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视角下的中国品牌国际传播——《中国品牌国际传播:文化符号生产与认同机制》评介

冯亦然

中国品牌既是主宰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又是中国 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交流传播的载体，建立独具特色的中 国品牌、讲述好中国故事，成为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 至关重要的任务。《中国品牌国际传播:文化符号生产与认 同机制》（蒋诗萍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一书 以多元化的理论分析和具有代表性的数据研究，阐释了中国 品牌在国际传播中的文化符号生产规律以及品牌文化认同机 制，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本书为品牌发展、国际传 播乃至符号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路径，也为中 国品牌的对外传播实践提供了指导与启示，具有较高的理论 和实践价值。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国际舆论环境日趋复杂、 国际传播结构尚不平衡的全球化背景下，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塑造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迫在眉睫，而兼具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品牌， 则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突破口。尽管近些年中国品牌的国际化传播 已经全面铺开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在国际竞争中仍处于劣势，尤其在 传播方式和文化内涵方面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研究国际传播中的文化 符号生产规律以及品牌文化认同机制对中国品牌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品牌国际传播：文化符号生产与认同机制》一书旨在探讨全球化 语境下，中国文化与中国品牌的融合路径，寻求建构中国品牌符号认同的可 能性方案。该书以中华老字号和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新型品牌为主要研究对 象，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分析，最终解决两大问题： 一是中国品牌如何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二是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品牌如何进行 国际传播。以上研究涵盖了中国品牌从文化生产、文化赋值到对外传播、获 得认同的全流程，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共同体话语下的中国品牌国际传播

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下，面对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中 国品牌主动设置“共同体”议程，通过创新中国品牌国际传播的话语方式， 推动偏见与歧视的消除，从而维护和建设品牌形象乃至国家形象。这是一个 中国品牌与国际消费者实现价值观共创，达成关于品牌的共识，并形成对于 品牌的文化认同的结果。想要实现这一转变，在理论层面，需要从“传播” 转向“交流”，从信息达到转向意义共享，以此适应新的传播现实与传播语 境；在实践层面，要明确中国品牌国际传播的目标，依靠传受双方的沟通与 交流形成共识与文化认同。

本书作者认为，在实现文化认同的过程之中，需要注意标准化与本土化 的平衡，在中国品牌文化生产方面坚持标准化，统一坚守中国文化身份，通 过民族文化赋能中国品牌，从而形成独特的品牌价值；在国家传播方面坚持 本土化，通过群体细分构建社群，定制差异化传播策略，最终形成以文化认 同为核心的品牌共同体。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运用和品牌社群的构建对于实现中国品牌文化认 同至关重要。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化是激活品牌 发展潜能的动力，是推动品牌创新转型的源泉。品牌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不 仅为传统文化赋予了现代化、全球化的诠释，还能帮助中国品牌形成独特的 品牌风格，重塑品牌形象，提升品牌价值，实现品牌与文化的双赢。另一方 面，品牌社群作为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品牌共同体也在逐渐崛起，随着网络 信息技术与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社群由线下转向线上发展，在线品牌社群 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且不断细分，更加有利于个体之间达成价值共识，促进品 牌认同的形成。

为品牌消费正名

在明确中国品牌国际传播的话语转向后，作者根据品牌的意义生成对中 国品牌进行了分类，继而通过解析品牌的深层符号结构，探究当今品牌的文 化属性和价值向度。

作者在格雷马斯方阵的基础上构建了品牌意义生成机制，将中国品牌划 分为牌子、名牌、奢侈品和商品神话四大符号类型，任何一个品牌的表意都 是从没有品牌附加值的“物品”，到具有指示区分功能的“牌子”，到携带 丰富内涵的“名牌”，再到成为某种精神象征的“奢侈品牌”，最后超越原 有的表意形式成为“品牌神话”。但目前中国品牌发展道阻且长，一方面， 中国品牌发展参差不齐，集中处于牌子阶段，打造高端名牌、培育奢侈品牌 任重道远；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叫得响的自主品牌数量有限，与世界品牌仍 存在一定差距。

