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品牌国际传播的五大不足与四点建议

吕大鹏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品牌的国际传播仍然存在着 缺乏立足长远的战略布局、兼济天下的价值适应、集中有力的 统筹调度以及有本土吸引力的广告创意等问题。因此，品牌应 做好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管理部门不妨加大统筹力度、 积极组织中国品牌国际广告传播大赛等各类品牌活动。 中国品牌的国际传播，这几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的国家地位、中国的经济总量相比较，还有不少差距。 中国品牌的国际传播，事实上还肩负着一个百年变局中的特殊责任，就是要 通过品牌传播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品牌国际传播已经取得多方面的成绩，但还存在以下五大不足。 第一，缺乏立足长远的战略布局。中国企业品牌“走出去”，常常是 “上轿现扎耳朵眼”，缺乏长远规划和前期铺垫。罗马不是一天建成，品牌 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品牌建设必须作为战略，提前若干年进行布局。日 本企业40年前进入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在 中国援建中日友好医院、提供低息贷款、建设中日友好城市、组织3000名日 本青年访问中国，先软化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历史仇恨，而后进行高密度的品 牌投放，配合以饥饿营销。90年代，日本在中国建合资企业，凭专利挣钱。 到了21世纪，日本则在中国进行资本运作，在阿里巴巴等大企业中投资入 股，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还营造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中国应该借鉴日本这些 成熟经验，对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逐个进行谋篇布局，有节奏地实施落地。

第二，缺乏兼济天下的价值适应。中国品牌要想走向世界，必须积极响 应、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号召，继承中国古 人“达者兼济天下”的情怀，强化“造福人类”的理念，培育“开放共赢” 的文化观念，展示与业务所在国人民共同成长的良好形象和宽广胸襟，而不 能仅仅局限在单纯的、狭隘的民族意识上。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的文 化理念虽是帮助中国人民享受最好的技术，但这也丝毫不影响他们对美国的 忠诚。

第三，缺乏集中有力的统筹调度。我们的企业品牌“走出去”布局分 散，甚至一个集团会有很多下属企业创自己的品牌，使得当地民众分不清 “真假孙悟空”。有时候还会出现同类竞争、互相压价的情况，这都是对品 牌的巨大伤害。德国和日本企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则非常妥当。奔驰和宝马 都是德国的汽车，但是他们在品牌上各有侧重、错位竞争，“开宝马、坐奔 驰”，二者互相不拆台，形成良好的“品牌共振”。日本企业也是如此，当 年的松下、东芝、日立等电器公司，在品牌的协调上是一致的，共同营造了 日本企业精致、优质的好形象。德国、日本的品牌国际传播值得我们学习。

第四，缺乏对品牌投入的足够重视。这些年，各领域逐渐重视品牌国际 传播工作，但“喊得响”却落实不到位。几年前，我在迪拜机场转机，转来 转去就看到一个中国企业的广告——华为的“芭蕾舞广告”。迪拜机场是一 个世界著名品牌展示的大舞台，我为中国品牌的缺位感到遗憾。目前，社会 对企业销售收入投入研发的占比有了明确的导向，但对各类成功企业销售收 入投入品牌打造的占比是否能有一个排行榜？据说，体育营销传播费用与赞 助费用的黄金比例是4:1，而我国企业能达到0.04:1吗？至少在2022年北京 冬奥会的传播上，我感觉把赞助权益通过广告做到位的企业不太多。原本这 一赞助权益可以用到今年年底，但现在各企业的广告里已经极少体现。说到 底，还是企业对品牌的价值认识不到位。当然，这一问题也可能与企业领导 层更换太快、品牌带来的收益无法在短时间变成业绩等有关。

第五，缺乏融入当地的广告创意。中国企业用于国际传播的广告在本土 化、精品化方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中国企业的品牌国际传播，常常是一支广 告打遍全世界，缺乏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和受众的研究。贴近性不够、亲近性不 强，则广告的感染力就会大打折扣。日本丰田品牌的“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 必有丰田车”就是一个很好的广告创意，它非常贴近中国的文化，常常引起中 国人会心一笑，让大家牢记在心。世界这么大，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有自己的 文化，中国的品牌国际传播一定要入乡随俗，找到其精妙之处，精心策划、直 抵人心、引发共鸣，才能以最小的投入赢得最大的传播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几条具体建议。

第一，建议真正提高认识。中国品牌的国际传播往大了说是履行企业 的政治责任和国家义务，往小了说是企业为数不多的、还可以挖潜增效的领 域，它可以帮助企业产品“卖得贵，卖得多，卖得久”。

第二，建议管理部门加大统筹。加强协调、策划，推进中国品牌国际传 播，助力中国品牌在国际上的形象从“价廉”、走向“物美”、再走向“品 优”。

第三，建议将品牌纳入干部任期考核。“十年树木，百年塑牌”，在干 部任期中，除考核销售收入利润的提升幅度外，还应考核品牌升值情况，品 牌升值更有长远价值。 第四，建议组织各类面向群众和青年群体的活动，如中国品牌广告国际 传播大赛。建议相关高等教育机构每年组织一次“中国的国际品牌广告”评 选活动，重点评选广告的创意和传播效果上，然后再像法国的“广告饕餮之 夜”一样进行二次传播，这将迅速引领中国品牌的国际传播。

吕大鹏：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专家委员会执行主任，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 事务研究院副院长。

金砖国家峰会的国际传播：基于中国和南非媒体视角的考察（2009—2021）

陆佳怡 戴嘉慧

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巨大贡献，成为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力量。南非与中国都扮演着不可或缺 的角色。研究《中国日报》和《邮政卫报》中13次金砖国家 峰会英文报道发现报道多使用团队隐喻、旅程隐喻和战争隐 喻来形容合作关系，从中展现出领导者和参与者不同的身份 认同。

