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中我国对外话语传播研究报告

申 阳 范大祺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西方一些势力不断制造和散布 虚假信息，抹黑污蔑中国形象，主要通过“知情默许”说、 “结盟对抗”说、“拱火挑拨”说、“混淆内外”说、“分 裂脱钩”说五种方式开展信息战、舆论战，与中国进行零和 博弈式的大国对抗，以此诋毁、打压中国。在此复杂局势之 下，中国采取灵活多样的话语策略，坚持用事实真相、实质 原则、理念共识、人本情怀以及担当道义说话，不仅维护了 良好的国家形象，亦在国际话语协作和舆论攻防等方面作出 了有益探索。

2022年2月俄乌局势恶化以来，美欧等不断加大对俄极限制裁，危机溢 出效应波及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国际形势、 态势、情势瞬息多变，舆论攻防交锋尖锐复杂，话语博弈对抗持续升级。基 于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2021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2022年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等重大议题下对外话语传播的理论建构、经验积累、队伍锻 造和机制建设，我国对外话语生产供应链逐步完善，话语工具储备日趋丰 富，在乌克兰问题上，无论是应对处置美西方话语陷阱、遏制反击负面舆论 逆流，还是维护良好国家形象、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等方面均取得了实质性成 效，为我国进一步在国际话语权斗争中机制性应对、策略性突围、创新性建 构和系统性破局提供重要启示借鉴。

美西方涉中负面论调和话语陷阱的基本情况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演变，美西方一些势力不断制造和散布虚假信 息，抹黑污蔑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公允立场，有意挑拨中俄、中乌、 中欧关系，误读误判中国战略意图，试图将中国裹挟进其制造分裂的话语陷 阱，借助信息战、舆论战推卸责任、打压中国。综合研判美西方涉中负面论 调和话语陷阱，主要分为以下五类情况。

一是“知情默许”说。美国一些媒体及个别政要诬陷中国对俄罗斯的军 事行动“事先知情”，要求俄方在北京冬奥会后再动手，并对俄乌局势的恶 化“视而不见”“无所作为”，更有甚者借此讨论制裁中国的必要性。这种 论调颠倒黑白、毫无底线、绝对错误，妄图以“甩锅”“挖坑”“拉下水” 等惯用伎俩，掩饰问题背后的真正原因，制造中国有能力维护和平却置之 不理的错误印象，否定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有部分西方舆论认为，“中国对升级冲突不感兴趣”，当前只有中国具 备出面斡旋和调停乌克兰危机的能力，希望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发挥大国影响 力，推动俄乌局势尽快缓和降温。对于这些具有一定客观事实基础的论调应 加以有效甄别，在反对别有用心的“选边”“站队”施压威胁之外，还应利 用好其中理性和善意的声音，借以批驳误导信息和恶意言论，强化“中国担 当”的正面印象。

二是“结盟对抗”说。美西方鼓噪中国“支持”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 动，污蔑中国在俄乌冲突中提供所谓“军事支援”，并借2022年2月5日中俄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 发展的联合声明》，构陷“中俄结盟”，并臆想“中俄要联合起来企图推翻 所谓西方秩序”，创造所谓“以中俄独大的世界秩序”。然而，美国总统国 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却“自我辟谣”，宣称“没有发现中国向俄罗斯提 供军事装备的任何证据”。这些前后矛盾、颇具讽刺意味的论调，意在将中 国拖入其占据主导地位的“二元对立”的国际秩序和舆论格局中，歪曲中俄 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本立场，否定中国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破坏中国代表国际格局稳定性和正能量的大国形象，甚至渗 透反噬国内舆论，削弱民意支持，影响政治信任。值得警惕的是，美西方以 冷战思维制造阵营对立，有意对中俄进行道德捆绑，暗示、夸大中方对俄方 的影响力，借此要求中方承担超出国际义务的和平责任。对此，应准确把握 和阐明“盟友”与“伙伴”的本质差异，讲清楚“不封顶”“不设禁区”的 战略伙伴关系亦有独立自主的价值底线和共同原则。

三是“拱火挑拨”说。部分西方媒体和政客声称中国“质疑独立国家 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不关心”乌克兰人权，抹黑中国是希望乌克兰局 势恶化的“拱火者”，粉饰美国才是乌克兰局势的“缓和者”。北约秘书长 斯托尔滕贝格还放狠话宣称“将在北约峰会上处理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的角 色”。这类毫无依据、扭曲事实、有违正道的论调，将中国视作其操控欧洲 “集体安全”议题的“假想敌”，将积怨深刻、背景复杂的危机简化成普通 民众易于理解的“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旨在否认中国在劝和促谈和人道主 义援助上的努力。然而，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并追加援助武器和设备、在乌周 边北约盟国集结增派军队、对俄罗斯出台严厉制裁措施等一系列排兵布阵， 充分暴露了其始作俑者和最大推手的真实角色，暴露了其在人道局势和难民 问题上的惺惺作态，暴露了其推动俄乌冲突长期化的险恶意图，引发国际社 会诸多争议。另一方面，乌克兰官员对中国立场的说辞评论则接连三变、渐 趋和缓。从对中国提出要求到同意中方立场，再到“非常尊重中国”，希望 中方“保持这个立场”，乌方还多次呼吁中方在寻求政治方案、解决乌克兰 问题方面发挥“更突出”作用。这些表态也反映出乌方对美西方态度的日渐 矛盾，以及对“我是谁”“我向何处去”的困惑无解。