长期以来，品牌消费尤其是奢侈品消费一直处于被批判的位置，被认 为给社会和文化带来了负面作用。但是在作者看来，品牌的存在有其合理之 处，品牌消费带来的经济作用不应被忽视。为了为品牌消费尤其是奢侈品消 费正名，作者从品牌的历史流变中重新对品牌的文化内涵进行了界定：品牌 是对既成文化规约的挑战，它打破了传统的文化与自然泾渭分明的界限，是 对二元对立思想的调解。品牌以“增补”的方式开放了一个复杂多元的意义 空间，从而使品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因此，品牌消费并非浪费、无 节制的代名词，它的出现反而打破了欲望与必须、富裕与贫穷、自然与文化 的二级对立，以第三项的姿态消除固有的意识形态规范，使得大众与高雅、 神圣与世俗共存一体。

中国品牌国际传播的具体实践中国品牌国际传播的具体实践

国潮——讲好中国品牌故事

如上文所述，中国品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文化的滋养，“国潮”的兴 起正是对这一观点的印证。国潮品牌作为中国品牌和文化符号的结晶，以其 显著的标出性区别于普通国货和其他潮流文化，自成一派。作者指出，国潮 的生成方式主要是品牌多领域跨界。通过品牌间的产品跨界、品牌与时尚文 化潮流的跨界以及与文化IP的联名跨界三种方式，国潮品牌将两个原先携带 着不同意义的符号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符号文本，从而实现文本陌生 化，再次吸引大众的注意力资源。

至于国潮品牌符号文本的选取和意义的解释，作者认为是符号双轴操纵 的结果，总的来说，品牌的国潮化是从纵聚合探向横组合的过程，而消费者 对国潮品牌符号的解码过程，则是由横组合引发的纵聚合上的探知。具体表 现为国潮品牌通过组合选取品牌名称、品牌所依附的产品以及品牌国潮化过 程中的广告等符号文本完成横组合，实现对品牌意义的编码，消费者通过对 横组合的感知，触发纵聚合层面的联想与延展，继而形成对品牌意义的解释 和延伸，如此实现国潮品牌符号的完整表意。

文本客体、传播主体和接收者共同架构起国潮品牌叙事意义的阐释系 统，品牌意义的表达与阐释是在发出者的意图定点、文本意义的编码方式以 及接收者的解释努力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首先，品牌商设定一个对意图意 义解释的暂止点，将一系列围绕品牌意图定点的传播内容，传递给圈定好的 阐释社群，力求暂停品牌符号表意，形成品牌大致意义。其次，结合中国文 化打造升级符号文本，借助指向性明确且意义丰厚的中国文化辅助接收者解 读符号意义，并通过多种多样的媒介组合，传递和扩展文本意义。最后，为 了接收者能够解读出品牌所想表达的态度与意义，国潮品牌不仅需要将品牌 文本的解释框定在特定的意义范围之内，使得接收者可以根据具体语境的变 化推断出恰切的解释意义，还需要根据媒体的属性和接收者的接触经验，对 传播媒体进行适当的选择，通过培养社群来对接收者的释义进行正向引导。 然而，在国货品牌追求“潮流化”的同时，也应避免刻板化与模式化。 机械化地复制粘贴只会逐渐消解国潮品牌的标出性特征，引起消费者的审美 疲劳甚至反感情绪。但一味的标新立异同样不可取，任何符号文本意义的交 流与传播都会受到特定文化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影响，符号的“无限衍义”、 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以及解释者能力元语言的差异等因素，都要求着国潮 品牌必须选择基于国潮相关的元语言环境的符码，并且进行适时地补充和引 导，如此才能触发接收者调动相应的元语言进行感知和释义，影响接收者对 于品牌的认知和评价。

中国科技品牌——传播中国品牌声音

除了讲好中国品牌故事，还需要传播好中国品牌声音。中国品牌国际传 播的目标是依赖于传受双方的沟通与交流以形成文化认同，这就要求中国品 牌需要明确自身在国际传播中的身份，并采取海外受众喜闻乐见的传播话语 体系进行国际传播。

