提供新渠道。海外青年来华研修项目的内涵式发展, 需中国相 关项目执行方, 在具身理念的引领下, 结合中外人文交流需求, 注重内外 研修资源的综合统筹。同时鼓励中外官方与民间多层次、多元行为体参与 共建, 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 重视青年群体需求、研修环境的浸 润与研修情境的设置, 助力海外青年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现代化发 展进程及其独特的治理模式。

公共外交视域下社会智库的结构功能分析———以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为例

许晓艺

【内容摘要】公共外交是一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扩大对外交往、 促进民心相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智库作为近年来兴起的公共外 交行为主体, 在该领域的影响力日渐增长。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社会 智库的组织结构兼具“社会” 和“智库” 的双重身份, 具有独立性和 专业性的特征; 另一方面是社会智库的组织结构可以与运行公共外交 的功能机制有机结合, 在输入、转换、输出、反馈四个公共外交的实 践环节中, 充分发挥利益表达、政策协调、舆论引导、国际交往等机 制功能。本文以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为例, 探讨社会智库如何作为积 极的行为主体参与一国公共外交事业, 以期为我国社会智库进一步发 挥在公共外交中的优势作用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公共外交　社会智库　结构功能分析　洛伊研究所 【作者简介】许晓艺,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大国经济竞 争、公共外交、亚太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邮箱: yixiaoxu.12@163.com)。

关于现代语境下“公共外交” 这一概念的完整表述, 最早可以追溯到 1965 年, 美国学者埃德蒙·格里恩(Edmund Gullion) 将其定义为“公众 态度对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影响”。① 随后这一概念被美国政府采纳, 并 广泛应用于冷战时期的对外宣传。到21 世纪初, 尤其在美国“9·11” 事 件发生之后, 人们意识到如果通过传统的政府之间外交向他国国内政治经 济社会施加影响, 会对主权观念形成挑战, 而公共外交这种注重倾听、沟 通与合作的外交形式, 则可以很好地排除对国家内政构成干涉。因此, 公 共外交逐渐成为各国外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其主体也在全球化进程的 推动下, 由过去的主权国家或具备行政属性的机构和个人, 向智库等其他 非国家行为体转化。有鉴于学界对“智库公共外交” 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概 念界定和实践探索层面, 对不同国家、不同类型智库的组织结构和功能机 制研究尚不充分, 本文以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 为例, 试图进一步阐述社会智库的组织结构特征和公共外交功能的实现机理, 以期 为其他社会智库提供研究范式上参考, 从而推动我国智库事业的整体发展。

一、社会智库参与公共外交的组织特征

“智库” 又称“思想库” “智囊团”, 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 时期的稷下学宫与古希腊城邦时代的德尔菲神庙。在现代国际关系中, 智 库最初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用于讨论作战计划的保密场所, 后被定义 为专门从事公共政策研究与传播思想观念的非营利组织。① 基于不同的组织 结构和运行机制, 通过对全球主要国家的重要智库进行对比分析, 我们大 致可以将智库划分为政府智库、政党智库、高校智库、社会智库四种类型

表1　智库的主要类型及其组织结构 类型 隶属关系 责任制度 核心人员 资金来源 研究方向 政府智库 政府对权力机关负责 政府工作人员 单一 政府决定 政党智库 政党对所属政党负责 党员积极分子 多元 政党决定 高校智库 高校对大学理事会负责 高校教师 多元 高校决定 社会智库 独立对智库董事会负责 社会人员 多元 自拟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由上可知, 社会智库是指处于党政机关之外, 由私人或民间团体成立、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智库、政党智库不同, 社会智库 没有明显的政策偏好和意识形态立场, 不存在明确的支持对象和利益诉求, 政治色彩相对较弱。与高校智库相比, 社会智库资金自筹, 独立运营, 强 调研究的时效性和可用性, 致力于将基础性研究转化为决策者和社会公众 便于理解和接受的信息, 与民间社会有更加直接、密切的联系。