四是“混淆内外”说。我们还注意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台湾民进 党当局热衷于“蹭热点”，将乌克兰问题同台湾问题相提并论，“碰瓷”式 宣称“不要使今日之乌克兰成为明日之台湾”，操弄话题、蛊惑人心。更有 美西方势力煽风点火，攻讦中国借乌克兰危机渔利，将乌克兰比作未来台湾问 题的现实版，臆测中国“乐见”俄乌局势恶化以图抓住“战略机遇期”，趁势 “收复台湾”，甚至炮制出“新冷战”等话语陷阱，大肆渲染台海冲突风险。 此类刻意双标、偷换概念、混淆事实的论调，实际上是挑战和掏空一个中国原 则，纵容鼓动“台独”势力发展，是对干涉中国内政、企图“以台制华”、抱 薪玩火行径的再升级，更加考验我们的话语应对能力和舆情处理水平。 五是“分裂脱钩”说。除有部分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 模糊、态度较为暧昧外，还有一些西方舆论反向猜测中国会“切断”与俄乌 贸易往来以求“脱钩”自保。这是对中国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国策的误解， 也是对中国明确反对单边制裁解决争端的无视，企图打着“金德尔伯格陷 阱”旗号破坏共识、挑动矛盾、制造分裂，将中国置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对 立面。这种危险论调正在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反思和警惕。包括美国布 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瑞恩•哈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 曼宁等在内的部分西方智库人士认为，大多数西方舆论“用错误的二元论评 估中国对俄乌危机的态度”是不理性的。俄乌冲突的加剧对中国没有任何好 处，观察中国的态度“不能非黑即白”，应该“以中国采取行动的程度来衡 量”。法国驻华大使罗梁表示理解中俄之间的特殊关系，理解中方希望各方 关切得到照顾的愿望，认为在促进开展实质性谈判以实现真正停火方面， “中国可以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且正因如此，以2022年上半年轮值主席 国法国为代表的欧盟方面与中方已在不同层面进行了一系列接触，以促进和 平解决危机。

此外，包括巴西、印度、印尼、南非、阿联酋等非西方国家在乌克兰问题 上与中国持有相似的立场，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乌克兰问题时，不少国家投票弃 权，明确反对用战争和制裁解决争端。对这部分国家应多予关注和团结，运筹 于我国有利的国际话语，在涉中议题上营造同心圆式国际舆论格局。

总之，在俄乌问题上，美西方涉中话语论调和舆情导向明确，即通过制 造和传播不实信息进行政治抹黑和形象诋毁，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开展零和博 弈式的大国对抗。反观危机和陷阱，是非曲直的背后既有复杂敏感的历史经 纬和文明认同，也有普世多元的道义原则和国家立场。危机是考验也是试金 石。中国作为唯一一个没有直接卷入俄乌冲突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已在冲突爆发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展示出对“与各方都能说得上话”这一独特 角色的强大胜任力，展现了在乌克兰问题上利益权衡和政策选择的强大把控 力，再一次印证了“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战略定力、历史 耐心和强大韧性。这是我们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斗争、真实立体全面展示负 责任大国形象的信念之基和力量之源。

俄乌问题上我国对外话语传播工作经验

震荡世局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协调有力、担当有为的大国角色， 是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守护者和引领者。特别是在2022年3月19日中 美元首“云会晤”中，习近平主席清晰全面地阐明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 场和方案，充分表达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本立场，言约旨远地强调中国一 以贯之的外交政策及其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传统，彰显以人为本、和合共生 的文化自信，为破解国际迷局鉴明思路、提供答案。

与此同时，外交外宣部门、智库机构、专家学者等多元话语主体围绕叙 事沟通力、舆论影响力和流量生产力寻求突破，灵活驾驱话语策略，机动施 用话语工具，立体调适传播方式，以官方宣传话语和学术中立话语组合形成 对元首核心话语的有力配合和有益补充，在一次次“压力测试”中不断增强 能见度和公信力。

一是用事实真相说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道明乌克兰危机是多年 来欧洲安全矛盾积累激化的产物，北约无限制东扩的做法应当反思。中国是 乌克兰危机的非当事方，从危机爆发第一天起就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为 结束冲突积累有利因素，打开和平大门。中国全力确保在乌约6000名中国公 民的安全，抓住战局中出现的时间窗口组织紧急撤侨行动，并得到乌克兰、 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友好协助和宝贵支持，体现了民心 相通的深厚情谊。

二是用实质原则说话。“一个巴掌拍不响”“解铃还需系铃人”，习近 平主席引经据典阐明解决问题的当务之急和维护和平的长久之道，呼吁美国 和北约解开乌克兰危机的背后症结，化解俄乌双方的安全忧虑。乌克兰处在 欧亚文明结合部的地缘现实不应被忽视。同时，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任何时候都应得到尊重，各国都有权独立自主地决定自身对外政策，这些原 则对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应适用，不应被强迫“选边”“站队”，不应当有例 外，更不能搞双重标准。

三是用理念共识说话。形势越是复杂，越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不应采 取非敌即友、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做法，而是要拿出政治勇气，为和平创造空 间，为政治解决留有余地。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当前欧洲变局有合理关 切和相似立场。各方应该共同支持俄乌对话谈判，谈出结果、谈出和平，推 动构建平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

四是用人本情怀说话。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人权理念和外交为民宗旨的 核心。大国领导人所要考虑的，不仅是妥善解决全球热点，还应涵括维系全 球稳定和几十亿人民的生产生活。个别国家搞意识形态划线、阵营分割、集 团对抗，结局必然是老百姓受罪遭殃。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不应受到破坏，各 国人民也没有责任为地缘冲突和大国博弈买单。中国呼吁国际社会聚焦劝和 促谈和防止人道主义危机，为此付出了大量努力。中国已就缓解乌克兰人道 局势提出六点倡议，并采取实际行动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和平与正义的合力。 五是用担当道义说话。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中国是世界上记录最好的 大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中国始终本着客观公正态度，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 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表明主张、提出倡议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 国的做法具备法理支撑，有权利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中美两国是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既要办好各自国内的事情，引领 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还要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为世界的和平 与安宁作出努力。

此外，近年来，以张维为、王文、李世默、高志凯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 者发扬敢于、善于斗争精神，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广播公司、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外交学人》和《外交事务》等西方媒体平台上，以受 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话语逻辑和叙事方式积极发声，分享中国学界的思考研 判，介绍中国立场的民意基础，取得良好国际传播效果，为话语协作和舆论 攻防作出有益探索。

当前形势下对外话语传播工作建议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俄乌局势在战事方面仍处于胶着状态，这一危机 不仅让两国内耗严重，也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和震荡。2022年是中美 “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中乌建交30周年，中俄两国也在新的共同声明框 架下密切深化背靠背战略协作。在中俄两国元首撒马尔罕会晤、中美两国元 首巴厘岛会晤的战略引领下，关键性双边关系在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上存在 砥砺前行、共向未来的空间和可能。中共二十大报告对国际传播和大国外交 工作作出重大部署，要求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 传播效能，并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因此，在 下一阶段话语传播的“国际赶考”路上，要适应国际局势多方因素的不确定 性、不稳定性，加强话语内容建设和机制建设，因势利导、适变求新、精准 施策、协调联动，寻求说什么、谁来说和怎么说的最佳适配和最优组合，以 期提高国家形象柔韧度，引领和平发展基本面，抢占国际道义制高点。