作者对在YouTube上订阅人数排列前八的中国科技品牌进行了多模态话 语分析，结合陈新仁提出的身份的多个解读维度，分析中国科技品牌的国际 传播话语及所构建的身份。结果发现，以OPPO、联想和一加为代表的电子 消费类科技品牌更倾向于在话语中突出品牌的属性身份，着眼于行业与产 品本身，体现一种“产品至上”的身份建构策略，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以小 米、大疆创新为代表的科技品牌更倾向于在话语中突出品牌的归属和认同， 通过引发共鸣或文化同化，建立与消费者价值共创的命运共同体；以阿里和 华为为代表的科技品牌更致力于在话语中凸显作为行动者和形象的身份，聚 焦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价值创造，建构积极的社会责任承担者这一身份；以 华为和字节跳动为代表的科技品牌在话语的选择上完成了身份作为立场合作 为个性的建构，以鲜明的态度直面国际传播中的敏感话题，树立了个性十足 和立场坚定的品牌形象。

由于产品、理念和传播策略等因素的差异，不同科技品牌在国际平台 广告中构建了各不相同的品牌身份，但都以各自的方式实现了标准化与本土 化的平衡，努力在实现彼此共通意义空间最大化的同时，保留品牌自身的特 点，塑造鲜明的品牌形象。

虚拟品牌社群——构建和维护品牌认同

依据前文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作者提出构建品牌社群这一策略建议。她 认为品牌社群对于品牌认同的构建和维护起着重要作用。品牌社群成员之间 类似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对品牌的特殊感情，使得品牌文本中蕴含的认知 能够与接收者的认知最大程度叠合，成员之间更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共鸣，进 而加固成员对于品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保持品牌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数字化时代，平台化趋势深刻改变了个人层面与群体层面的连接，相互 联系、及时存在的网络社群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更推动了以社交平台为基础 的社群力量的爆发，品牌社群逐渐从线下向线上发展。社群成员之间以及品 牌与成员的互动对于实现品牌文化认同的影响不可小觑。

因此，打造虚拟品牌社群已成为中国品牌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 品牌社群的良性运转离不开社区内频繁的交流互动，多种类型的符号便成为 表意的重要工具。通过对符号的分类，作者指出像似符号、指示符号与规约 符号在品牌社群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表情包为代表的像似符号使得 成员之间的互动交流变得生动且准确，有效联结成员之间的感情；具有区分 性的指示符号不仅能够标记社群成员身份，帮助成员找到志同道合的社群伙 伴，还可以划分社群内的等级地位，确立意见领袖的身份；依靠社会约定形 成的规约符号则为品牌符号赋予了新的意义，使不同社群之间形成区隔，增 强社群内部成员的归属感。三种符号在社群的交流互动中角色不同、作用各 异，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维系着品牌社群庞大的符号表意系统，影 响着品牌社群的意义组成方式。

除了表意的符号外，可持续发展的互动机制对于社群的构建和维系也 至关重要。作者将互动仪式理论应用到品牌社群上，绘制出品牌社群互动仪 式链条图。身体在场与共同关注是互动机制形成的必备条件；成员间的交流 与协作是互动机制有效进行的关键；收获与再参与则是推动互动机制良性循 环的重要动力。由此，形成一个“进入社群—符号互动—收获成果—反复参 与”的循环互动链条，成员对于品牌社群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在循环之中不断 加深，有助于实现品牌认同。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中国品牌的国际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一方面，在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进程下，品牌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必不可少 且越发频繁；另一方面，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常态化， 不断加剧西方国家的反华情绪，给中国品牌的国际传播带来巨大挑战。这两 方面都指向了中国品牌在深入本土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文化冲突与认同问题， 而作者在本书中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

