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交视野中泰戈尔名片的长尾效应
章立明
【内容摘要】在大国外交中,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 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运用文化外交来影响世界是大国外交的重要选 择。本文以文化外交视野中的泰戈尔名片作为研究对象, 旨在围绕印 度文化关系委员会选择将泰戈尔作为现代印度名片的依据, 适用普及 与专业并行的交流策略, 以及期许百年的长尾效应等进行探讨, 对于 我国开展文化外交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文化外交 泰戈尔名片 长尾效应 【作者简介】章立明,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博 士 生 导师; 研究方向: 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邮箱: zhanglimingkm@ 163. com)。
利用自身的优势文化提升国家形象和全球影响力, 是现代国际关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将本国的优势文化纳入国家战略, 关系到选择哪些特 色文化以及适用何种交流策略、后续能否实现期许百年的长尾效应等, 这 些已成为大国文化外交的重要内容。泰戈尔名片就是印度政府通过文化外 交树立大国形象的成功案例之一, 梳理其来龙去脉, 对于我国开展文化外 交具有借鉴意义。
一、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担负的文化外交职能
1950 年成立的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The 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 ICCR) 隶属印度外交部, 主要职能是作为印度政府的代表与外国政 府联合举办文化年和从事文学、艺术、体育、学术、展会等文化交流事宜, 并设立和管理印度海外文化中心等, 而海外文化中心的选址与设立, 需要 符合印度以大国和周边国家为主的外交方向。截至2020 年, 印度文化关系 委员会成立了39 家海外文化中心, 这些中心均设在印度驻外国使馆内, 由 外交官担任或者兼任中心主任等职。这些印度海外文化中心的名称并不统 一, 常见的有“尼赫鲁中心” “圣雄甘地文化合作学院” “英迪拉·甘地文 化中心” 或“斯瓦米·维韦卡南达(辨喜) 中心” 等, 规模较大的印度海 外文化中心还设有剧场、展览厅和图书馆等配套设施。
2018 年8 月, 为纪念印度哲学大师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 155 周年诞辰, 印度驻华大使馆的“印度文化中心” (也称“斯瓦 米·维韦卡南达文化中心”)正式揭牌, 主要承担推广印度电影, 定期组织 印度传统声乐、古典舞蹈和香料烹饪表演等活动, 并常年开设教授印地语 和瑜伽的课程。其中以调身、调息和调心著称的瑜伽是印度政府重点推介 的项目, 现在这项古老运动已经成为印度最具辩识度的文化名片。2014 年 9 月,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Damodardas Modi) 在第69 届联 合国大会上提议设立“国际瑜伽日”, 随后联合国在12 月11 日通过第69/131 号决议, 将每年的6 月21 日设为“国际瑜伽日”。作为第十届国际瑜伽日 的预热活动, 2024 年5 月, 印度驻华大使馆在其圆形剧场开办了瑜伽工作 坊, 由其文化中心的教师亲授古典瑜伽, 包括基本的瑜伽体式、调息和引 导性冥想等内容, 大众经注册后即可免费学习。
二、代表现代印度的泰戈尔名片及其适用交流策略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 有着极其丰富灿烂的文化资源和底蕴, 而集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在全世界拥有极高的知晓度 并在国际上受到广泛欢迎。也就是说, 泰戈尔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是印 度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桥梁, 而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选择这样一张文化名片 开展推介活动, 就需要采取普及与专业并行的交流策略。
(一) 泰戈尔名片的知名度与认可度
