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电影外交” 及其对讲好中国故事的启示∗

吴　非　李　旋

【内容摘要】“电影外交” 的思想完整性和技术冲击性可以有效传达一 国的文化与政策。美国政府、军队、情报界在世界大战和冷战中深谙 “电影外交” 的有效性, 通过特定的机构或专门的政府人员与电影界进 行沟通并影响其内容制作, 吸引受众对美国文化的向往和对其生活方 式的复刻。美式“电影外交” 是冷战时期影响他国民众思想与行为的 延续, 服务于美国外交的政策目标。在中美两国博弈加剧的今天, 美 式“电影外交” 依然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政治效益, 而致力于传达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思想的我国“电影外交”, 却面临出口量和吸引力不足 的问题。我国“电影外交” 拥有丰富的故事资源, 但在出海内容对如 何平衡希望传达的思想与受众关切的问题仍有待解决。要解决这一问 题, 在“电影外交” 中传播“有趣”、与海外受众“ 有关” 的中国故 事将是一个突破口。 【关键词】美国　电影外交　中国故事　启示

【作者简介】吴非,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新闻史 学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研究会副会长; 研究方向: 国际传播、俄罗 斯媒体、公共外交(邮箱: wuf205@ me. com)。李旋, 暨南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大众传播教研室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 向: 国际传播、公共外交、信息战(邮箱: 592534214@ qq. com)。

“电影外交” (Cinema Diplomacy) 作为公共外交的一部分, 相比较电 视、广播、纸媒等传统媒体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 以娱乐和艺术为基调的 特点能对受众产生更加潜移默化的直接影响。本文阐述“电影外交” 在公 共外交中的双重属性、美国“电影外交” 在实践中的成功经验, 以及在大 国博弈加剧的情况下我国通过“电影外交” 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的挑战及应 对措施。

一、“ 电影外交” 在公共外交中的双重属性

电影作为向民众施加信息影响的重要手段, 在战争年代是达到宣传目 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曾任美国国家战争情报局局长的埃尔莫·戴维斯(Elmer Davis) 表示, 向大多数人的思想注入宣传的最简单方法, 就是通过娱 乐图像进行, 这使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置身于宣传之下。二战期 间纳粹德国也充分利用电影进行战争宣传, 统计发现, 纳粹德国当时共制 作了约1300 部影片, 多数电影是非意识形态化或包含极少数意识形态内容 的娱乐电影。纳粹德国的宣传大师戈培尔认为, 电影院主要被用于身心放 松和从残酷的现实中解脱出来, 没有必要让观众在电影中了解过多的政治 和意识形态, 但每次放映电影前, 电影院都会放映德国的宣传短片, 在电 影开头前持续10—15 分钟, 以达到宣扬战争的目的。① 美苏共同对抗纳粹 德国时, 美国也制作了一系列试图向国人表明“苏联人与我们一样反对纳 粹” 的电影, 这也被证明是当时最有效的手段, 因为彼时电视刚迈出宣传 的第一步。②

在后全球化时代, 电影在促进跨文化交流、在他国民众中树立良好国 家形象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电影外交” 作为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具有双重属 性。从渠道来说, “电影外交” 是媒体外交的一部分。1983 年迈阿密大学传 播学院教授Jyotika Ramaprasad 发表了题目为《媒体外交: 定义探索》 (Media Diplomacy: in Search of a Definition) 的文章, 提出媒体外交可以被视 作报纸外交、电视外交、卫星外交的变体。“电影外交” 不同于传统媒介和 新媒介, 具备稳定、丰富的娱乐图像, 加纳大学莱贡传播研究学院国家电 影电视研究所兼职教授莱纳斯·亚伯拉罕(Linus Abraham) 认为, 没有比 电影更能塑造身份、定义文化的心理图像工具了。电影作为公共外交的微 妙力量, 承担着促进制作跨文化图像的责任, 这对促进世界各地的和平交 流尤其重要。除此之外, 电影所具备的3D 视觉体验也使其不同于传统电视 的观感, 这一技术优势使电影的思想得到了更具冲击力的表达。