随着符号经济的发展，经济与文化日趋融合，符号与消费也紧密相连， 符号价值逐渐超越实用价值，成为学界与业界、品牌与消费者共同关注的焦 点，而品牌恰巧是符号价值绝佳的承载体，其内部承载着丰富的意义与意义 生产机制。与此同时，文化符号又是跨文化传播和交流的重要载体，实现文 化认同需要建构共享的文化意义符号。由此可见，品牌、符号与文化三者联 系密切，要想研究中国品牌的国际传播，其背后的文化符号生产与认同机制 不容忽视。

《中国品牌国际传播：文化符号生产与认同机制》一书正是从以上角 度，在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支撑下，详尽分析了中国品牌在国际传播中的文化 符号生产规律以及品牌文化认同机制，不仅为品牌发展、国际传播乃至符号 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路径，更为中国品牌的对外传播实践提供 了指导与启示，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冯亦然：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硕士研究生。

“穿越”的和平外交——读周敦礼《近百年中国外交史》有感

李 涛 武晓冉

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致力于建设独立、自由、平等 的中国，外交实践以和平外交为基本政策。然而，民国时期 的外交环境面临着晚清以来中国国际地位下滑的困境，因此 彼时的外交风貌带有明显的卑微之感，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裁 撤地方外交机关、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领事裁判权等一系 列外交努力中。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依然高举和平外交的大 旗，但今日中国的和平外交承载了更多“为天下谋太平”的 担当。周敦礼的《近百年中国外交史》一书提供了领略百年 来中国外交变迁的宝贵资料。

历史是今世的一面镜子。在中国共产党走过100年征程、辛亥革命发生 110年后的今天，回顾百年前中国外交实践是端视中国当下外交面貌的良好 举措。虽1921至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代表中华民族走上历史舞台， 但彼时的中华民国在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的领导下为争取民族自尊、促进 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外交努力。颇为巧合的是，民国时期的外交政策与当 今我国的和平外交立场有相似之处。诚如孙中山所言，“外交政策之全部精 神，乃本天下为公之义，从世界各民族平等之基础上，建立世界和平”。因 此，基于这种外交理念上的贯通，对民国时期外交实践的回顾也就有了学史 明理的意义。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华民国时期的外交档案资料不易获取。然而，笔 者偶然从友人处获得一本1937年由中央航空学校刊印的《近百年中国外交 史》，并在该书中发现了大量国民政府秉持和平理念开展外交活动的细节， 内容涵盖了裁撤地方外交机关、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领事裁判权等一系 列重大历史事件。该书作者是民国时期的法学家、外交家周敦礼。周敦礼 （1908-1959）籍贯浙江杭州，1928年毕业于上海法学院，后又在暨南大学 经济系深造，嗣后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再获海牙国际法研 究员学位。20岁时任江苏溧水县县长。1931年，由我国外交部派驻荷兰王 国，任阿姆斯特丹领事。1935年归国，任江苏省宝应县县长，后又相继担任 中央航空学校国际大教官、浙江省府秘书兼视察、赣省第三战区战地委员会 委员、中央设计局委员、国立英士大学法学院院长、行政院参议等职。解放 后，他先后在邯郸、邢台、嘉兴、平湖、于潜等地师范学校任教员。1959年 因病逝于杭州。

周敦礼一生光明磊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笔耕不辍，给后人留下了诸多 珍贵资料。其著作《近百年中国外交史》全景展现了民国政府应对外交难题 的过程，不仅包含对一些珍贵档案资料的介绍，更有周敦礼对民国政府外交 政策的睿智反思。本文将基于周敦礼对民国时期推进和平外交有关历史事实 的记载与评述，联系今日中国崛起背景下践行和平外交的事例进行反思，以 求达读史增信的意图。

裁撤地方外交机关

周敦礼高度重视外交对于国运走势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力虽有强弱 之分，而外交运用，并无只有强者晓舌，弱者听命之理。近代国家至由衰而 兴，变弱为强，几全恃乎外交之胜利，以为转移。”外交活动的展开要靠外 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然而自清末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受到 外国殖民主义的控制，因而也产生了特殊的国内地方外交行政机关，而这在 国际上也是鲜有存在的。