1910 年, 泰戈尔发表了孟加拉语诗集《吉檀迦利》, 次年其英文版在伦 敦出版。1913 年, 泰戈尔凭借英文版《吉檀迦利》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的亚洲人, 评奖委员高度评价了泰戈尔通过文学创作“调和人类文明 两极化” 的努力, 泰戈尔的作品不仅是印度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而且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20 世纪初, 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923 年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的威廉·勃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在为《吉檀迦利》英 文版作序时称: “这些诗的感情显示了我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这些诗歌是 高度文明的产物, 就像灯芯草和其他草一样从土壤中生长出来。”① 受到泰 戈尔文学影响的多位作家也给予了积极评价。例如, 冰岛作家、1955 年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多尔·基里扬·拉克斯内斯(Halldó Kiljan Laxness) 在 追述当年泰戈尔的影响时说: “这个奇异的、细腻的和遥远的声音立即进入 了我年轻的精神耳朵的深处。从那时起, 我时时刻刻在自己心灵的深处体 会它的存在。” 日本作家、1968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谈及自己对 这位“圣人诗人” 的印象时说: “他的白发从额头两侧轻轻飘落, 给当时还 是男孩的我一种古老东方巫师的印象。”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 玛蒂亚·森(Amartya Sen) 在《泰戈尔与印度》一文中, 把泰戈尔称为 “现代印度及其文化的代言人。”①
2011 年, 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 表示, 泰戈 尔与世界各国的广泛交往是印度开展对外文化传播的最佳平台。诺贝尔文 学奖不仅肯定了泰戈尔个人的艺术成就, 而且也提升了印度及东方文学在 全球的地位, 欧洲、亚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开始翻译和出版泰戈尔的诗集, 视其为东方思想的化身。当然, 泰戈尔的影响力并不仅局限于文学领域, 从1912 到1933 年, 他远涉重洋, 访问过欧洲、南北美洲和亚洲的30 多个 国家, 通过公开演讲倡导全人类共享的精神价值, 呼吁各国人民超越种族、 宗教和国家的界限, 寻求和平共处之道。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东方人, 泰戈尔应邀访问了日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意大 利、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典、奥地利、捷克以及苏联等国, 他 在演讲中表达了自己在文化、哲学、宗教和教育等方面的见解。1924—1929 年, 泰戈尔三次访华, 其中1924 年第一次访华的影响最大。他先后到访 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武汉7 个城市并发表公开演讲。 1927 年, 泰戈尔开启东南亚之旅, 先后访问了新加坡、越南和马来亚 等地。
现在泰戈尔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广为流传, 被世界各国的 读者接受并对世界文学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亚洲、东欧、北欧、西欧 以及美洲等地区还形成了专业的泰戈尔研究团队, 不断深入探究泰戈尔作 品之于世界文学发展的当代意义。
(二) 泰戈尔名片适用的普及与专业交流策略
今天距离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过去百年, 单纯强调泰戈尔作品 在全球的地位并不足以吸引普通读者的关注, 而向大众展示这位多才多艺 的诗人有目共睹的成就, 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 作为音乐家的泰 戈尔一生创作了2232 首歌曲(Rabindra Sangeet), 由其作词作曲的《人民 的意志》和《金色的孟加拉》分别成为印度与孟加拉国的国歌。自1924 年 起, 没有受过任何绘画训练的泰戈尔独创了2000 多幅画作, 自1940 年首次 出版70 余幅绘画精品以来, 2012 年他的208 幅画作也曾在柏林、巴黎、伦 敦、纽约和多伦多等全球重要城市展出。2024 年5 月24 日, 印度和孟加拉 国驻华大使馆共同纪念泰戈尔163 周年诞辰, 联合举办了题为“走进自由 天堂” 的致敬活动, 活动包括用14 种语言朗诵泰戈尔的著名诗篇《心所无 畏处》, 并以“最后的收获: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画作” 为名展示了他 的10 幅画作。