从内容来说, “电影外交” 是文化外交的一部分。伊比利亚—美洲大学 国际研究系教授塞萨尔·维拉纽瓦·里瓦斯(Cesar Villanueva Rivas) 认为, 文化外交搭载电影能使人们更容易互相理解民族和文化, 并成为一国软实 力的有力体现。但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中心主任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J. Cull) 认为, 电影在文化外交中处于微妙的位置, 它既是跨文化沟通的宝 贵方法, 也是跨文化交流中必须反击的产品。许多美国大使馆文化专员都 表示, 真正的美国不像在电影中看到那样。换句话说,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 创作构建了一国民族文化的“拟态”。 电影让受众能够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到 这个世界, 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倾听” 一国的文化思想。例如, 宝莱坞 电影《我的名字是汗》就让美国人重新思考自身, 但也迎合了美国移民希 望实现“美国梦” 的思想。另一部由在美国居住的加拿大人詹姆斯·卡梅 隆(James Cameron) 执导的好莱坞电影《阿凡达》, 也通过压倒性的3D 视 觉体验, 呼吁对土著权利的尊重、对大企业和军事承包商的控诉, 以及对 外交和文化的理解①,这同时意味着好莱坞成为讲故事的跨国中心,而不是只 服务于美国本土电影制作人,使好莱坞具备包容性和多样性,成为美国在全 球文化影响的领军主体。

美国是全球“电影外交”实践的领先国家之一,其“电影外交”成功实现美 国的海外政策虽使受众时有不满,但美国文化对他们的吸引力却从未减少。 美国“电影外交”的成功可以归结为三大原因:一是市场原因,美国政府20 世 纪80 年代推行新自由经济下的全球化市场,互联网和市场一体化为电影的流 通提供了便利;二是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也为美国电影的传播降低了语言 门槛;三是美国电影制片的巨大财力支持和美式叙事风格,都为影片在全球 流通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中,美国电影在内容上对人类普遍情感的关注、对娱乐与艺术的结合 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例如,电影《泰坦尼克号》《乱世佳人》广受欢迎,并不是 因为其颂扬了美国的价值观,而是因为其中的爱情故事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美国电影将艺术和娱乐结合,使受众在观赏中可以逃避现实和日常问题,2024 年上映的讲述成年人与焦虑和解的故事《头脑特工队2》(Inside Out 2),在北 美上映 10 天就打破了3. 55 亿美元的票房记录,全球票房记录更是冲破了 7. 48 亿美元。该片在中国上映后也获得较高评价,豆瓣评分高达8. 4 分。 美国电影制片人也有意识地支持电影的娱乐作用。电影与娱乐的结合能使观 众放松,并完全沉浸于创作者的想象力中,受众的批判性思维被削弱,电影可 以成为改变个人或群体行为的催化剂,使受众无意识地复制作品中主角的生 活方式和习惯。美国电影外交由于在传播美国生活方式上的有效性,也被科 罗拉多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埃里克·法托(Eric Fattor)称作是美国的“娱乐 化武器库”。①

二、美国政府、军队、情报界深入参与“ 电影外交”

美国“电影外交”的成功,不仅与其对人类共同情感的关照和娱乐方式结 合有关,也与美国政府、军队、情报界的协调密切关联。美国政界参与到“电 影外交”中,是确保电影全面展示“美国梦”和美国人形象的基础,也是确保电 影塑造美国文化吸引力的“把关人”。