《南京条约》订立以后，设钦差大臣，总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 广州五口通商事宜，并不允许外国官员与中央政府直接交涉，其性质实为 清政府在地方管理外交事务官员，这可以说是中国地方外交行政机关的雏 形。宣统年间，在各省设立外务交涉司、洋务委员会等地方外交机构，名目 繁杂，主管事务众多。中华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外交部呈请设置“各省特 派交涉员”，或驻省城，或驻重要商埠，并在分署之通商巨埠设交涉员。至 1929年，国民政府裁撤各省交涉署，其理由是为收回领事裁判权，需要限制 各省机关与外领直接交涉，以防给外国人可乘之机。然而，交涉署裁撤后， 领事裁判权并未完全取消，于是又在一些外交事务繁重的省份，复设“特派 员”，由他们按照外交部长之命令办理一切地方外交交涉事务。1930年，为 了解各省交涉署撤销后地方接收办理不属于外交的其他涉外事项的情况，特 派视察专员视察。视察专员原为临时性质，视察期为6个月。后任期6个月之 规定被取消，视察专员由临时机关转变为常设机关。除“特派员公署”和 “视察专员”以外，还在上海设有“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其职能涵盖传达 公文、消息和交际等事项。这些都属于地方外交行政机关。

中国的地方外交行政机关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作为一名外交 家，周敦礼异常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欧美各国，外交权集于中央， 并无所谓地方外交行政机关；而在中国，则非设此项机关不可。盖在领判权 未废止以前，各国领事往往因审讯案件关系，与地方官之交涉较他国为繁； 加以外交行政，又非熟谙国际情形者未易胜任。故必待各国在华放弃领判权 以后，则此种畸形之地方外交行政机关，始有完全裁撤之可能。”

时至今日，中国的外交部不但在国内设立了体系完整的内设机构，更在 全球拥有285个驻外机构（含驻外使馆、驻外领馆及驻外团、处）。有外国 评论认为，中国外交体系在规模上已是全球最大（CNBC，2019）。中国的 外交部再也不用受殖民主义的影响而在国内设置地方性外交机构；相反，它 已成为中国唯一在国内没有地方分支机构的国务院部门。今日中国外交部依 然在着力推行和平外交，但今日的和平外交已迥然不同于民国时期“以平等 互惠为原则修订中外各种条约”的和平外交。崛起了的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 重要一员已无须为各种不平等地位而辗转交涉，而是致力于将中国的和平外 交理念投向全球，为实现全世界和平发展注入中国力量。 废除不平等条约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签订了500余件不平等条约， 限制了中国的主权。例如，在《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烟台条约》中， 规定了将中国的关税、海关行政权上交西方列强国家的不平等条款。在爱国 废约群众性运动的推动下，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坚决主张废除不平 等条约。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提出“废除帝国主义与清政府及军阀政 府所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国民革命军于1927年收复黄河流域大半之 际，国民政府宣告“关权”自主，并在苏浙皖闵粤桂六省实行。此后，伍朝 枢、黄郛、王正廷等历任国民政府外长一再对外宣布“取消不合时宜之一切 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