作为一张思想性名片, 泰戈尔名片主要面对的是全球学术机构的研究 者, 因此需要不断提升印度国内对泰戈尔文学成就重新发现的专业性和权 威性, 才能掌握孟加拉语地区泰戈尔研究的话语权与解释权。从1939 年起, 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出版部就开始出版《泰戈尔作品全集》(Rabindrarachanaabolee), 截至2000 年, 共出版了33 卷, 成为泰戈尔作品最具权威 性的孟加拉文版本。此外, 全球关于泰戈尔的传记多达200 余种, 包括英文 著作35 种, 在以孟加拉语创作和出版的泰戈尔传记中, 除了其长子、女儿 和儿媳所撰写的回忆录外, 1982 年博罗善多·库马尔·巴尔(Prashānta Kumār Pāl) 所著的《泰戈尔传》(Rabindra Jibon Kathā) 以史料翔实而著 称。此外, 泰戈尔孙女婿克里希纳·克里帕拉尼(Krishna Kripalani) 根据 自己与泰戈尔共同生活的经历(1933—1941 年)、用熟悉泰戈尔创作活动的 相关史料撰写的印地语与英文版的《泰戈尔传》的可信度也较高, 然而用 泰戈尔长子的话来说, 就是“不管多么辛勤地写就, 没有一部传记可以为 一个像他这样复杂的人描绘出一幅恰如其分的图画。” 要写出真实与完整的 泰戈尔传记, 非拥有史料与语言双重优势的印度学术界莫属, 这里也将成 为全球泰戈尔研究的重要聚焦点。
2011 年是泰戈尔150 周年诞辰, 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与世界69 所高校 签订了“泰戈尔教席” 备忘录, 通过教育交流与合作计划, 派遣印度学者 前往海外进行为期3—12 个月的讲学, 其中包括中国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深圳大学和云南大学等6 所大学的客座教席, 从而促进全 球印地语教学和印度研究。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曾在泰戈尔访华纪念日或 中印两国建交纪念日, 向魏风江在杭州所设的“诗人泰戈尔纪念堂” (1991 年)、北京大学(2000 年)、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政府(2010 年)、云南大学 (2015 年) 和深圳大学(2016 年) 各赠送一尊泰戈尔的半身铜雕像。此外, 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还曾以“泰戈尔: 远行的罗曼史” 为名举办画展, 在 印度新德里和加尔各答, 泰国曼谷, 中国的上海、杭州、广州、深圳和昆 明以及日本东京, 巡回展出泰戈尔的高仿真绘画作品45 幅, 这是一场泰戈 尔画作的亚洲之旅。
三、泰戈尔名片期许百年的长尾效应
无论是1913 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16 年发表长篇小说《家园 与世界》(The Home and the World), 还是1924 年的首次访华等, 距今都已 逾百年, 泰戈尔名片在文化外交中取得了期许百年的长尾效应, 以中美两 国通过图书出版重新认识泰戈尔的作品、中国举办泰戈尔访华纪念及庆祝 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成立等活动为例, 探讨泰戈尔作品及其理念在当今 时代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一) 美国学术界对泰戈尔作品的重新发现
2011 年, 在泰戈尔150 周年诞辰之际, 美国哈佛大学的贝拉纳普 (Belknap) 出版社与印度国际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英文版的《泰戈尔精选》 (The Essential Tagore), 其中选录了泰戈尔的自传、书信、诗歌、歌曲、戏 剧、短篇故事、小说以及游记等多种类型的作品, 还收录了泰戈尔的几幅 画作, 是目前泰戈尔作品最为完整的英文选集版本。
长期以来, 泰戈尔被欧美学界称为“神秘的东方诗人”, 视其为东方玄 学和灵性文化的代表, 而美国学术界在有关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讨论中 还引述泰戈尔在《家园与世界》中有关世界主义写作的重要主题, 不仅还 原了他作为20 世纪知识分子理性与睿智的个人形象, 而且其中有关世界主 义政治的重要论述还开启了一座能为世界共享的思想宝库, 特别是在2001 年美国“9·11”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 这一学术讨论的语境就具有更强烈 的现实意义与针对性。1994 年, 美国哲学家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 在《波士顿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 的文章, 引发学术界激烈讨论爱国主义和世界主 义的关系。1996 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哲学系讲座教授乔舒亚·科恩 (Joshua Cohen) 结集出版的《热爱祖国: 论爱国主义的局限》(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 一书, 就收录了包括努斯鲍姆在内 16 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回应其观点的文章; 2002 年该文集再次出版, 重新取 名为《热爱祖国?》(For Love of Country?), 其中新增了努斯鲍姆对有关质 疑作出的回应。她在文章的开篇就引述泰戈尔在《家园与世界》中对民族 主义、种族中心主义以及世界主义的思考, 小说寓教于文, 民族主义和种 族中心主义联手打败了理性且合乎正道的世界主义。但是正如泰戈尔指出 的, 世界主义失败之处正是其成功所在, 只有忠于公正和理性的世界共同 体, 才能真正化解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对立与矛盾。
