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特色全球传播理论体系建构——— 《全球传播导论》书评∗

汪　罗　李玥轩

【内容摘要】《全球传播导论》遵循历史实证主义的治学路径, 厘清了 中国全球传播理论体系建构全球化借鉴、本土化再生产与再普遍化的 知识生产逻辑。该书在明确全球传播多重内涵的基础上复现了中国全 球传播研究与实践的自主性追求, 绘制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全 球传播新规范理论的多重想象框架, 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传播理论 体系提供了有益参照。 【关键词】中国特色　全球传播理论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汪罗, 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硕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站博士后; 研究方向: 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思 想史(邮箱: lawwong666@ 163. com)。李玥轩,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媒介史(邮箱: kingdomsora@ 163. com)。

当今世界越来越步入“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化研究的时代’, 在这个 时代中, 一个接一个学科将触角伸入到‘全球范围’ 内, 将自己重新定位 于一个地理上扩大的全球视野中。这种延伸使其他学科也进入到国际关系 的门槛, 因为一种日益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 的存在, 已经非 常必然地构成了研究的经验实体”。① 在此形势下, 传统国际关系中的敌我 划界、圈地占有、垄断控制等实践越来越难以脱离传播全球化的规定性与 依赖性, 全球传播因此成为“表征主体关系、社会制度、文化体系和传播 机制的介质, 成为国际舞台上国家与民族之间博弈之外的另一种显在形 式”。② 当前, 中国在实质性融入全球体系的基础上逐步引领了世界发展的 新潮流。如何经由全球传播的独特视域, 建构彰显中国智慧的全球传播理 论体系, 成为既务实又有科学性的重大时代命题。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高金萍教授的新著《全球传播导 论》(下文简称《导论》) 因创新的学术意识、精准的学术见解与个性化 的学术语言, 可视作对这一时期建构中国特色全球传播理论体系的有益探 索。《导论》秉持关切学科重大议题、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回应实践重大问 题的学术自觉, 厘清了中国全球传播理论变迁的知识社会学逻辑, 并基于 重大历史/ 冲突情境绘制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全球传播新规范理论的 多重想象框架, 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全球传播理论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当 然, 《导论》用这种 “得一门而入” 的方式穷尽中国特色全球传播理论体系 建构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主要表现为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是否 真正在新知识生产上以“原创” 为灵魂, 提炼出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 是 否真正与“传统” 相对接, 赋予中国国际传播全新的现代属性; 是否真正 面向中国“经验”, 在“本土—全球” 的辩证图示中重新理解中国特色的全 球传播理论体系, 还需要更多的发现与审视。

一、全球化借鉴、本土化再生产与再普遍化

已有学术传统表明, 中国全球传播理论体系的早期积累与大多数社会 科学的境遇一样, 主要源自西方国家在阐述后冷战时期进行的、以互联网 技术为支撑的跨国信息传播活动时所建构的全球传播理论。中国与世界日 益频繁而紧密的互动引发的全球传播秩序变革与全球传播权力转移, 尤其 是中国自身主体性与自主理论体系建构之间协同发展的诉求, 使学术议程 与政策议程加快融合, 进一步拓展了全球传播研究与实践的专业边界。

改革开放初期, 国家主要领导人决定将对外宣传纳入改革开放的整体 规划, 决定设立国家级的外宣机构。通过抽调中联部、中宣部、外交部、 新华社与外文局等机构业务骨干组建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 开启并主导 了以“交流—对话” 为核心理念的对外宣传体系。这一时期外宣的主要任 务是说清楚、讲明白中国践行和平发展与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努力开创 与世界各国发展的友好关系, 为中国进一步崛起与发展争取良好的国际舆 论支持。“交流—对话” 理念, 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日趋强化, 域 外的全球传播知识、思想、概念被持续译入中国, 并在中国语境中被不断 重构与融创, 与彼时中国对外传播研究与实践形成共有对话空间。

全球传播是由跨国公司主宰的网众传播, 是跨国公司介入传播结构所 引发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全球性力量, 跨国公司的发展规模跨越了民族 国家的边界, 其社会行动也超出了国家控制的范围, 逐渐成为与传统国家 平行发展、互相影响、相互制约, 甚至分庭抗礼的社会组织。它们对传播 资源的使用模式和传播内容的生产, 溢出了国际传播以“国家” 为分析单 位的解释框架, 使全球传播成为新的“替代性方案” 出现在历史进程当中。 进入21 世纪后, 中国全球传播的媒体产业格局日渐升级, 本土化的“文化 走出去” “媒体走出去” 战略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规划不断为中国全球传播 赋能, “以文化人” “精准传播” 渐入佳境, 媒体能力纵向提升与多元主体 横向扩充的现代传播体系成为中国全球传播的主导结构。加之数字化、平 台化跨国公司的广泛崛起, 全球传播生态步入更加智能与融合的“数字交 往” 时代, 促使中国全球传播在“本土化再生产” 的总体视域中强化理论 体系的创新性建构。