一是站稳根本立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高擎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旗 帜，聚焦和平与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命运共同体三个对外话语传播元命 题，充分宣介中国对外交往的进步理念、主张和倡议，深刻阐明正确义利 观、正确历史观、全球治理观等中国的世界观，持续强化中国始终做世界和 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热点问题的斡旋者等大国外交形象。

二是借机利势求显。本着“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宗旨，利用 国际社会战略关注变化和正向传播窗口期，加强对中亚、中东、南亚、东南 亚、非洲、拉美等区域传播的布局抢势，加快多语种话语创新产品供给，充 分把握产品调度分发的“时度效”，做好多主体发声、多形态投放、多渠道 突围、多圈层下沉，织密立体高效的对外话语传播差序格局。

三是加强预判响应。聚焦提高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提前研判西方主 流舆论可能采取的话术伎俩，有针对性地进行话语辐照设计，把握主动与反 制，部署平态与战时，规避陷阱和反噬，及时有力回应国际舆论对中国的疑 虑关切，及时有效发出中国政府重人权而非谋霸权、重原则而非毁秩序、重 大局而非破格局的政治智慧和勇气，积极抢占核心话语关键表述的第一定义 权和解释权。

四是培植研究成果。立足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和实践标 准，利用对外话语创新联盟等协同协作机制，搭建对外话语创新高峰论坛等 学术交流平台，整合跨学科、跨领域研究资源力量，开展战略性、储备性、 治理性、服务性对外话语创新研究，推出具有咨政建言意义、学理支撑水平 和转化落地实效的智识成果。

五是促进共情共鸣。紧紧围绕全人类共同价值，做好共通性话语叙事， 从小切口推进分众化表达和精准传播。特别是面向美国和北约以外的政治板 块，既要广泛宣介中国做好自己的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以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又要充分阐释中国努力 做全球共同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推动解决抗击疫情、提振经济、应对气 候变化等国际社会急难愁盼的问题，展现大国胸怀和大国担当。

六是理顺完善机制。从人才、技术、平台、渠道等话语体系基础要素 入手，建立话语建构、翻译转换、对外传播协作生产的“快速反应部队”， 完善与之配套的弹性授权机制、容错修复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发挥商业媒 体、民营企业、高等院校、社会团体、民主党派、基层群众等跨阶层、跨界 别的资源力量做好宣介展示，提高各类话语在国际舆论场特别是移动社交媒 体场域的信息份额和发声质量，增强话语辨识度和共鸣度，提高舆论引导和 国际传播效能。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重要政治术语翻译与对外 话语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9ZDA126）的阶段性成果。

申 阳：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对外话语创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 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范大祺：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副主任、译审。

地缘政治博弈下美欧国家科技外交转型、特点及影响

吴 非 李 旋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欧洲国家更加重视与美国科技巨头 的沟通与合作，丹麦成为第一个向“硅谷”派驻“技术大 使”的国家，此后其他欧洲国家均向美国派驻了处理科技领 域的外交官。与此同时，旧金山湾区的科企也更加注重与美 国政府、军方的合作，并于2021年创立了普渡大学“技术外 交中心”，为美国培训专门的“技术外交官”，并力求帮助 政府构建科技外交政策。但美国科技巨头与政府、军方的合 作也引起了美国科企形成垄断、获取更大权力的担忧。美欧 科技外交的转型也意味着未来双方可能构建统一的全球标准 制定机构，其共同应对中国的目标也将对中国的科技外交造 成更大挑战。

2018年中美贸易战前夕，2017年华为电信基础设备市场占有率排名全 球第一，与此同时，中国资本尝试并购美国半导体公司Lattice和Xcerra均 未通过CFIUS审查。2017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对中国开展301调查，2018年3月调查结果显示，美国认为中国政 府通过国家战略、产业政策、资金支持等多种手段引导中资企业进行海外并 购，并通过高科技领域的并购获取先进技术。

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认识到与美国科技巨头合作的重要性，认为与 “硅谷”科企打交道的重要性不亚于直接与美国政府打交道，丹麦便于2017 年成为第一个向硅谷派驻“技术大使”的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派“技术大使”驻扎硅谷

2016年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显示，丹麦是欧盟28个成员国中数字化程度 最高的国家，其数字公共服务非常先进，是欧盟中人口电子化程度最高的国 家，丹麦互联网用户中有88%使用电子银行，82%使用在线购物平台。 丹麦现年49岁的外交部部长安诺斯·萨缪尔森（Anders Samuelsen）将 丹麦的数字和技术发展作为该国外交政策的关键战略重点之一，并任命了 丹麦和世界上第一位技术大使（Tech ambassadors）驻扎在硅谷，因为他认 为，对于国家来说，“科技外交（TechPlomacy）”和传统外交一样重要。 因为美国的一些科技巨头对像丹麦一样的小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丹麦公 民每天都在与谷歌、Facebook或Twitter打交道。因此需要与这些科技巨头建 立牢固的联系，同时借助这些科技巨头收集的海量数据打击恐怖主义。 另外，欧洲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对科技巨头进行监管的预想过于乐观，事实证明这些科 技巨头并没有被进行有意义的监管，还对中小企业造成了巨大伤害。亚马逊 表示，它将通过专家成本至第三方卖家来避免英国的数字税。而亚马逊、 Alphabet和微软的市值分别高于大多数国家的GDP。综合来看，美国科技股 的价值超过了整个欧洲市场。因此，丹麦率先选择加强与美国科技巨头沟 通，欧盟也尝试在未来与美国共同商议监管措施，提议建立一个欧盟—美国 贸易和技术委员会，通过共同法规保护关键技术。

丹麦2020年10月最新上任的“技术大使”安妮·拉森（Anne Larsen） 表示，其职位很大一部分需要适应地缘政治操纵，并在实施技术政策方面发 挥作用，与科技巨头进行对话。“美国的科技巨头在这场对话中拥有很大的 权力”，她的角色就是在对话中“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在对话中沟通、监 管、合作等问题。拉森表示，她担任“技术大使”的几个月里都得到了硅谷 非常积极的回应，与主要科技公司的高层人士进行了多次会面。