在公共外交领域, 社会智库的组织结构具有“独立性” 和“专业性” 特征, 相比于其他类型的智库更加“接地气”。社会智库可以有机结合“社 会” 与“智库” 的双重身份, 超越传统公共外交行为主体自上而下的单向 思维, 克服其他类型智库参与公共外交的内生性“信任” 缺陷, 成为联结 “国家” 与“社会” 的桥梁和纽带。同时社会智库作为一种复合身份的组织 形态, 能够灵活地嵌入到公共外交实践的全过程中, 在输入、转换、输出 和反馈四个环节中充分发挥利益表达、政策协调、舆论引导、国际交往等 机制功能, 覆盖到其他类型智库难以触及的治理空间, 有效弥合外交政策 由上可知, 社会智库是指处于党政机关之外, 由私人或民间团体成立、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智库、政党智库不同, 社会智库 没有明显的政策偏好和意识形态立场, 不存在明确的支持对象和利益诉求, 政治色彩相对较弱。与高校智库相比, 社会智库资金自筹, 独立运营, 强 调研究的时效性和可用性, 致力于将基础性研究转化为决策者和社会公众 便于理解和接受的信息, 与民间社会有更加直接、密切的联系。

在公共外交领域, 社会智库的组织结构具有“独立性” 和“专业性” 特征, 相比于其他类型的智库更加“接地气”。社会智库可以有机结合“社 会” 与“智库” 的双重身份, 超越传统公共外交行为主体自上而下的单向 思维, 克服其他类型智库参与公共外交的内生性“信任” 缺陷, 成为联结 “国家” 与“社会” 的桥梁和纽带。同时社会智库作为一种复合身份的组织 形态, 能够灵活地嵌入到公共外交实践的全过程中, 在输入、转换、输出 和反馈四个环节中充分发挥利益表达、政策协调、舆论引导、国际交往等 机制功能, 覆盖到其他类型智库难以触及的治理空间, 有效弥合外交政策 与社会治理之间的缝隙, 从而增进国内外公众对本国外交政策的理解与 认同。

二、社会智库参与公共外交的功能机制

把社会智库的组织结构作为正在起到公共外交作用的功能机制时, 会 发现社会智库参与公共外交的机制功能完全符合其组织结构的特征和属性, 包括利益表达、政策协调、舆论引导、国际交往等方面, 具体体现在公共 外交的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四个环节。四个环节之间的有机衔接、循 环流转, 为实现一国公共外交的目标和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持。具体而言, 社会智库参与公共外交的功能机制如下(参见图1)。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一) 输入环节

一国的公共外交目标需要与国际政策协同推进。智库在进行广泛深入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需要对诸如“哪些国际问题会引起决策者和社会公众 的关注, 如何将某一国际问题引入政府的议事日程, 以及相关政策的理论 依据和思想基础是什么” 这样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和回答。智库通过长期追 踪国内外民众在一系列外交议题上的看法, 具有识别和传递公众舆论变化 和趋势的利益表达功能, 可以在恰当时机将易于忽视的公共外交问题引入 政府的议事日程。而社会智库在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受到的限制性条件 相对较少, 在各类智库中具有近乎超然的地位, 易于得到本国公众和国际 社会的信任与支持。因而, 官方部门会有选择地将其纳入公共外交的输入 环节, 以期就某一举措形成共同的政策观点, 降低政府的决策成本。

(二) 转换环节

美国政治学家约翰·金登(John Kingdon) 认为, 尽管政府和国会对政 策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 但政府外部的各种参与者, 例如利益集团、大众 传媒和咨询人士在政策备选方案的说明阶段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① 在这个 阶段, 社会智库作为一种复合身份的组织形态, 不仅可以提供一个代表非 国会、政府及利益集团人士的政策备选方案, 还可以把分散的思想聚合至 这一方案, 为该方案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 社会智库还可 以在政策协调的过程中充当“诚实的中间人” 角色, 协助官方部门向社会 公众和其他机构分发、介绍政策备选方案, 引导决策者之外的政治行为主 体参与国际政策辩论, 以进一步明确各方之于该方案的分歧点, 从而提交 给决策者进行调整和优化, 具有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民主化水平的重要作用。