2009年，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BRIC）在俄罗斯举 行首次金砖国家峰会（即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旨在抵御当时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2010年12月，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国 家集团。自此，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BRICS）在 促进成员间经济发展以抵抗世界经济衰退的同时，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特经 济、政治与文化身份的合作机制。在金砖五国中，中国自2010年起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南非是非洲大陆的代表，两国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 且，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就与非洲大陆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文献综述

全球治理与国际传播视阈下的金砖国家

当今世界金砖合作机制已经成为全球合作内容最丰富、涵盖领域最广 泛的合作机制之一，同时也已经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 台，可以说是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季哲忱，2021）。金砖 国家改变了世界的重心，带来了新的国际分工，使得新兴国家不再单纯是一 种辅助力量，而是成为新的地缘政治结构中的战略力量（季哲忱，2021）。 在既有的金砖国家研究中，全球治理是主要研究视角。有学者以历次金砖国 家领导人正式与非正式会议的联合声明为分析文本，发现金砖国家对国际社 会现有经济体系和规范的态度，体现了由成立之初的“规范引导”到“规范 争论”的转变。具体表现为以2013年第五次领导人会晤为界，此前以适用性 逻辑为指导，在现有的国际金融规范之下履行职责，此后则以争论性逻辑 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适用性进行批判并提出解决方案（仇华飞、叶心， 2019）。在全球卫生治理方面，金砖国家主要通过议程设置、全球卫生治 理机制改革以及卫生医疗技术合作等三个路径参与治理（晋继勇、贺楷， 2019）。不过，学者们也指出，目前金砖国家多为各国单一行动且整体性行 动较少，仍未完全从松散的论坛形式向紧密联系的制度化合作机制转变（邓 子如等，2020）。

立足国际传播视角，有学者基于媒体的国际传播，运用内容分析法考察了 2013—2016年金砖五国主流印刷媒体的相关报道，认为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经济 体在国际上发声，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向着更为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各成 员国在利益诉求上又各有侧重，中国关注金砖峰会与国内事务发展的互动，重 视金砖峰会的辐射效应，南非则关注金砖峰会为本国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始终确保担任非洲大陆发展的“领头羊”（郑华、杨露，2017）。有学者以 2005—2011年俄罗斯的《消息报》、印度的《印度斯坦时报》和巴西的《环球 报》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涉华报道与话语，认为涉华话语的经济框架是三国媒 体话语的明显特点，体现了金砖国家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任务的机制特点。三国 媒体对欧盟、上合组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 成熟机制的认同度更高，金砖国家等新型机制尚未获得一致认同，三国媒体仍 然是在现有体系的框架中认知世界和中国（严怡宁，2012）。

金砖国家中的中国与南非

2011年，南非首次作为成员国参加在中国三亚主办的金砖国家峰会。中 国与南非的双边关系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当时中国政府支持南非人民 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等南非民族解放组织建立和保持了友好关系（钱其琛，2004）。在既有的金 砖国家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南非或中国的单边角度进行研究，比如围绕金 砖国家扩容问题，分析南非的加入动机、角色定位、组织认同等（孙艳晓， 2019）。有学者认为南非加入金砖国家集团的主要战略考虑和利益诉求是 利用该机制追求自身国家利益，实现“非洲议程”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 （徐乐，2017）。有学者基于2013—2014年的南非媒体报道考察了南非在金 砖国家集团中的认同感，发现其倾向于将金砖组织的利益与本国利益进行比 对，认同金砖提供给南非的发展机遇，但其对于金砖框架下的经济议题的共 识程度高于政治议题，即在政治议题上时常难以与其他成员国达成一致（郑 华、程雅青，2015）。

非洲学者赫尔曼·魏斯曼（Herman Wasserman）重点考察了金砖国家中 的南非与中国。他发现中国超越其他金砖伙伴成为了南非媒体报道的焦点， 尽管部分记者与编辑对于中国主导的角色或者南非在金砖国家组织中的角色 持消极态度，但他们的报道在这一地缘政治结盟事件的重要性上达成了共识 （赫尔曼·魏斯曼、王曦、申文静、史安斌，2013）。魏斯曼认为，媒体内 容及媒体资本都是中非交往的一部分。因此，中非交流尤其是中国与南非作 为金砖伙伴国的往来，很可能在媒体中有所展现，媒体极有可能成为各种看 法和声音表达态度、寻求认同的“角力场”（赫尔曼·魏斯曼、王曦、申文 静、史安斌，2013）。

整体而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内外关系可以分为三个维度，即金砖 国家内部关系、金砖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南南关系）以及金砖国 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南北关系）（潘兴明、周鹤，2015）。目前的金砖国 家研究主要讨论作为新兴国际力量的金砖国家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从金砖成 员国的单边角度研究金砖国家扩容、双边角度研究认知与态度等议题。而从 金砖国家内部视角去考察成员国与该合作机制的关系、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 系以及作为新兴国际合作机制的金砖国家集团与西方大国之间关系的研究较 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脑峰会先后在西方与东方的政治领导人中 普及，随后拓展至发展中国家。传播学者伊坦·吉阿博（Eytan Gilboa）和 外交学者扬·梅里森（Jan Melissen）认为，首脑峰会为各国提供了向外国 公众清晰传达讯息的机会，因为首脑峰会令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聚集一堂， 构成了特殊的外交事件，必定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Gilboa E.，2000； Melissen J.，2004）。基于此，本文聚焦于自2009年开始举行的金砖国家峰 会，以中国和南非两个成员国的英文媒体视角，历时性考察其对13次金砖国 家峰会的国际报道，在特殊外交事件构成的国际舆论场中，透过媒介文本管 窥中国与金砖国家集团、南非与金砖国家集团、中国与南非，以及金砖五国 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

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2009—2021年中国国家级英文日报《中国日报》（China Daily） 和南非侧重政治分析和调查报道的高质量英文周报《邮政卫报》（Mail & Guardian）对13次金砖国家峰会的英文报道为研究对象，通过批判性隐喻分 析，呈现和讨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背景下中国和南非的身份认同、中国与南 非的关系、金砖五国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