欧洲其他国家也紧随其后，英国任命前硅谷企业家和投资者乔·怀特 （Joe White）担任英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和技术特使；奥地利于2020年任命 了首位“技术大使”，目的在于将奥地利与硅谷之间的联系作为奥地利开放 计划的一部分；其他欧洲国家也分别设立了处理技术领域的“大使”，法国 任命了“数字事务大使”、爱沙尼亚任命了“网络安全大使”、荷兰任命了 “创新、技术和科学顾问”。据牛津大学外交研究副教授科尼利乌·比约拉 （Corneliu Bjola）统计, 全世界有20多名技术大使。

旧金山湾区科企加强与政府、军方合作

美国“硅谷”所在地——旧金山湾区非常注重科技企业与公共外交之间 的关系。早在2016年10月28日，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学院（CPD）公共外交 中心就召集了二十多位商界和外交界领袖，在旧金山举行了仅限受邀者参加 的圆桌会议，探讨企业外交与公共外交之间日益增长的交集。该活动突出科 技企业在复杂的全球公共辩论和政策领域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从数字 主权和数字不信任，到维持稳定的市场和世界所需的新能力和伙伴关系。与 会者包括来自Facebook、Twitter、Airbnb和McKinsey&Company等多家公司 的高级政策执行官，以及来自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和美国的外交代表，该 会议旨在研究商业与外交伙伴关系的未来。

马耳他非营利组织Diplo Foundation将外交发展史描述为延续与变革之 间的相互作用。尽管外交的核心功能保持不变，但科技的发展会在不同时 代触发外交形式的变化。2018年4月，Diplo Foundation和日内瓦互联网平台 联合瑞士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和Swissnex旧金山（Swissnex全球网络分布于中 国、巴西、美国波士顿、旧金山和印度五个全球创新中心，并与全球约二十 家瑞士大使领馆科技处密切合作，旨在加强瑞士作为全球领先创新国家的形 象），发布了《旧金山湾区科技外交的崛起》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国旧金 山湾区的科技产业对数字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除了技术进步之外， 它还影响经济、政策和社会，并与世界各地的人们互动。技术正在安全、保 护公民人权、通过技术前沿预测政策影响来确保各个民族国家未来发展的稳 定性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州已将外交作为与湾区科技行业 接洽的目标。

近年来，科技的发展成为各国实力竞争和权力博弈的重要领域，另外， 跨国科技公司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亚马逊、谷歌、微软等大型科技公司不 仅与多数国家的数字经济深度绑定，且其全球市值甚至超过了许多小国的 GDP，这给予了科技巨头们分享公共权力的巨大空间。例如，在澳大利亚推 出媒体议价法案后，Facebook和Google威胁要从该国撤回其服务。Facebook 甚至封锁了澳大利亚所有的新闻页面作为谈判的筹码，在与政府达成妥协后 才恢复了服务，从而显示出科技巨头强大的市场力量。

随着对商业与外交之间关系的重视，旧金山湾区逐渐发展出“科技外 交（TechPlomacy）”的模式。科技外交通常是政府促进科学合作的主要工 具，科技外交的一些要素被整合到湾区政府的工作领域，正成为国家间的必 需品。即使在国家代表不参与科学议程的情况下，由于湾区的影响力如此之 大，以至于科学议程已成该特定区域外交事务的一部分。

为了更好地做好外交工作，旧金山湾区的科企非常注重培养“科技外交 官（TechDiplomat）”，科技外交官首先是一名外交官，然后才是拥有专业 知识的一名外交官。一名科技外交官需要能够招聘人才和管理团队合作、洽 谈投资合作协议、组织考察访问和技术交流、吸引对本国科技行业的投资、 识别科技发展的新趋势，还需要在社交媒体中发文、在有关其国家技术发展 的活动中发言、与大学及研究中心进行交流等。

旧金山湾区现在已有50多个国家/地区通过传统的领事馆、落座湾区的 国际组织或诸如Swissnex中心之类的新型机构来发展其在湾区的代表权。另 一方面，科技公司将其大部分治理部门设在华盛顿特区或波士顿，凸显出政 府与大型科技公司之间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关系。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兼职副教授Alexis Wichowski认为， “大多数国家都通过罚款、法规和限制与大型科技公司合作，这并不是说这 些是不正确的，但大多数政府没有工具以更积极或协作的方式与大型科技公 司互动。因此，硅谷科技公司开始设立公共政策和政府事务职位——他们 通常由曾经在政府工作过的人员担任。”前丹麦技术大使卡斯珀·克林格 （Casper Klynge）的新职务是“微软负责欧洲政府事务的副总裁”，负责微 软在整个欧洲大陆的所有政府事务和公共政策工作。

除此之外，一些硅谷科企高层如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 （Eric Schmidt）和谷歌子公司Jigsaw首席执行官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共同创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提出了推进技术治国方略的新战略，以 支持符合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全球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并提出以国际金融公 司为蓝本的“国际技术金融公司”，建立一个“T-12”集团的“技术民主国 家”，这种倡议的产物可能是一个全球标准制定机构。 美国普渡大学设立“技术外交中心”

促进技术与政府外交融合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兼职副教授亚历克西斯·维乔夫斯基 （Alexis Wichowski）认为，美国政府正在认识到，大型科技公司也是一股不 可忽视的全球地缘政治力量。杜鲁门国家安全项目顾问委员会成员、外交关系 委员会成员莱蒂蒂亚·加里奥特（Laetitia Garriott）认为拜登政府将需要更多 具有技术背景的外交官。这些新的技术外交官对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

为了更好地实现科技外交转型，2020年美国全球顶尖的工程学校之 一——普渡大学（CTDP）建立了技术外交中心（Center for Tech Diplomacy at Purdue），为美国推进技术外交建立一个强大的技术外交议程，议程重点 在于民主、人权，以确保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加强其全球领导地位。普渡大 学工程学院的院长蒋濛（Mung Chiang）认为，像CTDP这样的机构将为美国 外交官提供专业知识培训，以确保美国外交政策议程积极主动地跟上技术发 展的速度，而不是被动地应对国际影响。

普渡大学技术外交中心专注于技术治国之道（Tech Statecraft），这是一 种转型外交的新模式，研究高科技战略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工具相结合。 该中心的无党派模式侧重于团结美国盟友，利用私营部门的创新，扩大基于 信任的民主价值观，并利用普渡大学在创新方面的优势、在技术方面的深厚 专业知识和全球实力培训“技术外交官”。其关注重点包括设计美国外交政 策中的广泛技术，如5G、人工智能、数字货币和网络安全。与此同时，该 中心与C-SPAN广播的两党政策中心通过信任合作减轻危机。 普渡大学校长、普渡研究基金会的主席米奇丹尼尔斯认为，“CTDP将 成为‘技术外交的摇篮’，以技术专长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做出贡献。”普渡 大学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提供思想领导力，汇集硅谷科技行业和华盛顿特 区政策制定者的最佳想法。