(三) 输出环节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 国家内部事务更多地暴露于外部 世界, 国际力量开始渗透到国家内部多个公共生活领域的社会互动之中。 互联网信息来源多元化、信息消费碎片化的特点, 使得国家需要将更广泛 的知识技能与社会资本组合, 以适应公共外交活动由“Web1. 0” 时代的 “单向独白” 向“Web2. 0” 时代的“双向对话” 转变。因此, 除了采取实 质性的利益分配和激励措施, 还需要向社会公众阐明政策意图和意识形态 上的象征意义, 避免因不同的政治文化、不同的制度规则而影响公共外交 的实际效果。社会智库具有依托知识产品传播思想观念的舆论引导功能, 其调查数据和研究成果既可以通过媒介之间的扳机效应促进公共议程设置, 还可以作为理解某种思想观念的框架工具, 对引导社会公众如何看待一国 内政外交的立场、态度和倾向具有重要影响。

(四) 反馈环节

公共外交通常不是某个施动者的独立行为, 而是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行 动, 尤其是在跨国政策共同体内部, 智库高度依赖这种对话和合作网络所 形成的反馈路径。代表个人或机构立场的社会活动者, 几乎不存在与海外 同行维持交流的压力, 社会智库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可以将不同国家的智 库人员聚拢在某个议程范围内进行开放式对话, 探索公共外交的实际作为。 这有助于扩大政策讨论范围, 使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一种协动关系, 有利 于克服主体认识的局限性, 使公共外交的功能机制与目标对象的诉求相匹 配, 在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四个实践环节的循环往复中, 不断适应公 众新的期待、新的诉求, 完成社会智库履行公共外交机制功能的优化和 升级。

三、案例研究: 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

洛伊研究所是澳大利亚第一家专注于国际政策研究的社会智库, 由澳 大利亚企业家弗兰克·洛伊(Frank Lowy) 于2003 年出资创建。根据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麦甘(James McGann) 研究员发布的《全球智库 报告》, 洛伊研究所是各项榜单中澳大利亚排名第一的社会智库。在过去 20 年间, 洛伊研究所不仅代表着澳大利亚公共外交战略的创新发展方向, 还在其公共外交的实践全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 本文拟选 取洛伊研究所作为具体研究案例来分析社会智库的组织结构特征和公共外 交功能的实践机制(见图2)。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作为澳大利亚公共外交的主要行为体, 洛伊研究所的组织结构兼具 “社会” 和“智库” 的双重属性。一方面, 洛伊研究所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 执行董事责任制, 董事会是智库战略、经营管理和人事任命的最高决策机 构, 研究及行政工作由执行董事(所长) 主持, 日常运营则依靠政府财政 拨款、企业赞助、个人慈善捐赠、会员订阅及活动创收。由此, 洛伊研究 所形成了与政府、政党和高校所属智库不同的、相对独立的“社会” 属性; 另一方面, 洛伊研究所致力于国际政策研究的“智库” 属性突出, 30 位专 职研究人员和20 位兼职研究人员共同组成的跨国研究网络, 每年产出近百 篇关于澳大利亚外交及国际重大事件的研究报告, 建立并持续更新“全球 外交指数” “亚洲实力指数” “东南亚援助地图” “太平洋援助地图” “洛伊 研究所年度民意调查” 和“在澳华人社群调查” 六大交互式数据库, 大量 的统计数据和政策分析为向国内外公众阐释和论证澳大利亚国际政策奠定 了基础。

洛伊研究所参与澳大利亚公共外交的机制功能进一步体现了社会智库 的组织结构特征。以洛伊研究所参与筹办2014 年二十国集团(G20) 布里 斯班峰会为例, 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向洛伊研究所提供400 万澳元(约合 2000 万元人民币) 建立“G20 研究中心”, 希望借由洛伊研究所的社会智库 身份, 组织一系列人文交流活动, 加强与其他国家智库和研究人员的联系 与合作, 提升澳大利亚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2013 年, 由洛伊研究 所牵头、亚洲开发银行和韩国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区域性智库研讨会, 邀请了30 位来自亚洲的智库及高校代表, 围绕全球经济治理进行分享和交 流。作为G20 布里斯班峰会的配套活动, 此次研讨会有效推动了澳大利亚 政府“融入亚洲” 的外交政策, 为深化澳大利亚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做 出了积极贡献。