笔者通过隐喻关键词个数及其出现总次数求得总鸣值与总鸣值百分比 （表1和表2），发现团队、旅程与战争3类隐喻是《中国日报》和《邮政卫 报》所使用的最主要隐喻，即：第一，金砖国家（BRICS）是团队工作；第 二，金砖国家（BRICS）是一场旅程；第三，金砖国家（BRICS）是一场战 争。

团队隐喻

《中国日报》将金砖国家集团视为团队工作，定义合作的范围与对 象为金砖国家内部的合作，倾向于将金砖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定义为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同时凸显中国在金砖国家中的领导 者（leader/leadership）角色，而将其他金砖国家视为团队成员（member/ membership）。在描述世界局势与第三世界国家时，《中国日报》则将作为 整体的金砖国家视为领导者，强调南南合作，认为金砖国家的合作以及与其 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对双方均有裨益，表达了希望通过合作达到双赢的期 许。

在运用团队隐喻时，《中国日报》还将其扩展为家庭隐喻，通过使 用“brother（兄弟）”“family（家庭）”等关键词，将金砖国家间的合 作伙伴关系升华为更加亲密的家庭关系，如声称中国是金砖国家大家庭 （BRICS family）中的一员，习近平的访问象征着中国与非洲的友好兄弟 关系（brotherly relations）等。这既增添了金砖国家间政治经济合作的人情 味，又表达出对家庭成员理应守望相助，共同应对不断变化的西方国家与国 际局势的期待。

《邮政卫报》则将中国与南非均视为金砖国家团队中的一员，尽管没有 明确承认中国在金砖国家的领导者地位，但认为需要借鉴和学习合作伙伴的 领先技术。在南非加入金砖国家集团之初，《邮政卫报》曾对成员国利益的 多样性可能导致目标与行动不一致表示担忧，后期则直接表明了对广泛合作 与深化合作的期许。

旅程隐喻

《中国日报》认为金砖国家峰会的意义在于为金砖国家集团的未来制定 路线图（roadmap）与蓝图（blueprint），金砖国家将踏实地走好重要且不 可或缺的每一步，努力地在各自的发展道路上前行，同时致力于推动国际秩 序朝着更公平、更理性的方向发展。《中国日报》确信金砖国家集团的可靠 性，重视长远而稳定的发展，强调旅程中对未来目标与前进路径的规划。 《邮政卫报》同样关注金砖国家集团的发展方向，但对于具体的规划则 持保留态度。通过使用旅程隐喻，《邮政卫报》表达了对旅程中可能出现意 外与突发状况的隐忧。在金砖国家集团成立初期，其希望有一个更加正式的 组织结构，之后则担忧金砖国家集团应如何调整方向采取进一步行动。 与旅程隐喻相配合，《邮政卫报》还使用了建筑隐喻。“gateway（门 户）”等关键词的反复出现，强调了南非作为非洲门户的战略关卡地位，及 其在金砖国家中的合法性地位，凸显其对集团的政治重要性。

战争隐喻

《中国日报》的战争隐喻将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定位为同一战线并肩作 战的战友，这不仅强调要将中国的发展战略与非洲的发展战略联系起来，还 表示理应制定联合行动方针与联合战略（joint strategies），以求建立一个更 加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国日报》认为，金砖国家是确保国 际社会和世界和平的盾牌，凸显了金砖国家集团的政治与经济重要性。 《邮政卫报》更关注外部世界及其对本国的影响，认为金砖国家彼此 既是盟友（allies），也是竞争对手（competitors），尤其是在与非洲国家的 贸易上，竞争（competition）将会更激烈，对于作为经济共同体的金砖国家 集团实际效力持摇摆态度。此外，《邮政卫报》认为南非虽然不是贸易战 （trade war）的真正当事方，但一直受其牵连（collateral damage）。与《中 国日报》使用战争隐喻强调结盟、合作可以有效抵御战争不同，《邮政卫 报》的战争隐喻揭示了盟友间的竞争性和由结盟而遭受的实际伤害。

结论与讨论

在身份认同方面，《中国日报》历时性呈现了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框架 下的崛起过程，通过隐喻载体的使用，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中国对于金砖国 家集团的认可以及自身领导力的自信。《邮政卫报》则关注南非在金砖国家 集团中的合法性地位，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甚至是金砖国家成员国都表现出不 同程度的担忧和质疑。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邮政卫报》 通过道德隐喻、旅程隐喻等，直指金砖国家共同应对疫情的宣言与实际行动 之间存在鸿沟（gaping hole），进一步表达了对金砖各国在面对状况频发的 国际局势时难以守望相助的忧虑。