对于有效影响公众思想的公共外交,美国政府一直给予充分、及时的关 注,并进行管理和协调。美国“电影外交”始终与政府深度合作,在两次世界 大战与冷战中,美国政府与美国电影相互成就、推动美国电影扩大在欧洲的 市场份额,使其在当地电影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并塑造美国具备高雅文化的 形象。早在一战结束后,美国电影业就在政府的支持下大量占领欧洲市场, 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的公共信息委员会成功地使用好莱坞作为非官 方的宣传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又通过电影破除欧洲人对其传 统文化的偏见,并形成了美国具备高雅文化的形象,9 家主要电影公司(联合 艺术家、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米高梅、派拉蒙电影公司、雷电华电影公司、二十 世纪福克斯、联美电影公司、环球影业、华纳兄弟)在战争结束后立即成立了 美国电影出口协会(MPEA)。美国电影在欧洲普遍存在文化危机和美国对全 球经济冲击的背景下取得了成功。①

美国政府都与电影制片人密切合作,向世界传递美国的政策信息,并同 时实现盈利。好莱坞电影在传递信息的有效性、稳定性和持久性上表现卓 越,成为美国政府“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电影大部分都是关于美国 的故事,背景与主角都来自美国,这使美国电影在全球公众意识中形成和维 持着美国的吸引力,对传播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政府虽然重视电影外交的作用,但没有对电影产业 进行直接补贴。美国电影协会(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以下简称MPA)是 连接美国政府与电影业的重要机构之一,其总部位于华盛顿,充当电影制片 厂和政府之间的中间人,是美国电影在国会和政府中争取利益的游说者,包 括好莱坞5 家电影制片厂:华特迪士尼公司、索尼影业、派拉蒙影业、环球影 业、华纳兄弟和流媒体平台“奈飞”(Netflix Studio)。协会的对外活动就是要 确保美国电影在海外市场的开放与打击盗版,因为其优秀的谈判经验甚至被 称作“小国务院”。

美国电影协会的首任主席是共和党前全国委员会主席和邮局局长威尔· 海耶斯(Will Hayes)。1966—2004 年的主席杰克·瓦伦蒂(Jack Valenti)曾担 任过林登·约翰逊总统的顾问。目前协会的主席查尔斯·里夫金(Charles Rivkin)是美国媒体高管和前外交官,曾担任美国经济和商业事务助理国务 卿,并担任过四年多的美国驻法国和摩纳哥大使。该协会成员很大部分是由 具有丰富经验的政府外交官、贸易专家和律师组成,“旋转门”制度确保了前 政客在协会中充当电影公司和政府的中间人,并连接起美国政府与电影之间 的密切关系。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已经发现了电影外交的巨大潜力,MPA 协助政府开 展支持反希特勒联盟的信息运动,并在战后向欧洲出口展现“马歇尔计划”成 就的电影,以协助美国政府在欧洲构建“美国梦”。1944 年,美国副国务卿萨 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在《给外交使团所有工作人员的指示》中指出, 国务院有兴趣开展全面合作,以保护美国电影在海外的利益,并希望电影界 精诚合作,通过其作品在国外传播的形象,为美国建立正面形象和良好声誉。 美国电影协会与政府关系密切,协会工作人员甚至可以使用国务院的安全通 信方式传达重要信息。

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利用好莱坞影响广大受众。20 世纪90 年代末,派拉蒙影业员工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之间的定期通信被发现,派 拉蒙员工根据CIA 的要求删除了《箭头》(1953)电影中美国残暴对待印第安 人的画面,以避免苏联利用美国的种族关系问题做文章。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继续与好莱坞进行紧密合作。“9·11”事件后,至 少40 名美国电影界高管会见了布什总统的高级政策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l)。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电影制片厂都派代表参加了由白宫发起的会议。 会议结束后,白宫支持了《DC9/11:危机时刻》的拍摄,美国电影协会时任主席 杰克·瓦伦蒂认为,好莱坞有责任向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展示美国做慈善的 形象。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开始推动军队和情报机构支持电影制作。例如, 国防部与“梦工厂”公司紧密合作,美国影业积极利用军方的道具降低制作成 本并使电影画面更加真实。美国五角大楼也帮助制作了电影《真实的谎言》 《独立日》和《钢铁侠》,以构建美国军事力量的正义性及其为全人类带来的好 处。美国电影可能会批评其政府过度使用军事力量,但不会批评军事力量或 军队本身,它们假设美国军队有在任何有争议地点进行军事活动的正当性, 但对背后的跨国利益只字不提。