索林亚·马太（Sorin Matei）博士2022年成为普渡大学技术外交中心最 新的高级研究员，马太之前曾将“大数据和模拟分析”应用于军事和外交事 务。马太还研究了数字技术平台对国际冲突和竞争的影响，其中包括知识形 成、信任和虚假信息。他对维基百科的研究表明，1%的编辑如何负责80%的 网站海量内容。作为普渡大学技术外交中心高级研究员，马太将专注于该中 心的外交官培训、公务员、政治分析家、政策制定者和军官，并且将通过该 中心提供一门课程，介绍如何揭示对抗性虚假信息运动的弱点。

美国科技巨头主导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电子商务、在线通信，并收集了 大量个人数据。且他们越来越多地与政府和军队纠缠在一起，甚至承担起国 家的职能。有批评人士警告说，通过外交手段与科技公司接触会导致垄断。 法律学者蒂莫西·吴（Timothy Wu）警告说，目前经济权力的集中（包括大 型科技公司）再次对民主构成直接威胁。

鉴于大型科技公司和政府的相互结合已经在进行中，这一点尤其令人担 忧。亚马逊和谷歌等公司已经与美国政府和军方签订了合同，为其提供关键 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服务。社交媒体公司也已经遵守执法信息的要求，成为国 家机器的实际要素。

另一方面，美国与欧洲国家培养科技外交官的目的并不相同。欧洲国家 派驻“科技外交官”是为了与硅谷科技巨头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因为欧盟对 科技巨头进行的监管并未如预期富有成效，受到打击的往往是中小企业。而 美国培养“科技外交官”是为了推行其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并希望与欧盟配 合形成一个共同的市场标准监管机构。

此外，美欧双方培养“科技外交官”的做法也是在回应所谓的“中国挑 战”。2008年为落实中国“十一五国际科技合作”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目标，中国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启动了“科技外交官服务行动”，13年来，中 国驻外使领馆的科技外交官已向中国企业和机构推荐过上千个国际科技合作 和投资机会。

2011年中国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在46个国家的69个 驻外机构派驻了141名科技外交官，加入了200多个政府间国际合作组织，初 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以政府间科技合作框架为主体的多元化合作格局。截 至2021年，中国目前在驻52个国家的使领馆派驻了大约150名科技外交官。 但美国对中国派驻科技外交官的做法持警惕态度。乔治城大学安全与 新兴技术中心高级研究员费瑞安（Ryan Fedasiuk）认为，中国科技外交官 在中国获取外国技术的战略中扮演着“掮客（broker）”的角色。费瑞安

与同事2021年联合发表题为《中国的外国技术愿望清单》（China’s Foreign Technology Wish List）的报告，特别提到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在中国全球科 技信息搜集行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报告说，在其被关闭前，休斯顿领事 馆是推荐国际合作项目最多的中国驻外使领馆，而且有关美国项目近90%的 信息都来自于该领馆。在休斯顿领事馆2020年7月被美国政府关闭之后，中 国国际科技合作网发布的来自美国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数量锐减，到目前为 止只有一个。

总体来说，美欧科技外交的转型最终有着一个共同目标：在制定监管标 准方面开展更加有效的沟通，以形成主导全球的共同市场标准。美欧科技外 交官的培养皆为了促进该目标的实现，而双方的合作也将对中国科技外交带 来更大的挑战。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研究——基 于中俄传媒交流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6AZD052）阶段性成果。

吴 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李 旋：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新闻系博士，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

智库期刊助力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及其效果分析——以《公共外交季刊》为例

谢婷婷

办好智库期刊对推进新型特色智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和 积极作用，作为中国第一个以“助力公共外交”为目标的智 库期刊，《公共外交季刊》与其依托运营的察哈尔学会具有 共生关系，其在宗旨上的精准设定、内容上的精心设计和运 营中的创新实践，使其在前瞻性、独创性和影响力上已经成 为中国智库领域公共外交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本文通过 总结该刊的创办、运营历程，分析该刊在内容传播上的特点 和作用，进一步探讨该刊发展及其在中国公共外交事业中的 助力角色和贡献，并为其他智库期刊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智库期刊，顾名思义就是由智库所创办的面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的各 种期刊，是智库用来向全社会传播其研究创新成果、进行学术交流、扩大社 会影响的媒体。办好智库期刊对推进新型特色智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 作用，但明确提出定位为智库期刊的国内刊物仍然较少，只有少数几个较早 明确定位为“智库期刊”的代表性公开出版物，且这些智库刊物的承办主体 主要还是以中央部委、各级党校、各级社科院（联）和高校为主，民间（社 会）智库在此方面呈现较少。

《公共外交季刊》（创刊号为《公共外交通讯》，以下简称《季刊》） 是由察哈尔学会实际运营的智库期刊，自2010年春季创刊以来，至今已有近 十二年的历史。《季刊》一直以“助力中国公共外交”为使命，致力于推动 中国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前瞻性、独创性和影响力上已经成为中 国智库领域公共外交事业开创者和领导者。因此，本文以《季刊》为例，通 过总结该刊的创办、运营历程，分析该刊在内容传播上的特点和作用，进一 步探讨该刊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公共外交事业中的助力角色和贡献。

《季刊》的创刊及发展历程

创刊背景与发展阶段

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成立，赵启正担任主任，陈昊 苏、赵进军、韩方明等担任副主任。外事委员会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讨论了政 协外事工作的性质、任务和目标，认为开展积极的公共外交是政协外事工作 的重要优势，并成立了公共外交小组，由陈昊苏和韩方明共同担任召集人， 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活动。

2009年8月，韩方明提出创办“察哈尔俱乐部”的设想，以“罗马俱乐 部”为标杆，开展全球性问题、冲突与和平研究，提出中国的解决思路和方 案。同年10月，察哈尔学会（以下简称“学会”）成立，韩方明担任会长， 柯银斌担任秘书长。

在2009年10月份的主任工作会议上，外事委员会决定创办一本以“公共 外交”为内容的工作通讯刊物（当时全国政协设有9个专门委员会，只有外 事委员会等两个专门委员会没有工作通讯刊物），要求于2010年“两会”召 开之前出刊，并委托韩方明副主任牵头负责相关工作。 为此，韩方明首先在清华大学、外交学院寻找合作伙伴，共同组建刊物 的编辑团队。多次交流沟通之后，与高校共建方式没有实质性进展。同年11 月中旬，韩方明决定由学会作为刊物的承办单位，并于12月获得外事委员会 的同意授权。