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国全球传播的战略属性被不断强化, 频频出现在 战略决策层面。中共中央高度关切国际传播工作, 从顶层设计、战略部署、 发展路径等方面作了系列指示与界定, 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传播理论体 系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导论》指出, 随着“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广泛传播, 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形象呈现出“稳中 向好” 发展态势, 中国全球传播进入了难得的战略窗口期, 与西方国家后 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的战略低迷期形成鲜明对比。然而, 随着“中美贸 易冲突” “新冠肺炎疫情” 等重大历史/ 冲突情境的横空出世, 全球传播生 态受意识形态逻辑与经济逻辑规制显现出的新博弈趋势愈加明显, 中国全 球传播前期积累的“信息信用” “形象红利” 又被逐渐解构, 新一轮“中 国威胁论” “中国负责论” 甚嚣尘上。对此, 有研究者建议中国全球传播研 究与实践要强化“中国” 这一“域值” 在全球传播理论体系建构中的操作 性, 通过知识译出、知识转化与知识传播的“再普遍化” 逻辑, 将自身的 历史传统、世界方位和传播实践汇入全球传播浪潮, 积极输出以“战略平 衡” “传播均势” 为内涵的“平衡传播”, 以及以“共生” “依存” “共赢” 与“互惠” 为价值诉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本土化的规范性理论传统, 持续为中国特色全球传播理论体系提供新动能, 祛魅全球主义、殖民主义 与帝国主义等霸权叙事与零和博弈思维, 形成共同且共通的、普遍适用于 世界的新的全球传播理论体系。

上述学术史脉络表明, 中国全球传播研究在“全球化借鉴” “本土化再 生产” 的知识生产路径中实现了理论体系建构的“上半场”; 继而“用中国 理论阐释中国实践, 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 的“再普遍化” 逻辑实现 了理论体系建构的“下半场”, 逐步形成内在结构系统化且逻辑严密可证 的, 经得起全球传播实践检验的自主化、知识化、体系化的理性产物。

二、中国全球传播研究与实践的自主性追求

《导论》基于全球信息生产、传播和消费三个环节, 将全球传播划分为 全球新闻传播、全球传播中的国家形象、全球传播中的公共外交、全球健 康传播、全球环境传播与全球体育传播6 种范畴。这种划分方式除涵盖全球 新闻传播、国家形象与公共外交这类常规研究议题外, 还创新性地将环境 传播、健康传播与体育传播纳入全球传播概念体系, 拓展了阿芒·马特拉 (Armand Mattelart) 绘制全球传播思想地图时确立的“战争、进步与文 化”① 三个支撑点, 为研究者思考并理解全球性问题全球传播的历史性与现 代性建构提供了更为完整与全面的研究视角。在全球一体的格局中, 共同 价值退场, 扭曲了人类生存本真的种族冲突、环境变化、主权危机等诸多 全球性问题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全球性问题分化带来了研究视域的分 化。在全球传播视域中, 全球性问题的生成与扩散, 既是一种全球传播的 过程, 同样是全球传播的研究对象。据此, 《导论》通过诸多数据与案例, 展现了中国全球传播研究与实践尊崇“交流互鉴” “互利共赢” 的原生气 质, 以及“化危机为契机” 的自主性追求。

全球新闻传播在互联网时代呈现出平台媒体、自媒体、机构媒体与专 业媒体多主体并存的新业态。平台媒体成为全球新闻传播的主力军以后, 重组了全球新闻传播分发系统, 打破了西方媒体的渠道围堵与封锁, 为非 西方媒体补齐渠道短板、进入全球传播主战场提供了新机遇; 由于平台媒 体变革了传统媒体时代“一对多” 的传播模式, 实现了以社交为基础、以 关系为表征、以算法为支撑的运作机制, 淡化了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控制 机制, 重构了全球新闻传播过程中的竞合格局。国家形象是新历史方位下 国家利益、国家战略与国家实力提升与发展的核心关切, 是全球传播研究 与实践的核心议题。在全球传播视域下, 国家形象表现为受众对一个国家 的主观认识, 是受众对该国认知、态度和情感的综合。掌握国家形象的建 构权是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前提。中国全球传播应更加自觉地形塑中国作为 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与社会主义大国的四重镜像, 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公共 外交本质上是彰显一个国家或群体价值观全球竞争力的核心指标, 是塑造 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声誉的有效方式, 其重要性往往在国际局势陷入冲突 情境得到凸显。《导论》从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新华社 对国家领导人抗疫指示的系列报道等案例着手, 认为政府机构积极运用媒 体手段阐明自身主张和观点, 以争取国际公众对本国支持的全球传播实践, 将有效促进中国声音传得更远, 中国形象的认可度与好感度将变得更加稳 定, 中国利益将得到更好维护。