(二) 出版泰戈尔全集中文版和视泰戈尔为中印纽带的纪念活动
从1915 年开始, 泰戈尔的作品就被介绍到中国, 并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截至1949 年, 已出版了200 多种泰戈尔文学作品。1961 年, 为了纪念泰戈 尔100 周年诞辰,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泰戈尔作品全集》10 卷; 2000 年,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泰戈尔全集》24 卷; 2016 年, 为了纪念泰戈 尔155 周年诞辰, 人民出版社历时7 年出版了《泰戈尔作品全集》18 卷33 册, 完整收录泰戈尔的全部孟加拉语作品及其亲自翻译的8 部英文诗集和在 国外发表的演讲汇集, 是真正意义上的泰戈尔作品全集。
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 都把泰戈尔视为中印友谊的象征, 1937 年4 月, 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成立仪式上, 泰戈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主题为 《中国与印度》的演讲, 他说: “今天揭幕的中国学院将成为与日俱增的广 泛理解的核心和象征。”① 1957 年1 月, 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国际大学 时, 接受该校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 也在中国学院发表演讲说: “来到这个 学术中心, 不能不令人想起这个大学的创办人———印度伟大爱国诗人泰戈 尔。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 还是憎恨黑暗、 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② 2014 年9 月, 在印度进行国事访 问的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向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颁发“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友谊奖”。2023 年5 月, 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与中国学院师生共同庆 祝中国学院成立86 年。
1941 年,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生辰集》中, 专门做诗怀念自己 的中国之行, 这首诗现在就刻在加尔各答泰戈尔故居中国分馆的墙壁上, 诗云: “在我生辰的净瓶里, 盛满自朝觐途中的圣地采集过来的圣水。犹且 记得, 我曾访问过中国的土地, 遇见从不认识的东道主人, 他在我前额的 吉祥痣上, 留下了这样的印迹: ‘你就是我们中的一员。’”2024 年是泰戈尔 访华100 周年和中印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0 周年, 北京大学、中国 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福州大学和深圳大学等为缅怀泰戈尔 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的巨大贡献, 推动中印文化交流互鉴, 举办了纪念泰 戈尔访华100 周年国际研讨会、系列图书首发式以及印度歌舞表演等活动。 例如, 2024 年4 月, 随同印度代表团访华的有泰戈尔家族后裔、舞蹈家苏 拉贾·泰戈尔(Souraja Tagore), 她在北京和上海访问期间表演和教授的泰 戈尔舞蹈, 就是根据泰戈尔创作的2000 余首歌曲编排的, 给与会的中国观 众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
文化遗产保护的公共外交∗———以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为例
王 毅 阎洁璠
【内容摘要】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 对改善遗产所在地的民生可 以产生积极作用。基于文化遗产领域的公共外交活动, 能够有效推动 国家之间的民心相通, 夯实国家交往的社会土壤。本文以柬埔寨吴哥 古迹为研究对象, 分析吴哥文化遗产旅游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仍然存 在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开展文化遗产领域的公共外交项目, 推 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所应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文化遗产保护 公共外交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王毅, 浙大城市学院良渚文明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 研究 方向: 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国际合作(邮箱: wangyi509@ hzcu. edu. cn)。 阎洁璠,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职员; 研究方向: 文化遗产国际合作 (邮箱: yanjiefan@ cach. org. cn)。