在中南关系和金砖五国与西方大国关系方面，《中国日报》认为中国在 发展自身实力的同时，有余力在团队、旅程与战争中发挥一定的领导作用， 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带动其他金砖国家共同应对既有国际秩序以及变幻的国 际局势。《邮政卫报》认可了中南关系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但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由于疫情的复杂性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对中国、中南关系，以及作 为整体的金砖国家集团产生了些许动摇。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快速崛起，开始寻求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对于中国而言，金砖国家是第一个全球性的、由非西方大国构成 的国家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在西方主导的国际 政治体制下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可能性途径。相较而 言，南非是崛起的区域大国，它的金砖国家身份也因经济体量与其他金砖四 国存在差异而遭受质疑。中国和南非的自我定位直接决定了其在金砖国家合 作机制背景下的身份认同，进而分别体现在两国英文媒体对历年金砖国家峰 会的报道文本上，一个是高度认可该合作机制的领导者，另一个是期待从该 合作机制获益的参与者。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下的不同身份认同直接影响了中国和南非对金砖国家 集团内部成员、金砖国家集团与西方大国之间关系的认知。中国将其他金砖 成员国视为一起应对国际局势变化、参与全球治理的伙伴，而南非在承认其 他金砖成员国伙伴关系的同时也毫不避讳成员国之间的竞争关系。自新冠肺 炎疫情爆发以来，金砖各国都面临着经济与公共卫生领域的困难，金砖国家 集团也面临战略互信赤字、利益纽带松弛、集体行动力下降等挑战（卢静， 2020）。此外，美国采取经济上的“去中国化”战略、安全上的“印太战 略”等，单方面加剧了中美战略竞争，进而恶化了金砖国家之间合作的战略 环境。金砖国家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舆论环境。在此背景下，作为新兴国际 合作机制的金砖国家亟需在国际舆论场塑造作为统一行动主体的“集团”的 国际形象，而作为与所有西方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和合作关系的南非， 可以成为金砖国家集团与西方世界增信释疑的纽带，为金砖国家集团参与全 球治理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未来国际传播策略 研究：基于中国方案的媒介化协商历史考察（1978-2017）》（项目编号： 18YJC860023）的研究成果。

陆佳怡：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戴嘉慧：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构建“双循环”的中国形象国际传播格局

尹铂淳

在国际传播格局不断变化的今天，必须充分肯定传统媒 体的传播效能，与此同时也要高度重视新媒体传播蕴含的巨 大能量。中国应当始终坚持传统媒体传播与新媒体传播相统 一，推动构建以新媒体为主、传统媒体为辅的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中国形象国际传播格局。同时，尽可能全方位、立体化 推动中国形象话语建构，致力于塑造积极正面、立体多元的 中国形象，以此为中国营造和谐友好、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 国际舆论氛围。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领域正在发生复杂 且深刻的变化，各国观念激烈碰撞，利益交错纷繁。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 建设，构建以新媒体为主、传统媒体为辅的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中国形象国际 传播格局，破解传统国际传播格局制约并打破“西强我弱”国际舆论局面， 尽可能全方位、立体化推动我国国家形象建构，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 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新时代国际传播的迫切需要。

构建“双循环”的中国形象国际传播格局的核心要义

传播行为本质上是一个循环格局：传播者从信息源获取信息后，通过各 类渠道将信息传播至接收者，接收者在获取信息后将其内化，而后接收者成 为了一个新的传播者，上一个传播者成为了他的信息源之一，这些要素都参 与到了新一轮传播之中，构成了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格局。任何事物 都是矛盾的辩证体，任何事物都蕴含了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传统媒体 传播和新媒体传播各自构成了一个循环，这两个循环既对立又统一，二者相 辅相成、缺一不可。两个循环不应被机械割离，而应将其有机统筹起来。由 于中国形象具有一些特殊的属性和色彩，因此在进行中国形象国际传播时， 应采用“以新媒体为主、传统媒体为辅”的传播策略，着力推动传统媒体与 新媒体相互组合、相互促进。首先，通过主流媒体的舆论权威性、影响力 和号召力形成社会广泛共识。其次，发挥新媒体主体多元、内容多样、篇幅 短、速度快、互动反馈强、受众接受程度高等优势不断加强舆论引导。构建 以新媒体为主、传统媒体为辅的“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中国形象国际传播格 局，致力于从多个维度、多个角度、多个领域讲好中国故事，全方位、立体 化塑造良好中国形象。

以新媒体为主、传统媒体为辅的“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中国形象国际传 播格局指传播主体在各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上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符号构 建的国际传播理念及实践。“双循环”的传播格局能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担当；能系统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制度、文化的优越性、科学性、完备性、有效性；能集中展现中国建设持久 和平、共同繁荣、开放包容世界决心的国际传播理念及实践。积极构建以新 媒体为主、传统媒体为辅的“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中国形象国际传播格局，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不断加强国际舆论引导，传播真相，粉碎谣言，突破西 方既有的评价藩篱，让国际社会了解和认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增强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同，为中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

向世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构建以新媒体为主、传统媒体为辅的“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中国形象 国际传播格局，目的在于向世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当今世界面临 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世界趋势日 益凸显，各国间时空距离逐渐缩小，交往日益频繁，共同挑战愈发增加。流行 疾病、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 人类生存构成了严峻挑战。当前，没有哪个国家能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 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郑重发出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命运的 有机整体性，追求世界和平，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秩序观。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一种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道路创新，这一理念承载了对人类共 同命运的深刻思考，是我国在新时代基于全球新秩序提出的“中国方案”。构 建以新媒体为主、传统媒体为辅的“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中国形象国际传播格 局，必须始终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世界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 合理关切他国，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积极推动世界各国和平 共处、协同合作、共荣共生，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 世界。这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利益，是众望所归，是民心所向。

主动向世界分享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概念和新表述

构建以新媒体为主、传统媒体为辅的“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中国形象国 际传播格局，要求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主动向世界分享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的新概念和新表述。中共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理念相继提出，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提 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首先，在中国形象国际传播过程中，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要积极运 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概念和新表述，积极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 国方案，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弘扬中国精神。其次，在国际舆论场 上，要使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概念和新表述积极开展舆论斗争，为我国 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再次，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要充分发挥组合拳优势 主动出击，使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概念和新表述，充分展现我国优势和 特色，积极塑造我国国家形象，主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积极 呈现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领域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集中展现中国的发展成就、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及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 神风貌。最后，在重大突发事件、重大国际关切和热点问题上，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平台要主动发声、快速发声、及时发声，第一时间传播事实、表达观 点。面对西方涉华报道中的不实言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必须旗帜鲜明 地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立场和主张，主动回击这些不实言论，积极引导 国际舆论，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与号召力。