好莱坞与华盛顿之间也共享经济利益。奥巴马时期的前商务部长约翰· 布赖森(John Bryson)同时担任华特·迪士尼和波音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前 “梦工厂”动画总裁刘易斯·科尔曼(Lewis Coleman)也在美国军工公司诺斯 罗普·格鲁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 Corporation)兼职,以上官员职务的双 重性确保了美国电影与国防部的密切关系。

目前,美国著名流媒体视频“奈飞”也助力“电影外交”活动。“奈飞”制 作的电影最早遭受了电影界的大量质疑。知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Steven Spielberg)甚至表示:“奈飞推出的电影就不应该有资格参与奥斯卡奖 的角逐”。① 但是, “奈飞” 制作的原创电影《罗马》(Roma) 在第91 届奥 斯卡奖颁奖典礼上获得10 项提名、3 项大奖的成就使电影界不得不直面流 媒体平台带来的挑战。对于美国“电影外交” 来说, 奈飞在传统电影制片 厂制作高质量电影的同时, 为制作成本相对较低、但具备文化多样性的电 影提供了平台和机会, 使其与传统电影制片厂相辅相成, 推动美国电影在 海外院线和院线之外的传播。截至2022 年, “奈飞” 平台上收视率最高的 20 部电影中有16 部为美国制作。网络平台收集到的用户数据也使“奈飞” 更能以受众为导向制作相关电影。

新冠疫情后, 好莱坞电影在全球电影市场的复苏十分强劲。 2022 年, 全 球票房收入前10 位影片中, 有 8 部的主产地为美国, 主要为系列电影的续 集。2023 年全球前三大电影也全部来自美国, 即《芭比》《超级马力欧兄 弟大电影》和《奥本海默》。《芭比》关于女性主义的内容引发了受众的广 泛讨论, 《奥本海默》更是因为其拍摄形式与严肃的内容获得了第91 届奥 斯卡最佳影片奖。可以说, 原创电影、传统系列电影、流媒体平台“奈飞” 制作的电影之间的竞争保证了美国电影市场的活力, 也确保了美国电影得 以大量输送去参与奥斯卡金像奖角逐, 这一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主 办的电影界“春晚” 进而成为吸引全球目光, 并作为观影指南的年度性 活动。

电影制片人兼宣传专家马修·阿尔福德(Matthew Alford) 博士表示, 好莱坞是在严格的意识形态范围内运作的, 电影产业的首要目标是盈利, 另一目标是, 通过跨越主流信仰体系的界限并展示真实自然的现实生活实 现意识形态控制。美国机构也经常在多边贸易协定中产生的双边贸易问题 上捍卫美国电影协会的利益。虽然美国政府不利用国家审查影响电影内容、 不对电影业提供大量财政支持, 美国政府也未与电影界进行立法和机构层 面上的正式合作,① 但通过电影协会机构确保好莱坞与华盛顿之间的共同利 益, 可以使美国电影在政府顾问的思想影响与“思想自制” 下进行公共外 交, 影响外国受众的思想。

三、大国博弈加剧背景下通过“ 电影外交” 讲好中国故事

大国博弈的加剧使公共外交面临更大挑战, 从媒体外交的角度来说, 电视、广播、纸媒等传统媒体面临被标记为“外国代理人” 的风险, 新媒 体平台被质疑算法成瘾及数据隐私问题, 媒体人在公共外交中的主观性与 分散性不可避免, 这都使“中国故事” 在通过媒体外交传播的过程中遇到 信任度降低和不成体系的问题。“电影外交” 作为媒体外交的一部分, 具有 必须在特定地点、特定时间观赏的特殊性, 传达的故事相对完整, 对受众 的思想影响较为稳定和持久, 这使“电影外交” 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 窗口。