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屡屡阐发其和平共处的外交理念，一秉善意谋 世界太平。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于1928年发表的外交方针中就提到：“中 国国民，对于交邻之道，素以讲信修睦为主。蕴蓄既久，根底最深。先总理 本此精义，决定对外方针，凡属国际往来，一以亲睦为主，而反对侵略政 策。故常有‘各国只要不侵略我，便是我的朋友，如果无理的侵略我，我便 用正义来抵抗他’等语。不幸八十余年以来，中国之国际关系，久为不平等 条约所束缚，以致中外人民间天然的好感，每为中外政府间机关的约章所障 碍……中国人口之多天产之富,他日统一成功，对于世界经济实现，赋有调 剂之重大使命……如将中国之国际束缚悉数撤销，同时国民政府亦必依照国 际法，十分努力，以尽其国际上应尽之合法义务。盖比如此，而后中国之天 产可发，国际之误会可除。天产发，误会除，而后贸易可憎，和平可久。” 虽然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取得一定成效，换来美、英等国家放弃在华特 权，但也一度招致强硬反对。例如，在国民政府发布关税自主布告后，日本 公使芳泽公然声称如中国未得日本同意，实行关税自主，将采取出兵山东等 适当手段。鉴此，国民政府不得已将关税自主之议暂缓办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审慎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平等条约 问题，逐步斩断了捆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枷锁。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对外缔约数量大幅增长、缔约领域也不拓宽。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成为 国际法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对比民国时期和今日中国的外交环境来 看，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努力并没有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平 等，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消除了列强强加的一切 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所谋求的独立、平等地位依赖于外国政府的给予，而 今日中国平视世界的底气来源于中国人民自身的努力和综合国力的强大。 收回领事裁判权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司法主权也随着国家主权的沦丧而受到侵蚀，表 现在列强纷纷在中国攫取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肇始于1843年《中英五口 通商章程》，后相继有二十个国家通过订立条约获得在华领事裁判权。各国 在华行使领事裁判权的机构有特设正式法院、由领事组织之法院、由公使或 使馆官员组织之法院三种。

领事裁判权的存在引起中国朝野的广泛不满，周敦礼也列举了领事裁判 权的九大弊害，分别是侵犯中国主权、引起对外恶感、诉讼手续繁琐、案件 判决不公平、华人易受冤抑、搜集证据困难、反诉不可能、领事缺乏法律智 识、领事之偏袒。为此，清末以来，历届政府通过外交努力敦促各国放弃在 华领事裁判权，并在一系列条约中出现了待中国司法状况改善后放弃领事裁 判权的承诺。国民政府成立后，也多次通过发布外交宣言传达撤废领事裁判 权的意旨。在外交部于1929年9月向美国发出的照会中，除说明领事裁判权 继续存在将引起冲突及其取消将使华人对外人更加信任外，还保证中国政府 于领事裁判权撤销后对外人权利必将依国际法加以保护。因此，尽管在收复 领事裁判权的过程中国内民族主义意识高涨，但国民政府依然不忘维系与列 强的和睦关系，以求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获得互惠互利的发展。

民国时期和平外交之下的领事裁判权收回工作是在一种耻感情结的驱 动下展开的。百年以来，中国外交的内容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不断发 展和完善，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高举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就司法领域而言，中 国也创新举措，试图在超出国界的更大范围内构建公正高效的司法机制。中 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于2018年6月29日分别在深圳和西 安挂牌成立。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范围突破了地域限制，法官任职更加国际 化，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中国司法国际影响力的扩张，这与民国时期收回领事 裁判权的卑微境遇形成鲜明对比。

结 语

当翻阅周敦礼的著作时，每每看到“和平外交”的字眼，一种“穿越” 感油然而生。然细读之下，仍觉这种“穿越”后的剧情差异：民国时期的实践 虽然也以“和平外交”为基本原则，但其总体上仍是一出苦情戏，是一个从卑 微、不平等的境遇中寻求和睦、平等的国际地位的过程；当今中国的外交实践 虽然也面临新的变局，但不断展现大国气质，体现“天下为公”的情怀，因 此，当代中国外交更多是一个把中国的和平外交精神发扬光大的过程。 和平外交是中华民族的性格使然，上古时期如此，民国时期如此，当今 更是如此。正如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庆典讲话中指出的那样，中 华民族基因中就是爱好和平的。孙中山也认为，世界上有两种外交政策：一 种是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他们在于灭人国家、夺人经济生存之命脉，乃至 绝人固有之文；而另一种则以中国有史以来的济弱扶倾政策为代表（《近百 年中国外交史》）。然而，民国时期，国人还在为实现国家的自由、独立、 和平等而奋斗，因此，虽意图“为天下谋太平”，但有力不从心之感。到了 当代，中国已经当然崛起于世界，理当拥有更为宽广的情怀。中华民族深知 和平的不易，只有和平才能带来富强，和平共处是全世界人们的共同期许。 面向未来，中国应当以更负责的精神、更开放包容的胸襟、更高质量的增 长，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李 涛：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武晓冉：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