柬埔寨的吴哥古迹举世闻名, 始于1993 年的国际援助吴哥古迹行动, 已成为文化遗产国际援助行动的典范。在得到妥善保护的基础上, 吴哥古 迹也成为举世瞩目的旅游目的地。近年新冠疫情期间, 国际旅游的停滞对 于当地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本文基于2019 年在北京举办的亚洲文明大 会提出的“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 以吴哥古迹为例, 对文化遗产领域的 公共外交行动问题展开探讨。
一、文化遗产: 吴哥经济的重要推手
吴哥古迹是柬埔寨旅游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自其于1992 年被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 到该地参观游览的柬埔寨国内外游客逐渐增加。 1994 年, 到访吴哥古迹的外国游客约8000 人次, 到2011 年这一数字达到 160 万人次, 而在2005—2011 年期间到访吴哥古迹的柬埔寨国内游客也从 50 万上升到170 万人次。
2018 年, 吴哥古迹接待国际游客近260 万, 同比增加5. 45%。这些游 客共来自194 个国家, 其中居首位的是中国游客, 共计112 万人次, 比 2017 年上升了23%, 占比达到43%。其次是韩国游客, 共计18. 4 万人次。 排在第三位的是美国游客, 为16. 7 万人次。
蜂拥而至的游客为吴哥古迹及其所在暹粒市带来了大量经济收入。以 门票收入为例, 从2017 年2 月1 日起, 柬埔寨政府提高了参观吴哥古迹的 门票价格, 使得当年的门票收入同比上升72%, 达到了1. 08 亿美元, 但这 并未影响游客数量, 当年的国际游客数量比2016 年增加了12%。2018 年吴 哥古迹门票收入进一步增加, 达到1. 16 亿美元, 同比增长8%。① 旅游业的发展为提升暹粒的城市面貌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 暹粒 市的基础设施和市容改善是吴哥古迹发展旅游的必然要求和结果, 如旅行 公司从柬埔寨国内外开辟了大量以暹粒为目的地的航班和长途车线路; 通 信公司也加大了在暹粒的通信网络建设, 以满足游客需求; 金融业也随着 投资者到来而发展起来。另一方面, 旅游业发展也为当地民众提供了大量 就业机会, 据统计, 暹粒市内超过50%的工作岗位与旅游业相关。 与此同时, “吴哥古迹国际保护行动” 也使吴哥与暹粒成为世界各国文 化遗产保护机构关注的焦点, 吸引了大量外部资源。如韩国政府就曾向暹 粒市政府提供4000 万美元的贷款, 用以治理暹粒河以及修建吴哥考古公园 外的公路;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也提供资金, 协助柬方改进暹粒市的供水 系统。
柬埔寨政府高度重视吴哥古迹保护与旅游的协同发展, 早在1995 年就成 立了综合性的保护管理机构———吴哥与暹粒地区保护与管理局(APSARA)。 除代表柬埔寨政府参与吴哥古迹的保护外, 该局的职能还包括规划和领导 吴哥与暹粒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多年来, 该局对于暹粒地区的水利和基 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民生改善等做了大量工作, 目前正在牵头编制 《吴哥旅游规划》, 其综合性的管理职能成为国际上大型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范例。①
二、吴哥旅游发展中的问题
在吴哥古迹成为当地社会经济重要支柱的同时, 其旅游发展也给暹粒 市带来物价升高、环境变差以及城市建设无规划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 吴哥古迹的门票收入也未很好地反哺给当地民众。从2016 年开始, 柬埔寨 政府从企业手中收回了吴哥古迹门票的收取权, 而且只将门票收入的15% 回拨用于吴哥古迹的保护与发展, 其余全部归政府部门所有。在这笔经费 中, 吴哥与暹粒地区保护与管理局能够获得77%, 暹粒省政府获得10%, 旅游部及文化与美术部各获得5%, 剩余的3%划拨旅游警察队伍。
暹粒地区的教育水平较低。柬埔寨并未实行义务教学制, 在其教育法 中只是鼓励家长让年满6 周岁的孩子入学。政府虽然也提供从小学到初中的 九年制免费教育, 但其他相关开支, 如校服、交通和公杂费等需要学生交 付, 这对于很多贫困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此外, 与让孩子弃学赚 钱相比, 读书也存在相应的机会成本。正因如此, 在吴哥古迹周边, 成群 结队叫卖商品或乞讨的学龄儿童成为令人叹息的景象。此前走红网络的14 岁暹粒男孩萨利克(Thuch Salik) 因会16 种语言受到称赞, 实则是因家人 生病欠下高利贷, 他不得已从10 岁开始就每天上午上课, 下午来卖纪念品。 他的遭遇是生活在吴哥古迹周围儿童更真实的生活写照。①