处理好“硬传播”和“软传播”的关系

构建以新媒体为主、传统媒体为辅的“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中国形象国 际传播格局，必须处理好“硬传播”和“软传播”的关系。传统媒体的传播 模式多为“硬传播”，即生硬的直接宣传。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硬传播”， 新媒体的“软传播”是渐进的、潜移默化的宣传，其受众接受程度更高，更 容易在海外获得极高传播效能和极佳传播效果。推动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理念 及模式的革新，应当构建以“软传播”为主、“硬传播”为辅的复合传播模 式，以此主动提出相关议题并设置相关议程。

首先，传播要充分考虑受众情况，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 群体的精准传播策略，着力打造符合受众文化表达、思维逻辑、价值理念的 传播模式，尽可能增强中国形象亲和力，提升海外受众对中国形象的接纳程 度，实现最佳的中国形象国际传播效果。其次，传播应当高度重视短视频、 电影、微博等民众喜闻乐见的“软传播”渠道，通过这些渠道渐进地、润物 无声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避免生硬的、直接的灌输式宣传， 以此提升海外受众对真实立体中国形象的接纳程度，让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在海外获得广泛传播。最后，面对中国形象的海外研究者，应当采用传统媒 体的“硬宣传”，即将中国形象的意蕴内涵和属性特征更学术、更系统、更 完整地呈现给对方，让中国形象的海外研究者能充分领略中国形象研究的学 术魅力和理论感染力。

处理好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关系

构建以新媒体为主、传统媒体为辅的“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中国形象 国际传播格局，必须处理好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关系。传统媒体的话语属 于公式化、专业化的官方话语，新媒体的话语大多是接地气，人民群众听得 懂、喜欢听，民俗程度高的民间话语。构建以新媒体为主、传统媒体为辅的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中国形象国际传播格局，必须坚持官方话语与民间话 语相统一，既要有官方话语，又要有民间话语，尽可能全方位、立体化推动 中国形象国际传播。中国形象具有一些特殊的属性和色彩，相比于官方话 语，民间话语更适合参与中国形象国际传播。

因此，要努力打造以民间话语为主、官方话语为辅的话语体系，着力 构建“民间话语（主）+官方话语（次）”的多元复合话语模式。应当用民 间话语让中国形象这个抽象概念更加贴近群众，让民众切身感受和理解中国 形象建构的重要性。此外，还要注重用官方话语对中国形象的意蕴内涵进行 学理阐释，以此全面提升中国形象国际传播效能。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可以 策划主题活动，积极鼓励并主动邀请广大网民特别是网络意见领袖在具有较 大国内外影响力的新媒体平台上，以个人视角细腻生动地讲述中国故事，分 享自己所了解的真实的中国。网民新媒体叙事是一种成效显著的传播理念及 模式，其视角更接地气、更真实生动，有效丰富了宣传报道维度，打破了传 统媒体刻板的议题设置，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与公信力，是主流媒体传播的重 要补充。这种叙事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中国形象国际传播效能，优化中 国形象国际传播效果。在这个基础上，辅以传统媒体对于中国形象的学理阐 释，即可不断优化官方话语叙事模式，形成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传播格局。

总之，中国国际传播必须充分肯定传统媒体的传播效能，与此同时高 度重视新媒体传播蕴含的巨大能量。对外传播应当始终坚持传统媒体传播与 新媒体传播相统一，推动构建以新媒体为主、传统媒体为辅的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中国形象国际传播格局，并且尽可能全方位、立体化推动中国形象话语 建构，致力于塑造积极正面、立体多元的中国形象，以此为中国营造和谐友 好、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国际舆论氛围。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优青项目》（ 项目编号： 21B0774）的阶段性成果。

尹铂淳：湖南省视频文创研究基地研究员，长沙学院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二 教研室主任。

文化强国视域下中医药老字号的国际传播研究——以同仁堂为例

张 驰 麦迪娜依·阿合买提

中华老字号具有鲜明而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是建设文化 强国和品牌强国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承和传播优秀中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支撑。在加强国际传播工作和保护发展中华老字号的 背景下，推动老字号品牌走向国际市场，对对外讲好中国品牌 和中国文化故事具有战略意义。同仁堂的国际化具有典型性， 历经四个阶段，取得巨大成绩。在国际市场开拓上，同仁堂采 取渐进式、本地化和平台化的策略。在品牌国际传播上，同仁 堂通过多维立体的传播活动打造海外中医药第一品牌。同仁堂 通过品牌的方式有力地推动了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后疫 情时代，中医药迎来了国家战略和市场需要的新机遇，在传播 上，未来需在加大国际主流数字媒体平台运用、提高海外媒体 可见度以及创新叙事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发力。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中医药产业进入了 新的战略机遇期。人口老龄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更加凸显出中 医药事业传承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华老字号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载体。中医药老字号以 世代传承的独特产品、精湛技艺和服务理念传承至今，是中医药文化传承发 展的重要支撑。在全球化时代中，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华老字号品牌不仅对 中国国家形象大有裨益，也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国家的“十四五” 规划中首次提出，要“保护发展中华老字号”，国家对老字号发展的关注上 升至新的战略高度。

已有研究大多从营销学和管理学视角切入，聚焦于如何复苏、活化和振 兴老字号。本文主要从国际传播视角切入，以中医药老字号国际化的典型品 牌同仁堂为个案，梳理其国际化的市场策略和传播策略，为其他老字号提供 借鉴。另外，当下国际传播研究较为忽视对企业品牌主体的研究，本文也希 望通过企业国际传播案例的研究推动中国国际传播更进一步。