2010年3月1日，《公共外交通讯》正式创刊，第2期更名为《公共外交 季刊》至今。从主办/主管单位变化的角度看，《季刊》的发展经历了两个 阶段，分别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阶段（2010年3月至2013年3月）和 中国外文局主管、外文出版社主办阶段（2013年4月至今）。无论在哪个阶 段，察哈尔学会一直是《季刊》的实际运营机构（包括资金、人力和物力的 全投入，编辑、制作、发行的全流程负责等）。在外事委员会主办阶段，学 会以“承办单位”名义实际运营《季刊》；在中国外文局主管阶段，学会既 是“创刊单位”，又是受外文出版社委托，实际运营“《公共外交季刊》杂 志有限公司”的机构。

创刊号《公共外交通讯》阶段

2010年1月，韩方明开始组建编辑团队，并亲自向政协外事委员会委 员、国内外著名学者约稿（如郑永年、刘宏等）。团队成员包括柯银斌、马 文生以及外交学院作为学术支持单位派来的两名在读博士生（笔者是其中 之一，2010年1月加入）。其中，除柯银斌外（他于1999年和2000年担任过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总编辑），都是在“边学边干”。

2010年2月17日（大年初四），编辑团队全体成员在北京辽宁饭店集 中工作，聘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资深编辑岑红女士为专业指导。2月23日上 午，首届编委会审稿会议召开，编委会成员主要来自政协外事委员会，如总 编辑赵启正，副总编辑赵进军、黄友义、韩方明（兼编辑部主任）等，以及 编委袁明、贾庆国、黄庆等。2月26日凌晨，出片并下印厂。3月2日，《公 共外交通讯》出现在“两会”新闻中心和代表委员的房间。

创刊号时期形成的三个特点成为后续《季刊》发展的重要规则：第一， 编辑团队的“干中学”和流程管理。初期，编辑部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无编辑 经历和训练，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干中学”，聘请一位资深编辑为各位编辑 进行培训，内容包括政治修养、编辑技术和技能等。以此为基础，编辑部制 定了《审稿办法》《编稿办法》，其目的在于通过专业化、流程化方式保证 审稿、编稿的质量，还专门制定了包括“专题征稿”环节在内的《公共外交 季刊工作手册》，设计了详细的工作流程，对每个环节的具体工作提出了详 细要求，并对其可能出现的问题列出解决方法。第二，编委会的审稿制度。 与学术期刊编委会的指导作用不同的是，《季刊》的编委就是实际的审稿 人，三级审稿的最后一环由编委会集体把关。而且，每次编委会不仅是审稿 会，也是研讨会，结合本期稿件的主题和内容进行讨论，甚至有不少后续刊 登在《季刊》上的对话和访谈的成果都是在编委会召开期间实现的。这在国 内，是较少能够以此种方式云集众多大家参与到一份期刊的形成过程，也是 《季刊》能够以高水平的稿件质量奠定其在中国公共外交事业发展中的地位 的重要原因。第三，高质量的稿件获取。《季刊》主要采取的是向业界有影 响力、思想具有前瞻性的学者、国内外公共外交界知名人士等进行约稿。在 约稿、选稿的过程中经历了唯名家首选到设计约稿主题针对性约稿的发展， 虽然唯名家首选可能会带来文章主题较为杂乱繁多或者重叠的可能性，但是 知名人士或学者的真知灼见非常有助于《季刊》打响其“公共外交第一刊” 的名声和影响力，因此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旦《季刊》的声望获得稳 定，便开始精心设计每期的约稿主题，这样就可以有的放矢地约稿，并使得 每期的期刊有突出的核心主题，以因应当时的国内外国际形势发展。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阶段（2010年3月至2013年3月）

2010年5月，由韩方明提议，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外委 会”）主任会议同意，《公共外交通讯》更名为《公共外交季刊》。其定位 由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工作通讯扩展为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专门性期刊（内 部发行）。

作为主办单位的外委会为《季刊》提供了以下资源和条件：首先是外委 会资源。外委会主要成员加入《季刊》编委会，不仅决定刊物的发展方向和 定位，而且实际参与审稿、把关和研讨。第二是作者资源。早期不少高质量 的稿件主要来自编委的研究和实践成果，这让《季刊》的稿件质量一开始便 确保在较高的水准之上。第三是读者资源。自创刊号开始，《季刊》每年春 季号都赠送“两会”代表和委员，进而为《季刊》高质量读者群奠定了坚定 的基础。最后，外委会每期提供1万元经费投入《季刊》运营，发挥了“种 子基金”的作用。

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在中国公共外交事业中发挥了引领者的重要 作用，尤其是在全国各省市政协系统中发挥着领导者的作用，其主办的《季 刊》正是发挥上述作用的主要途径和方式。首先，公共外交作为政协的主要 职能之一，获得了全国政协主席的肯定和倡导。例如，在2011年“两会”期 间，贾庆林所做的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六次提及“公共外交”，并极其罕 见地提及《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两会”期间，贾庆林在工作报告中又 一次提到《公共外交季刊》。其次，正是在这个阶段，10多个省市政协成立 了“公共外交协会”，例如上海市、南京市、温州市、扬州市等。据了解， 他们都是从《季刊》或赵启正的演讲中学习公共外交的理论知识开始，结合 政协外事工作需要，创办协会并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最后，《季刊》不仅是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工作通讯刊物，还是全国各级政协委员的公共外交学 习读物，更是各级政协展现其公共外交实践和经验的刊物，这与全国政协其 它专门委员会有所不同。

中国外文局主管阶段（2013年3月至今）

早在2012年7月，《季刊》就开始通过中国外文局申请刊号。经过总编 辑赵启正、副总编辑黄友义等人的不懈努力，2013年2月新闻出版总署批复 同意《季刊》公开发行，并纳入中国外文局的主办之下。虽然实际运营还是 察哈尔学会的编辑部，但是由于《季刊》在后续发展中越来越多涉及英文翻 译，以及与国外智库、公共外交学术共同体、国际组织等的交流，对于标准 英文语言使用的要求提高了，《季刊》也正式从国内公共外交理论、实践启 蒙和引导的阶段迈入了国际公共外交交流与实践的阶段，因此也纳入了中国 外文局的主管范畴，这将有助于《季刊》实现新阶段的功能诉求。