有限的教育水平进一步限制了人们的创收能力, 目前暹粒当地人主要 从事售卖食物、纪念品, 以及古迹的日常看护和维修、卫生清洁等低端工 作, 很多高端职位被国外来的高水平员工占据。本地工作机会有限使得很 多暹粒人会选择偷渡到泰国, 从事以建筑业为主的季节性工作, 因为在泰 国即使作为非法劳工, 收入都要高于暹粒本地。
随着交通方式的便利化, 国际游客在暹粒的停留天数也呈下降趋势。 根据柬埔寨旅游部的统计, 在2013 年, 自由行与团队游客在暹粒停留的时 间分别为6 和4. 7 天, 到2016 年, 这一数字分别下降为5. 4 天和4. 1 天, 而游客停留天数的减少势必会影响其在暹粒期间的消费。
此外, 多年来, 吴哥古迹旅游的内容和路线相对固定和单一, 主要集 中在少数几处著名景点上。根据暹粒地区保护与管理局(APSARA) 的统 计, 由各旅行社推出的多条旅游线路中, 仅包括吴哥古迹近百座大小寺庙 中的20 座和9 所博物馆中的3 所, 配套文旅活动也显得单调。随着柬埔寨 西哈努克港等其他旅游目的地的兴起, 2019 年虽然到访柬埔寨的国际游客 总数达到661 万人次, 比2018 年上升了6. 6%, 但到访吴哥古迹的游客数量 自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首次下降, 从上年的260 万减少到220 万人次, 降 幅达15%。
在新冠疫情期间, 旅游业停滞更是给当地带来立竿见影的负面影响, 曾经熙熙攘攘的吴哥古迹和暹粒街头变得门可罗雀。据统计, 2020 年4—5 月, 分别只有654 位和1776 位外国游客到访吴哥古迹。游客数量的断崖式 减少致使吴哥古迹的门票收入暴跌, 从2019 年4 月的700 万美元减至2020 年4 月的2. 9 万美元, 5 月的门票收入也只有7. 2 万美元。而在2021 年第一 季度, 也只有4482 名外国游客到访吴哥, 同比下降98. 8%。①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动力
中国政府是“吴哥古迹国际保护行动” 最早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之一, 自1993 年10 月参加第一届保护吴哥古迹的政府间会议开始, 中国政府已在 吴哥古迹的保护中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 目前已完成各历时10 年的周萨神 庙和茶胶寺保护修复工程, 并启动了王宫遗址等新一期修复工程的前期工 作。30 年的吴哥古迹保护工作加强了中柬文物保护技术和考古研究的交流, 提高了柬埔寨的文化遗产保护水平, 对于巩固和加强中柬传统睦邻友好关 系也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一合作还提高了我国在国际文化遗产界的声望和 地位, 如我国已受邀与印度共同出任保护柬埔寨柏威夏寺国际协调委员会 的联合主席国。
但文化遗产保护不应仅限于对其物质实体的修复和保护。文化遗产作 为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 能为遗产地带来源源不断的海外游客、旅游收入 和就业机会。但受到教育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的限制, 文化遗产旅游所 带来的好处并未充分惠及当地民众。以吴哥古迹为代表的传统遗产旅游目 的地在旅游路线设计、内容开发等方面并不能很好满足变化中的游客需求, 游客数量也面临被分流的风险, 这成为影响当地民生的潜在因素。而近年 新冠疫情暴发又使得当地大量依托于旅游业的百姓生活陷入困顿, 成为之 前粗放型旅游的苦果之一。基于文化遗产对其所在地民生的巨大影响, 文 化遗产领域的公共外交可以成为我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的重要抓手。
2019 年5 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提出: “中 国愿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 为更好传承文明提供必要支撑。”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 倡议的提出, 无疑对我国的文化遗产公共外交工 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传承文明、共建人类命运体的时代主题, 文化遗 产领域公共外交工作开展需要更加注意把握以下四个原则。
一是尊重各国国情, 注重交流互鉴。首先, 文化遗产保护合作项目的 选择需要充分尊重各国的意愿。在他国开展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过程中不 仅需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风土民情, 还需要在遵循国际通行的文化 遗产保护原则的基础上, 充分尊重和认可各国的文化传统, 探索符合各国 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方法。特别是可依托“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 等文 化遗产领域的机制性合作平台, 凝聚政府、专业机构、社会力量等多元合 作主体力量, 寻求各国文化遗产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发展利益, 携手开展多 层次的务实合作, 从而增进我国与合作国的相互了解与互鉴, 并以此为起 点, 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 积极探索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