相较于同为中医药类中华老字号品牌的片仔癀、云南白药和广药白云 山，同仁堂的海外经营活动开展较早，根据张景云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贸易代理阶段（1950-1992年），同仁堂曾在香港设有代理 商，自20世纪50年代通过进出口公司在香港销售同仁堂产品。第二阶段是海 外投资经营开启阶段（1993-2002年），同仁堂通过品牌授权在香港开设第 一家门店，为海外市场的拓展奠定了基础，1995年在英国伦敦开设第一家 欧洲门店后，陆续在泰国（2001）、马来西亚（2002）、加拿大（2003） 等国家以合资方式开设门店。第三阶段是东南亚市场拓展阶段（2003-2012 年），同仁堂进入柬埔寨（2006）、菲律宾（2006）、越南（2007）等市 场。第四阶段是西方主流市场突破阶段（2013年至今），同仁堂在欧美市场 取得了更大的市场突破。2002-2021年同仁堂的海外营收从1.143亿元增加到 9.072亿元，海外营收占比一度超过8%。

同仁堂的国际化市场策略

市场选择上依循文化与空间距离，把握国家战略机遇

在市场选择上，同仁堂一方面注重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问题，一方面注重 把握国家战略机遇。总体上走的是一条先易后难、由点及面的市场开拓道路。 作为文化符号显著的中医药老字号品牌，同仁堂首先考虑了物理意义 上的区位选择，即优先选择亚洲区域经营。同仁堂海外市场拓展的前三个阶 段，都聚焦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在空间上首先贴近中 医药文化接受度较高的亚洲消费者，降低文化产品的出口影响。

其次，由于文化差异和文化认知程度的不同，海外消费者初次接触同仁 堂品牌时，难免会受到文化背景、审美预期、语言、历史传统等多方面的制 约。为促进同仁堂中医药在海外市场的可持续性，海外华人侨胞就成为了品 牌的外交名片，海外华人能够发挥文化桥梁及纽带作用，让同仁堂产品能更 快被海外受众所熟知。因此同仁堂在选址建店上优先选择华人聚集地——唐 人街，如同仁堂澳洲的好事围（Hurstville）店、同仁堂新西兰的奥克兰店均 处于该国最大的华人地区，不仅具有旅游、宣传和文化推广的作用，更以低 成本降低了文化折扣的影响。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同仁堂也主动融入国家战略，积极进军 “一带一路”市场，如2016年11月，同仁堂首次进入非洲市场，在南非的约 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德班三地开设了5家药店。

产品适应上针对各国实际情况，实施产品本土化战略

首先，根据市场特点，在产品命名、包装方面进行本地化创新。为进 入日本市场，同仁堂对牛黄清心丸的成分、方单进行重新组合，与日水制药 株式会社联手，以“日式清新丸”为名在日本注册。在马来西亚推出“乌鸡 白凤丸”时将其重新命名为“北京特制白凤丸”，在药品名称上加上西方人 熟悉的“北京”字眼，与其他品牌的同类药品实现区分，同时也体现出该产 品的原产地。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同仁堂还试制了无糖型、浓缩型药 物，不仅适合糖尿病患者和老年人，更受到追求健康消费者的认可。

其次，同仁堂根据各国实际情况，开展了产品创新与认证工作，为进入 特定市场做好准备。2003年，同仁堂中药软胶囊剂、片剂、液体剂量生产线 顺利通过GMP认证，为药品质量的安全性提供了保障。2006年，北京同仁 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科技”）特别针对澳大利亚、 美国、加拿大等西方非传统市场推出十余种浓缩片系列产品。2009年，同仁 堂科技十二个产品通过了中国穆斯林协会哈拉认证，为后续品牌在越南、穆 斯林国家的市场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后，为了使药品成分符合当地用药标准，同仁堂对多种药品进行了二 次研发和产品改进。例如新加坡禁止在药品中添加黄连和黄柏，同仁堂便多 次试验，研制出专门针对新加坡市场的大活络丹，实现了新加坡市场的顺利 扩展。对于不理解植物药和矿物药，不承认天然植物药是药品的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国, 同仁堂为满足本地市场需求，选择以介于药品和食品之 间的天然保健品身份进入。

营销模式上推动“六位一体”，融入数字大潮

面对全球化的数字潮流，同仁堂也在积极推动营销模式的转型，推动线 上线下一体化。首先，线下门店由“三位一体”升级到“六位一体”。1993 年，同仁堂在香港开设第一家海外分店时，便开创“名店、名药、名医”结 合的新型营销模式。中国传统气息的店铺装潢、中成药产品的本土化创新、 中医大夫问堂坐诊，三者合一打造同仁堂金字招牌。在国际化第四阶段，同 仁堂便借力“一带一路”契机，通过开展大规模中医义诊活动、开设零售终 端、参与中医药研讨会、成立海外医师进修工作室、收购兼并等多种形式， 形成集医疗、保健、科研、教育、文化及产业“六位一体”协调发展的中医 药集团新格局。

其次，探索线上基于大数据的平台化转型。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 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球商业环境发生巨大的改变，同仁堂开始 进军电商并探索数字化营销模式。借助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互 联服务场景与用户数据体系，同仁堂国药创办了健康监测与咨询、跨境健康 垂直电商、跨境中医药电商、金融保险四大板块业务，通过整合海内外中医 药、植物药等优质资源，借助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于中国及全球用户。

组织架构上搭建专门海外发展平台

作为中医药发源国和最大的临床应用国，由于剂型、疗效、药剂学基础 理论得不到国际承认，我国中药一直被排斥在国际医药主流市场之外，难以 与韩国、日本的“汉方药”在国际市场中抗衡。为了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 同仁堂通过在分拆上市、成立独立海外公司的方式加速品牌国际化。2000年 10月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2013 年5月北京同仁堂国药有限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这使同仁堂成为首个分 拆并再次登陆香港的国内企业。同仁堂国药是同仁堂集团旗下唯一属于非中 国市场（日本除外）分销中国制造的同仁堂品牌中药产品的下属公司，起着 推动同仁堂集团走向国外的平台作用，经营境外市场同仁堂集团药品的生产 销售并提供服务等相关业务。