这一阶段《季刊》的各项工作也更加成熟和制度化，比如在组稿环节， 一方面采用季刊编委、学术编辑推荐稿件和征稿函获取稿件的方式；另一 方面则是与《季刊》每期选题相关的机构进行合作组稿，与孔子学院总部、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外交学院、全国政协外事委 员会等相关机构建立了持久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因此获得了质量较高、类型 组合更好的稿件。此外，2014年为方便运营《季刊》及扩大其影响力，外文 局下属的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全资设立《公共外交季刊》杂志社有限公 司，自此《季刊》由原来仅由编辑、赠阅发行转变为组建理事会与经营部， 开始募集资金并开展广告、发行工作，走上了正常的杂志社运营之路。

迄今，《季刊》的两个发展阶段均适应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需求：在 第一阶段借助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平台以参与两会赠刊的方式建立名声和 影响力，并在后续带动了国内各地区包括在海外的华侨华人社团中公共外交 协会或组织的建立，推动了公共外交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和新路径在国 内的发展；第二阶段则通过制度化的运营模式，打开了对外交流和实践的渠 道，真正实现了公共外交的目标，在学术和实践中与国外的公众和学者进行 交流与沟通。

《季刊》与学会的共生关系

创办《季刊》使学会成为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倡导者和引领者 如上文所述，韩方明创办学会之初是想要成立一个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型 智库，但后来由于接受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委托而承办《季刊》，学会 便将战略定位设定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倡导型智库。多年的实践证明，学会已 经实现了这个战略定位。从2013年起，学会在公共外交领域研究的基础上增 加了“和平学”的内容，开始主动积极地开展国际化活动。

《季刊》作者和读者群与学会主要受众群体几乎重叠

学会的主要任务是影响公共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和实践者，而这些受众 又是《季刊》的作者和读者。由近至远，这些人群可分为以下多个层次：第 一，全国政协委员。他们是《季刊》的首批读者、重要作者和核心读者，尤 其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有10多人成为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如 赵启正、吕凤鼎、关呈远、吴思科、黄友义等。第二，各省市政协委员。他 们是《季刊》的主要读者，又是当地公共外交事业的决策者和实践者，其创 办的省市公共外交协会一直是学会的重要合作伙伴，主要合作表现为共同主 办和互相参加论坛等活动、委托案例研究和人员交流等。第三，高校与国际 问题智库中的学者。他们是《季刊》的主要作者，少数人担任《季刊》的学 术编辑（如王义桅、赵磊、熊炜），许多人还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或研究 员。这些学者在学会公共外交倡导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季刊》在学会的形成和影响力提升中的重要作用

学会主办或参与国内外重要的公共外交论坛时，《季刊》往往作为学会 的重要成果成为学会对外交流的桥梁和渠道。这些公共外交相关的学术或业 界论坛，有的由学会代表参与，如釜山公共外交论坛、“徽文化”对话“法 语文化”国际论坛、2018东莞公共外交沙龙等等；有的由学会和《季刊》编 辑部主办，如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迄今已经连续举办五届的中韩公共外交 和平论坛、成功举办了四届的公共外交国际论坛、中日关系与公共外交研讨 会、余熙《约会巴拿马》与中拉公共外交研讨会、中非关系与公共外交研讨 会、公共外交与中毛（非）关系研讨会、新时代公共外交研讨会等等。这些

活动涵盖了公共外交的各个领域，以及文化、艺术、学术研讨、新书发布、 商业交流等各类平台；也遍布了中外各国、各地区，不少公共外交活动是在 韩国、德国、荷兰、毛里求斯等各国。但是，无论是参与活动或主办活动， 《季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由学会主办的活动中，《季刊》在其中的组 织和发声地位是很明确的；在由学会参与的活动中，《季刊》则作为学会最 响亮的一张名片，成为学会与外界交流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展示。有时候 为了让《季刊》在这些实践活动中“到场”，编辑部往往“人肉”搬运最新 的《季刊》至活动场地，分发至到场的参与者。

《季刊》和学会互相成就，彼此密不可分。学会是《季刊》的实际运营 者，提供包括资金、人力和实际运作过程，而《季刊》则为学会决定了其创 办初期的发展方向为公共外交，同时吸引了一大批相关的研究人员和人力资 源，扩大了学会的影响力。

《季刊》特色及其在中国公共外交实践中的成效分析

通过对《季刊》自2010年至今刊发文章的内容特色进行分类整理，可 以发现《季刊》的内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开展：一是对官方外交的呼应和补 充；二是通过创新理念引领中国公共外交领域的开拓；三是通过为公共外交 学术和实践者提供交流平台发挥凝聚共识的作用。这三个方面的特色内容贯 穿《季刊》办刊至今的全过程，为中国公共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了独 特的贡献。

回应和引领中国故事的传播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一直是中国公共外交的核心宗旨。在 《季刊》的不同阶段，“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核心话语其实是有所变 化的，为了做好对官方外交的呼应和补充，《季刊》在组稿时会根据当前官方 外交的核心宗旨去设计和约稿，从而有针对性地把握好机遇为中国发声。

比如在202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 其实就是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因此《季刊》专门刊发了韩方明关于如 何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视点专题文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超出人们的想象，在此次疫情中，中国虽是 世界抗疫的中坚力量，但也遭受了很多非议，而在此历史机遇和挑战中如何 讲好中国故事也是最核心的内容，《季刊》除了在2020年春季号首先对此组 织了数篇文章进行了专题讨论外，在此后数期中也持续刊发了此类公共外交 的理论和案例文章，对疫情影响下中国故事的传播进行了持续性地探讨。实 际上，回溯至《季刊》创刊时期，该刊创设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应运中国在 走向世界舞台中心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需求，因此《季刊》第一篇文章便选用 了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会主任赵启正对于中国加强公共外交的论述文章，呼 吁学界和业界加强对公共外交的关注，而后才有了众多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 机构、地方组织、学术论坛和交流等的设立和开展。又如中共十八大以来， 伴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对公共外交的理论认知提出了新的要 求，新的公共外交实践也呼应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统筹国 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诉求做出的创新和实践，于是刊发了《十八大以来我国公 共外交的创新进展》一文。在中美竞合和战略博弈大背景下，如何维持并扩 大对美人文交流，是当前全面实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需要，因此刊发 了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于洪君对此的视点文章。凡此等等，不一而 足。可以说，几乎在每一个阶段，《季刊》都根据当时的官方外交核心关注 点精心设计和选定特定的主题，起到了呼应和补充官方外交的现实作用。