二是打造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典范, 发挥示范效应。对于文化遗产保护 领域的公共外交项目, 应本着久久为功的思想, 通过长期可持续的保护与 研究工作, 做出精品工程、产出系列成果、培养专业和管理人才, 全面提 升中外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的质量和国际影响力。基于这一目标, 可以将吴 哥古迹等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合作项目打造成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公共外交行 动的典范, 借此宣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展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力, 并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各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合作。
三是保护与利用并重, 推动遗产地可持续发展。除了我国现阶段已经 开展的古迹修复、联合考古等国际合作形式外, 我们还应进一步拓展文化 遗产保护公共外交的形式与内容, 促进合作项目及其成果与当地社会、经 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 惠及民生、造福当地。
旅游业的恢复必将是一个需要耗费几年乃至更久的漫长过程。但这种 停滞也为遗产地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构喘息、文物修复和工作质量提升的 机会。面对吴哥古迹目前导览系统不健全、游线开发不充分、游客体验较 单调等问题, 我国可以基于近年来在以浙江良渚古城遗址等为代表的大遗 址保护、展示、利用方面取得的成就, 协助吴哥古迹的管理者提升其展示 系统, 并将虚拟技术等引入文物古迹的展示, 从而为游客带来更好的文化 旅游体验。
基于国内文旅融合的相关经验, 协助吴哥古迹的管理部门将其周边的 荔枝山和洞里萨湖等优质潜在旅游资源加以统一规划和开发, 从而拓展吴 哥古迹的旅游内涵, 增加游客在暹粒市及其周边的停留天数, 进一步扩大 旅游收入和从中受益的人群。
教育水平落后限制了遗产所在地居民从事旅游业中收入更高的工作。 针对这一问题, 可以通过孔子学院等渠道, 协助当地政府对民众开展外语、 餐饮等旅游服务业技能培训, 切实提高当地民众的知识水平和职业技能, 使其从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中获益。
四是推动民众教育, 提升中国游客的形象。数据显示, 我国从2012 年 起就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 出境游客人数从2000 年的450 万增 加到2018 年的1. 5 亿人次, 年均增幅16%。① 与此同时, 2018 年, 中国公 民出国旅游花费达2770 亿美元, 占全球出国旅游花费的五分之一, 亦排名 世界第一。在成为赴柬旅游的第一大国后, 人数众多的中国游客也已成为 吴哥古迹等柬埔寨文化遗产地令人瞩目的一道风景。中国游客在国外文化 遗产地的行为举止, 不仅会使当地民众及其他国家的游客对我国国家形象 的认知产生影响, 也会给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带来直接的影响。鉴此, 可以通过在各种媒体以及国际航班等渠道进行文明旅游宣传、加强导游培 训等方式, 进一步规范我国游客在国外的文明行为, 树立尊重文化遗产及 其所在地居民的良好形象。
吴哥古迹是柬埔寨民族象征, 需要全人类共同保护的珍贵文化遗产, 也是吸引着世界各地无数游客前往的旅游圣地, 还是当地数十万民众的家 园。中国将文化遗产的国际保护行动与文明传承联系在一起, 丰富了文化 遗产保护的内容与内涵, 指明了核心目标和发展方向。不仅要将作为物质 实体的文化遗产妥善地进行修复和保护, 更要看到其对所在地民生以及文 明传承的重要性, 切实将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改善当地民生、加强中外文明 交流互鉴的助推器。只有充分认识到通过参与保护文化遗产, 使所在地民 众的生产生活切实得到好处, 才能使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项目真正受到 当地民众的欢迎, 并使各国的文化遗产真正得到合理而可持续的保护, 而 这也将使民心相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能够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