同仁堂的国际传播策略

文化先行：积极通国际性文化活动等促进品牌认知

为增强中医药品牌对海外国家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同仁堂借助国际性 文化活动、会议、赞助事件等外交渠道等手段提高品牌影响力。如2013年， 同仁堂参与了在韩国举办的山清世界传统医药博览会；2015年，同仁堂参与 了在迪拜召开的金砖五国商务论坛等会议之余，还协办了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面向未来：中医药的国际化”早餐会；2018年，同仁堂参与在意大利举办 的第十五届世界中医药大会。期间，每逢同仁堂海外药店开业，都会举办大 型的义诊活动，还利用重大节日与所在国大使馆及其他中资企业一起在报纸 出专版、举办义卖义演和送医送药等特色活动。中药企业在对外文化传播上 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通过装潢的统一化，展示企业形象和品牌特色，能体现 中药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同仁堂医药同馆的经营模式，使海外门 店既是经济实体，也是文化载体。2016年7月，同仁堂在圣马力诺建立了中 医博物馆，该博物馆以红色为基调，借助同仁堂历史故事连环画、现代制药 场景图和产品、门店照片分别讲述同仁堂的过去和现在，两面墙的格子中整 齐摆放着50余种常见的中药材标本，并配有彩图和药材功效说明。

平台赋能：数字时代运用国际主流数字平台触达全球消费者

数字平台成为品牌与消费者互动沟通的重要阵地，数据显示，60%的海 外消费者通过社交媒体了解中国的产品与服务，老字号在社交媒体上利用故 事化叙事和热点话题营销，既能促进品牌文化的传播，也能达到产品推广以 及树立企业形象的效果。同仁堂在Facebook、Twitter等多个主流海外数字平 台设立了官方账号，传播的内容也较为多样。同仁堂自2016年3月在Youtube 上注册官方账号后，便上传了11条同仁堂在香港、澳门、澳大利亚、马来西 亚、新加坡等国家销售的小型纪录片《北京同仁堂海外传奇》，展示老字号 同仁堂品牌理念和商业运营的品牌故事。同仁堂海外分店在Instgram上设立 官方账号，创建#medicine、#clinic、#Beijing、#Chinese herbs等话题引发用 户互动和转发，借中医药科普和拳头产品传递文化自信。

公益立牌：疫情之下注重公益活动，树立负责的中医药品牌形象

2020年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同仁堂也积极参与其中,塑造了负 责人的中医药品牌形象。同仁堂组建全球新冠肺炎防治专家组，结合中国疫 情防治成功经验，为50个国家和地区出具了100套中医药“扶正避瘟饮”防 疫抗疫组方，通过外交部向驻外86个使领馆、中资企业、中资机构、华人华 侨、留学生等捐赠抗疫药品逾10万人份。同时，在境外疫情恶化扩散期间， 同仁堂在所有境外门店设立专人、专台、专柜推广疫情防抗系列产品，编织 境外疫情防控手册并翻译成多国文字，适时开展远程医疗和邮寄业务，保证 海外患者能够顺利拿到针对性药材。同仁堂坚持社会公益活动，不仅仅提升 了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消费者充分认识到 中医药不可代替的作用。

结论与建议

同仁堂以经济实体和文化载体双轮驱动的模式有力推动了中医药产品、 品牌和文化走向世界。同仁堂的品牌国际化，一方面推动了中华文化和中医 药文化走出国门，提高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强中医 西医的互鉴，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尽管同仁堂的国际品牌打造取得 了成绩，但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其一，强化国际主流数字平台的运营效能。同仁堂虽然进驻了不少国际 主流数字平台，但是运营较为低效。如同仁堂海外账号上的营销传播活动缺 乏创新，大多只是简单地发送品牌和产品信息，消费者互动效果差；账号多 而杂，缺乏常态化、统一化的运营和管理；一些重要的数字平台没有及时进 驻，如风行海外的Tik Tok。

其二，建立与国际媒体的良好关系，提升海外媒体可见度。品牌的传 播离不开媒体的宣传，但是笔者通过EBSCO新闻报道数据库的检索发现， 海外主流市场对同仁堂的报道较少，仅有不到10篇，其中还包含不少负面报 道。而中国外宣媒体如China daily虽然报道更多，但并未引起国际媒体的转 载，传播效果有限。同仁堂未来还需进一步理顺并加强与海外主要媒体的关 系，从而获得更多深度、积极的报道机会。 最后，结合海外消费者的品牌认知习惯，创新叙事方式。从检索的海 外报道可以看出，国际媒体对我国老字号在战略上的新动态、为当地人做出 的贡献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等议题更感兴趣，同仁堂需要把握住展示机会，针 对海外不同国家开展人性化的叙事方式，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医药文化故 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同仁堂的同时也更了解中国。

本文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研究专项《文化强 国视域下老字号品牌对中国文化的承载与国际传播研究》（项目编号： ECNUICTC-202110）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引进人 才启动费项目《新中国品牌社会史》（项目编号：2020ECNU-HLYT089） 的研究成果。

张 弛：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晨晖学者。 麦迪娜依·阿合买提：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学生。

试论中国经济“三环外交”

郭海龙

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东升西降”的世界态势越发明 显，面对美西方国家维持霸权的战略举措，中国经济的“三 环外交”应运而生。通过整合周边经济、在“一带一路”沿 线乃至全球进行经济布局，我国致力于加强国际团结，塑 造有利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为此，我国不仅需要立足 周边，强化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的落实，还要努力拓展“一 带一路”沿线合作，深化互联互通，更要积极拓展全球范围 内的经济合作，从而促进政治互信、人文互通、文明平等互 鉴，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

进入21世纪20年代，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遏制疫情的基础上，率 先复工复产，成为2020年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保持了经济快速发展和 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经济总量已经从美国的70%（2020年）上升 至77%（2021年）。2021年以来，中国“十四五”规划开局良好，经济基本 面持续向好。而中国的经济外交，是在中国立足国内大循环、建设全国统一 大市场的基础上，通过贸易等手段促进国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 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和全球这三个层面进行精心布局。这可谓中国经济 的“三环外交”。