以前瞻性选题引领公共外交话语和创新

所谓前瞻性选题是指该选题当前并未受到人们的较多关注，只有少数 学者发表了文章，但过段时间后这种情况将大为改变，选题将受到人们的较 多关注、许多专家学者发表文章、主要媒体也就该选题进行较多的报道和评 论。前瞻性选题一旦成功，就实现了议程设置的功能。

例如，《季刊》2013年春季号（总第13期）以“城市与公共外交”为专 题，集中讨论了“城市外交”话题。当时，“城市外交”一词较少出现，国 内外研究成果极少。一年之后，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 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第一次提到“城市外交”。由此，“城市外交”受到 许多城市负责人、外办负责人及专家学者的关注，从而开始传播开来，相关 研究文章也越来越多。又如，《季刊》2013年冬季号（总第16期）以“智库 与公共外交”为专题，集中讨论了“智库公共外交”话题。当时，智库热潮 在国内刚刚兴起，主要集中在智库战略定位及发展模式研究、外国智库的经 验借鉴等，鲜有人专门讨论公共外交问题。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该文 件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 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并第一次把公共外交列为中国特色新型智 库的功能。之后，人们较多地关注智库公共外交功能，并加强了该领域的研 究和实践。再如，《季刊》2014年冬季号（总第20期）以“一带一路与公共 外交”为专题，集中讨论了“‘一带一路’公共外交”话题。当时，人们对 “一带一路”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经济合作层面，对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关注 较少。2015年3月28日，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文，该文件在“民 心相通”部分提出了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的方向、重点和行动路线图。 此外，《季刊》非常注重在公共外交领域新概念和新思想的创新，许 多在《季刊》首发的文章都提出了中国公共外交探索的新领域和新视角，在 思想的前瞻性上起到了标杆的作用。如柯银斌把跨国公司面向东道国非市场 利益相关者和国际组织采取的沟通、交流、交往、对话、协商、谈判、合作 等行为统称为“跨国公司公共外交”，简称为“公司外交”，在这一新领域 和新概念指导下对公司外交的要素构成和公司外交能力的提升途径进行了剖 析；赵新利对于企业品牌如何通过国际营销、交流与传播活动，从而影响本 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关系的外交活动进行了论述，讨论了“品牌外交”如何可 能和何以可能；崔小涛对近10年来中国“热点外交”在具体实践和理念建构

方面的新发展进行了总结，对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热点外交理论探索与建设提 出了有益的建议，并围绕“媒体外交究竟是不是一种新的外交样式”与“媒 体外交是外交战略工具还是外交议题本身”两个问题展开了讨论，以及对新 兴媒体背景下“媒体外交”进行了探讨等。类似对概念的创新探索，引导了 公共外交理论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鼓励学者们在新的领域进行探索。除此 之外，还有对于特殊案例或特别行业的关注，如“芭蕾外交”“博物馆外 交”等，既为公共外交活动的实践场域扩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实际上也为推 动公共外交实践在对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详实、可借鉴的全新案 例经验。从公共外交的范畴来看，其实凡是涉及对外交往、能够配合官方外 交进行的非官方对外活动都可以纳入其中，但是在公共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初 始阶段，许多理念和实践都没有得到明确和经验的总结，通过对新概念、新 领域的探索和开拓，这些全新的理念和实践能够为后续公共外交理论和活动 的提升和推广奠定基础。

为公共外交学术和实践共同体提供交流对话平台

这一部分其实是《季刊》内容尤为丰富的组成，既有关于地方公共外交 的理念和实践经验和创新的总结，也有各国政府公共外交的案例分析，还有 非政府组织等相关机构、智库在公共外交实践中的路径分析，更有从群体实 践的角度介绍其公共外交特征的分析等等。总之，对公共外交理论和实践的 切入视角是极其丰富的，这为有志于公共外交研究和实践的学者或从业人士 都提供了不拘一格的前期研究成果呈现平台，也营造了不同领域研究者和实 践者在《季刊》这个平台上进行交流的氛围，有助于公共外交学术和实践共 同体的形成。

比如上海、扬州、温州等地方公共外交协会都是季刊重要的稿件来源 方，这些地方的公共外交活动是非常好的实践场和经验总结来源。从2011年 中国首个地方公共外交协会——上海公共外交协会成立以来，各地公共外交 协会集中成立于2012年和2013年，至今仍在不断出现新的公共外交协会。从 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自2009年以来，我国已经先后成立公共外交相关的研究 所、研究院、研究中心近20家，其中成立最早的便是察哈尔学会，后续成立 的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中 心、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上海大学上海 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等。这些研究所、 研究院、研究中心凝结了一大批现有的研究资源，既为《季刊》提供了高质 量的学术文章，也促进了其在《季刊》这一平台上学术的交流与共享，推动 了一大批以公共外交为主题的学术活动的开展。

除此之外，《季刊》还有一个有特色的创举，即鼓励中外跨国作者合作 撰写同一文章，或者以对话的方式讨论同一主题。之所以提出这个倡议，实 际上是因为公共外交研究的领域本身就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双边及 多边关系，但以往我们能刊出的相关文章绝大多数却是由某边（国）作者所 撰写，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视角的局限。因此，为改变这种状况， 也为更好地促进公共外交议题所涉及的国家间的相互认识，《季刊》提出了 此倡议，且后续成果颇丰。这既避免了一国学者的“自说自话”，实现公共 外交学术上的提升；又由于中外作者在研究、写作过程中必然会发生频繁、 深入的沟通与交流以求共识，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公共外交的实践。 可以说，经过这十余年的发展，《季刊》作为中国目前首个专门研究 和讨论公共外交问题的专业刊物，已逐渐成长为高端、权威、有影响力的期 刊，其在回应和补充官方外交、公共外交思想传播、公共外交实践上都做出 了重要的贡献。虽然《季刊》的创刊和发展应运了中国“走出去”的时代需 求，也确实获得了包括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中国外文局等平台的支持，这 是其成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资源。但是，《季刊》的成功经验也同样有许多 可以复制的地方，如精准设定宗旨、精心设计内容、创新实践运营等，这都 是其他智库期刊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宝贵经验。

谢婷婷：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