洛伊研究所还致力于G20 治理机制改革。G20 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卡 拉汉(Mike Callaghan) 认为, 七国集团(G7) 等规模较小的治理机制不会 为澳大利亚提供代表席位, 澳大利亚要抓住主场外交的契机, 促进G20 由 临时危机解决机制向长效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转型。① 具体措施包括: 在输入 环节, 洛伊研究所向澳大利亚政府建议, 领导人峰会围绕主题“增长、就 业和抗风险” 集中讨论金融、贸易、能源等议题, 避免地缘政治和气候变 化等非经济议题削弱G20 在推动核心议题方面的效果。在转换环节, 洛伊 研究所将拟议的备选方案提前在G20 国际智库会议(Think 20) 进行一轮磋 商, 通过“第二轨道” 测试各国专家学者及智库从业人士的接受度与可行 性, 并借由“旋转门” 机制渗透到其他国家的官方部门, 进而在推动领导 人峰会上达成最终成果。在输出环节, 洛伊研究所开辟专栏“G20 观察” (G20 Monitor),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49 位专家学者就峰会召开的国际形 势背景、议程目标设置和最后通过的领导人公报进行阐释和论证。邀请德 国前总理默克尔与会期间前往洛伊研究所发表演讲, 帮助澳大利亚进一步 获得了各国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在反馈环节, 从洛伊研究所发布的民意调 查来看, 这场多边外交活动得到了近三分之二澳大利亚公众的支持, 他们 认为澳大利亚作为G20 布里斯班峰会东道主的作为是值得肯定的, 可以充 分展现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强国在全球舞台上的领导力和外交风采。

洛伊研究所依托社会智库的组织结构优势, 在公共外交的输入、转换、 输出、反馈四个实践环节中, 充分发挥了利益表达、政策协调、舆论引导、 国际交往等功能, 成功为澳大利亚在这样一场世界级的领导人峰会中争取 了更多话语权。洛伊研究所通过与各类智库、区域机构、政府部门和媒体 的紧密合作, 还促进了公共外交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和多层次对话, 有助于 进一步推动澳大利亚公共外交事业的创新与发展。尽管洛伊研究所在促进 澳大利亚对外形象和政策协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也面临一些现实挑 战。首先, 地缘政治回归改变了各国的政策议程, 虽然洛伊研究所通过聚 焦经济议题的方法使各国领导人达成共识, 但在具体的政策合作层面上仍 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 各国在公共外交和全球治理方面的立场也更加具有 防御性。其次, 洛伊研究所作为澳大利亚的主要智库之一, 其观点在一定 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反映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和政策偏好, 这可能在特定议 题上影响其研究的客观性, 进而在推进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引起他国公众的 质疑和摩擦。最后, 在全球智库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洛伊研究所也面 临吸引高质量人才和资源的挑战, 其影响力仍难以与欧美顶尖社会智库相 抗衡。同时, 洛伊研究所还面临着越来越多新型社会智库的竞争, 它们在 数字化传播方面更具优势, 可以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接触受众, 甚至能 够更加直接地与政策制定者和国内外公众开展互动。但随着世界进入新的 动荡变革期, 洛伊研究所需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重新找准定位, 保 持其独立性和专业性, 以国际政策研究为己任, 避免卷入政治纷争, 不断 提升自身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公共外交功能, 进一步提 升澳大利亚在国际事务和全球公众中的影响力和好感度。

结语

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智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 是推动国家智库建设 和公共外交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只有深入把握社会智库组织结构的特征 和属性, 才能厘清和揭示社会智库参与公共外交的功能机制根源。本文建 立社会智库参与公共外交结构功能的分析框架, 认为社会智库在公共外交 输入、转换、输出、反馈四个实践环节中发挥公共外交机制功能。澳大利 亚洛伊研究所参与筹办G20 布里斯班峰会的案例, 说明社会智库作为公共 外交行为主体的优势和效能, 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我 国社会智库影响较弱, 数量及规模远远不及官方智库和高校智库, 需要更 加积极地探索参与公共外交的路径和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