为理解全球性问题及制定针对全球性问题的全球传播战略, 《导论》归 纳和总结了全球健康传播、全球环境传播与全球体育传播概念的各类描述 性界定, 确定了健康议题、环境议题与体育议题参与构建中国特色全球传 播理论体系的实践进路。作为本体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包容了反对霸权、 诉诸公平与公正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历史遗产, 也吸纳了传统中国 的天下体系对于世界大同的政治设想, 是最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解释力 的文明交流互鉴和国际传播的基本伦理准则。作为认识论的多元主义是复 兴全球传播理论创新的必要选择, 它能将概念体系中不同轴心层面的要素 与指向结合起来, 看清全球传播动态性与复杂性的本来面貌。作为方法论 的中层理论不刻意寻求终极理论解说, 而是从不同传播行动逻辑中追问全 球传播的内在规律, 推而广之获得全球传播的一般理论。

上述分析表明, 全球传播是一个多层次、多中心的概念体系, 内部各 个要素或指向是不均衡甚至是异质的。中国全球传播研究与实践的主线任 务, 是梳理各个要素或指向间的共性与差异, 明确各自边界、明晰各自职 能、规范各自关系、形塑各自机制, 在多元认识论与中层理论方法论的基 础上, 将“卫生健康共同体” “生态共同体” “体育强国战略” 汇入中国全 球传播研究与实践的浪潮, 共同推动中国特色全球传播理论体系建构再上 新台阶。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特色全球传播理论体系新支点

全球传播实践一般有两种主要目的: 一为理解全球其他人; 一为建构 全球共同体。在此, 全球共同体叙事的“中国版本” 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自由社会、理想国、公共领域、共同体与社群 主义等理想社会愿景普遍存在的泛自由主义倾向、过度公民自治、个人权 利与身份悖逆等局限性, 阐明构建卫生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的中心任务、 构建安全共同体以确保人类互惠性理解、构建发展共同体以适应风险常态 化、构建人文共同体以超越文明隔阂、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维护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多模态叙事的反身性思考确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为建构中国特色全球传播理论体系的新支点, 可算作重大理论创新。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民族—国家” 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同时显现, 与全球传播具有的传播主体弥散、传播内容无界、传播方式融合、传播媒 介多元与传媒产品环球等特征体现着相当程度的同构性, 消解又重塑着国 际传播固有叙事体系的主导性与绵延性。一方面, 国家作为传播主体的传 播影响力和信息控制力日渐式微, 不再是国际性信息的唯一发出者, 其固 有的政治性信息方式的主导模式逐步被人类共同性的文化、经济及娱乐性 信息方式所替代。另一方面, “民族—国家” 的消退并不必然带来“良辰美 景” 般的全球传播生态, 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逆全球化浪潮崛起、政 治不确定性危机增加、民族主义猖獗、流动性风险增加等状况。“全球化程 度最高” 的互联网也在传播技术管制、内容审查与域名分配上时刻映射着 国家利益, 全球传播要求抽离“民族—国家” 的诉求也并未完全兑现。在 此形势下, 民族与国家, 以及源于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与个 人都希冀秉持“对话式文明观” 展开跨文明平等对话, 形成跨文化的互惠 性理解, 让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切身感受到世界既不是一个至大无外而容纳 一切的一统化、一体化的“天下”, 也不是一种主权国家和其他政治单元都处 于某种国家机构的权威之下的僵化的世界政治体系, 而是由追求全球主义、 普遍主义范式并给予践行的全球各民族国家人民所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意味着“由通到化” 的新型全球传播哲学。其兴起的叙事‘原型’”。 ① 落实到实践维度, 即要实现全球传播的“由通到化”。

通达是“由通到化” 的第一个目标, 它以可触达、可沟通、可理解、可互 鉴的跨文化对话为前提, 积极推动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 向世界宣 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转化是“由通到化” 的第二个目标。它能呼应20 世纪在冷战背景下由中国提出的“第三世界理论” 与不结盟国家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框架内发起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 运动, 重新开掘这些 未完成的历史实践与知识遗产, 推动全球传播实现秩序民主化的政治主张 和历史意识, 突出中国作为全球传播新秩序倡导者与行动者的双重角色,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由理想转化为现实、转化为世界广泛接受并认可的新 型全球传播哲学。

《导论》重新廓清了全球传播理论框架与全球传播研究的基本范畴, 围 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传播生态变局与权力转移的现实语境, 将“人 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中国特色全球传播理论体系建构的新支点, 为建构中 国特色的全球传播理论体系提供了重大机遇, 也为中国全球传播抓住历史 机遇实现新知识生产提供了重要方向。

有着非常明确的全球化语境, 代表了中国主导全球化发展方向的同时也起 到了抵御“逆全球化” 浪潮的积极作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践行进程 中, ‘中式全球通化’ 的思想内核以及跨越文化、和而不同、包容全人类的 价值诉求, 有利于不同文化思想的开放和包容性融合, 将文化差异转变为 文化创造力的源泉, 推动全球文明间的深度对话, 形成全球传播理想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