就我国现阶段的“电影外交” 来看, 仍存在出口量小和对外吸引力不 足的问题, 这个问题即使在政治关系友好的对象国中也是如此。以中国电 影出口俄罗斯为例, 民意调查显示, 俄罗斯居民虽然总体上对中国好感度 较高, 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却远不如对欧美文化的兴趣高。这与他们对美 国的态度和美国文化的好感度正好相反, 也反映了我国“电影外交” 在内 容方面存在一定问题。根据笔者2023 年2—4 月的观察, 美国好莱坞电影依 然占据俄罗斯电影市场很大的比例, 俄罗斯受众也普遍对好莱坞电影更感 兴趣且评价较高。以2023 年同时期在俄罗斯上映的中国电影《流浪地球2》 和好莱坞电影《疾速追杀》(John Wick) 作为比较对象, 后者无论在排片量 还是评分上都高于前者。与此同时, 同样为航空主题的俄罗斯电影《挑战》 的评分仅仅与《疾速追杀》持平, 俄罗斯受众对美国主流旋律电影《盟约》 的评价也颇高, 其评分与《挑战》接近。2023 年3—4 月, 俄罗斯yandex. afisa 软件上高于7. 0 评分的新上映西方电影数量, 与俄罗斯电影数量总体 相近。而6 月在俄罗斯上映的中国电影《长空之王》, 相比较《流浪地球 2》获得的评分和关注度都更高, 这也反映了俄罗斯受众对《流浪地球2》 中的人类合作内容, 不如对《长空之王》里中国如何自主研发技术、对抗 西方技术霸权、捍卫领土权益的内容更感兴趣, 也更贴合普京治下俄罗斯 的对外政策目标是捍卫其大国地位的思想。

换言之, “电影外交” 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电影内容本身对人类普遍情 感的关注, 也取决于在各国政府政策下民众对信息内容的偏向, 而内容传 达的基础仍离不开娱乐带给受众的放松感, 在这种状态下电影中的思想将 会得到更好的传播。

总体来说, 我国虽然拥有丰富的故事资源, 但仍需要国家在政策和内 容上引导与协调, 确保出海电影的内容符合我国的对外政策目标, 以及对 人类情感普遍性与对象国居民信息关切方向的结合。与此同时, 也要避免 如美国电影中过度美化的“拟像”, 正如赵启正教授所言, 真实不必刻意拔 高, 七分优点、三分缺点才显得更加真实。

当前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 我国媒体外交的传统渠道受阻, 媒体 人在公共外交中的主观性和分散性不可避免。而“电影外交” 作为媒体外 交的一部分, 同时具备文化外交中的非意识形态性, 其稳定性、完整性、 持久性的优点已使电影成为我国面向不同国家受众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窗 口。现阶段我国“电影外交” 面临出口量小和吸引力不足的问题, 这进而将 使我国在大国博弈中面临文化吸引力不足和被他者“构建” 形象的问题。 而美国政府对电影外交的关注贯穿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 美国政府通 过“旋转门” 制度, 使政府人员进入电影协会, 连接华盛顿与好莱坞, 形 成美国政界确保电影外交内容的调整、电影业界将内容与娱乐相结合的合 作模式。但需要指出的是, 美国电影外交的成功最终服务于其影响他国民 众思想与行为的目标, 以输出美式文化和美式生活为导向, 与我国“美美 与共、天下大同” 的初衷并不相同。我国“电影外交” 拥有丰富的故事资 源, 但电影内容的挑选与调整需要政府进行沟通和指导, 也需要业界在此 基础上充分融合内容与娱乐, 使电影的呈现符合受众国家的信息需求, 并 在此过程中讲述中国故事。

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公共外交的发展和作用∗

张　鹏

**【内容摘要】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的落地性和常设状态, 使其公共外交属 性与意涵有相当的延展性, 合作园区本身既具有国家之间合作的象征 性, 又通过吸纳就业、投资和园区产业发展, 对当地经济社会、民众 生活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公共关系影响。合作园区本身还可以“ 媒体 化”, 既要讲好企业自身的故事, 也要讲好国家关系的故事, 还要接受 当地和国际媒体监督, 并建设好自身的媒体关系。中国境外经贸合作 园区经过四个阶段的发展, 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和经验, 拥有全球 范围数量最多、类型最多元化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在实践上, 通过 确认考核的20 家境外经贸合作园区, 确实对中国公共外交做出了相当 多的贡献。因此, 其他各类近200 家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的公共外 交经验和教训也值得系统总结。 【关键词】境外经贸合作园区　中外合作园区　公共外交

【作者简介】张鹏: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察哈尔学会 研究员; 研究方向: 全球城市网络和城市外交、公共外交与公共 关系、城市经济和特殊经济区研究(邮箱: zhangpeng@ shisu. edu. cn)。

境外经贸合作园区与20 世纪60 年代以来的“特殊经济区成为提升工业 化水平的有效政策工具” 直接相关。在实践中, 东道国和投资母国越来越 感受到合作建设经贸合作园区是一种促进国际合作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 有效方法, 外国投资可以直接深度参与园区建设, 甚至直接担任园区开发 商、运营商和用户等多重角色。① 从区域经济学研究的角度看, 境外经贸合 作园区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区, 也是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兴载体和对外 绿地投资的一种产业集聚模式。在全球范围内, 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对东道 国建设本国核心产业链体系、投资母国进行产业链海外布局、跨国企业系 统提高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化发展等多个方面都有 重要意义。可以说, 各国至少都会在国际务实合作的程度上高度重视境外 经贸合作园区, 而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的公共外交作用和实践的专题探讨, 也有助于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的长远发展。

一、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及中国相关发展历程

国际上对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并无严格定义。在联合国系统, 联合国工 为对各类园区的总称, 将其定义为“政府为促进工业活动而划出的享有财 政和监管激励及基础设施支持的特殊地理区域”。境外经贸合作园区也是一 体两面的: 对于投资国来说是境外园区, 对于东道国来说主要是合作园区。 联合国贸发组织在宽泛意义上认为全球有约6000 个特殊经济区。“至少有 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园区有外资参与, 初步估计广义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有 2000 家左右。”① 在全球范围内, 中国、新加坡、日本、韩国、德国、法 国、美国以及东南亚新兴国家, 都在建设各具特色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主要是中国企业“走出去” 历程中的时代产物。

既有研究指出了其发展的四个阶段: 中国企业自主探索、国家政策扶持下 快速成长、“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高速发展、“后疫情” 和“再全球化” 时 代的稳定调整。② 这四个时期分别指向20 世纪90 年代末至2004 年的中国 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建设的自主探索期; 2005 到2012 年,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 园区建设在政策支持下的快速成长期; 2013 到2019 年,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 园区建设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高速发展期; 新冠疫情期间到其结束后, 随着各国重启开放政策, 园区建设也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同一时期受世界 地缘政治经济因素和以美国为首的产业链联盟政策影响, “再全球化” 时代 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

关于中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数量, 目前学界主要引用商务部截至 2021 年底“纳入统计范围” 的46 个国家的113 家园区, 以及中国国际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发布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高质量发展报告2023》统计的 125 家园区(其中112 家园区位于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除此之外, 未 业发展组织(UNIDO) 将工业地产(industrial estate) 定义为“为满足一群 企业家的需求, 将一块土地根据总体规划划分为若干开发区块, 并配备道 路、运输和其他公共设施, 有时也会有其他共用设备”。联合国贸发组织 (UNCTAD) 则使用“特殊经济区”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 概念作 纳入统计范畴的中资企业境外产业园区预计有100 多个。上述境外经济贸易 合作区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落地” 平台。据商务部“走出去” 公共服 务平台最新数据, 2023 年,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 接投资2240. 9 亿元人民币, 比2022 年(下同) 增长28. 4% (以美元计为 318 亿美元, 增长22. 6%)。对外承包工程方面,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6007. 3 亿元, 增长10. 7% (约合2271. 6 亿 美元, 增长5. 7%); 完成营业额9305. 2 亿元, 增长9. 8% (约合1320. 5 亿 美元, 增长4. 8%)。2023 年7 月发布的商务部《2022 年中国对外投资合作 发展报告》披露: “截至2021 年末, 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分 布在46 个国家, 累计投资507 亿美元, 上缴东道国税费66 亿美元, 为当地 创造就业岗位39. 2 万个, 有力促进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目前, 公共外交研究的主体已非常丰富多元, 但仍鲜见专门的境外经 贸合作园区公共外交专题探讨。“园区公共外交” (Industry Park Public Diplomacy) 在中外文文献中都是缺失的, 主要的替代性研究是“企业公共 外交”, 如《“一带一路” 沿线中资企业的公共外交实践》① 《公共外交视角 下的中国企业海外社会责任》② 《跨国经营公共外交十讲》③ 等。

二、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公共外交的定义

目前, 在中国商务部层面, 对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的准确定义, 即“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注册、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中资控股企业, 通过在境外设立的中资控股的独立法人机构, 投资 建设的基础设施完备、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健全、具有集聚和辐 射效应的产业园区”。关于其相关业务, 则规定“企业开展境外经济贸易合 作区建设, 应根据境外投资有关规定, 在境内完成国家对外投资备案或核 准手续, 取得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并在境外依据东 道国法律完成相关登记注册手续, 成立合作区建区企业。建区企业通过购 买或租赁的方式获得土地, 完成完备土地法律手续。建区企业应对园区建 设运营、产业定位制订清晰的规划, 完成园区所需的水、电、路等基础设 施建设, 并制定清晰的针对入区企业的服务指南, 吸引企业入区开展投资 生产”。

而公共外交的经典定义, “是指一国政府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 式, 了解、获悉情况并影响国外公众, 以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进而增加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从严格的学术角度出发, 公共外交的 定义其实并无定论。如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明确“视公共外交为一种面向 公众的政府行为, 服务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外交政策目标, 在实践中可能具 有一定的攻击性”; 英国式的公共外交则“更加强调非政府组织、团体的主 要角色, 认为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只是评估和指导”。众所周知, 中国对公共 外交这一“舶来品” 有一个接受和转化的过程, 目前“在中国的外交实践 和官方话语中, 公共外交经常与民间外交、城市外交并列, 都放到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背景下构建, 强调民心相通, 主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 动国际社会的公正、和平与发展服务”。也正因如此,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园 区会在理论和实践上被“寄予” 某种厚望, 同时成为民间外交、公共外交、 城市外交的主体, 在东道国发挥某种“民间外交引领作用、公共外交骨干 作用、城市外交桥梁作用”, 成为中外友好交往的象征。①

基于上述讨论, 本文对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公共外交的一般定义是: “通 过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的建设和发展, 投资国方面的园区建设运营方能够不 断积极影响当地公众, 进而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最终增加本 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 除符合一般定义外, 还 同时具备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和城市外交属性和职能, 通过境外经贸合作 园区公共外交, 中国正在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建立真 正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中国境外 经贸合作园区公共外交能够助力“一带一路” 倡议实现以点带面, 从线到 片, 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格局。

三、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公共外交作用机制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公共外交在作用机制上离不开主体行为、客体 影响和有效反馈的形成, 需要符合公共外交的基本原理和顺应其基本规律。 随着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建设不断走向深化, 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先后出 台了《关于加强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风险防范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境外 经贸合作区服务指南范本》《关于支持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发展有关问 题的通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合作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企业 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引导、规范各级各类境外中 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发挥专长、合法合规和可持续发展。目前, 特别是通 过商务部确认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 不仅是在相关产业平台, 更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发挥着长效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公共外交作用。

尽管只有20 家合作园区入列, 但下表所示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的开 发建设主体、运营主体的多元性, 所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不一致性 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公共外交要从三重作用机制 上同时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