中国经济“三环外交”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渊源

俗话说“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种种因素作用下，当今世界面 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今，这一“大变局”在俄乌战争影响下呈现出新的 特征。虽然大变局下“东升西降”态势明显，比如，多极化不可逆转、“准 四极”（美欧中俄）隐约显现。但是，正如东汉末年，鲁肃在“榻上策” （东吴版的“隆中对”）中建议孙权“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 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三国志·鲁肃传》）那样，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优势不会骤然失去，西方霸权难以短时间崩溃；而中国、 印度等古老文明复兴的非西方世界崛起，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由于历来崇尚实力，随时警惕任何挑战者，并置之死地而 后快。退一万步讲，正如中国古语有云“困兽犹斗，何况人乎？”这对于蕴 含着巨大政治经济资源和国际话语权优势的世界霸权，西方绝对不会轻易放 弃，而是会在“零和博弈（zero-sum game）”思维作祟下,不断寻找或树立潜 在的挑战者，并做殊死搏斗，比如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曾放言“美 国要继续领导世界100年”。这使得大变局下，“东升西降”态势不断波动。 这样，自从15世纪末开始的大航海时代以来，一直操纵世界霸权的西 方，决不会像苏联自动解体那样，仁慈慷慨地放弃霸权。相反，重视“强权 即真理”的西方会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例如，冷战结束以来，俄 罗斯被西方当作“战败国”（马丁·雅克，2022）进行处置。作为过时的政 治军事组织，北约先后5次东扩，已经吸纳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波罗的海 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为成员，北约边境直抵俄罗斯家门 口，且西方国家不断在欧亚地区（后苏联空间）挑动各种“颜色革命”。先 后有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花革命”、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2005年 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诸如此类的颜色革命，极大地压缩了俄罗斯 的地缘政治空间。

而一向注重地缘政治利益、具有“弥赛亚情怀”和东正教大一统意识的 俄罗斯，虽然对此一让再让、一忍再忍，但是，西方得寸进尺，甚至策动东 斯拉夫三兄弟之二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倒向西方，这大大触动了俄罗斯的底 线。在这一情形下，俄罗斯为未来着想，争取到白俄罗斯“回心转意”，推 动俄白联盟一体化。之后，在2022年2月24日凌晨，发动了俄乌战争。战争 爆发后，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无底线制裁，重磅投出“金融核弹”，把俄 罗斯踢出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制裁俄罗斯官员（例如 普京）、已故学者或艺术家（例如柴达科夫斯基）、植物、宠物，取消俄罗 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资格，甚至已经入籍西方的俄罗斯富豪的游艇、别 墅等私人财产也被西方国家“跨大西洋小组”没收，这种行径，完全可以用 “绞杀”来形容，大大超出了冷战时期互为敌对国家的美苏之间对峙限度， 充分暴露了西方会把任何挑战西方霸权的反抗者都置于死地的战略图谋。 鉴于西方“吃相难看”，很多处于中立立场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比如沙 特、印度和欧佩克（OPEC），已经深刻认识到，不能对西方心存幻想和侥 幸，不能把资产等放在西方国家，不能再一味绑定美元，以免重蹈俄罗斯的 覆辙。当美国带领西方世界，把那些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私有财 产神圣不可侵犯”“科学无国界”和“音乐无国界”等最后遮羞布全部都揭 下来的时候，当西方近年来动辄以贸易战、环境壁垒对中国等国家实行贸易 保护主义的时候，在冷战结束后以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为本质的新一 轮全球化进程，已经面临全面崩溃。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需要精心布局，才能避免各种误区，进而稳中 求进、行稳而致远。

历史上，带领英国赢得二战的伟大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后， 面对美苏两极格局下英国衰落的国际形势，为了保持大英帝国的全球影响 力，曾提出了著名的“三环外交（Triple-Ring Diplomacy）”构想，即以 英美特殊关系、英欧关系和英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为三个重点环 节，构建英国在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确保英国的有力国际地位。

如今，中国经济面临新的形势。从国际视角来看，一方面，中国经济 总量坐二望一，有望在短则五六年、长则十年的时间内超过美国，成为全 球第一大经济体，而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迈过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发展势头迅猛。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这一发展新模式开辟出一条非西方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模式， 引起了美国为首的西方的警觉，他们继特朗普政府贸易战失败之后，为了缓 解自身由于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滥印钞票引发的通胀压力，在 放开普通贸易的同时，继续对华实行“小院高墙（Courtyard high wall）” 技术封锁，虽然避免了“脱钩（decoupling）”导致回到冷战时期的“两个 平行市场”（斯大林语），但是，西方把中国锁定在中低端产业链上，让美 国为首的西方继续享受高新科技红利，并维持对世界霸权的战略企图非常明 显。在这种波谲云诡的国际经济形势面前，尤其是面对俄乌爆发战争后美西 方对俄实施的无底线制裁，扭曲了国际金融秩序和贸易秩序等情形，我国需 要在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和全球层面对经济外交进行精心布局，立足国 内统一大市场构建的国内大循环，促进国际大循环。这三个层面的布局，可 称之为中国经济的“三环外交”。

中国经济“三环外交”的主要内容中国经济“三环外交”的主要内容

中国经济“三环外交”主要存在于当前的各种经济贸易往来之中，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整合周边经济是中国经济外交的基础。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备型 国家，而且经济重心在东中部，在中国外交布局中，周边是首要，经济上更 是如此。因此，与东中部密切联系的东北亚、东南亚和以澳大利亚、新西兰 为主的大洋洲成为我国经济周边布局的关键。如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 定、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自贸协定，都是中国深耕 周边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要成果，而这方面最大成果则是2022年元旦生效的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RCEP）协议，有助于整合区域内的资源，促进周边物资 大循环。该协议的生效，为先自由贸易区，再共同市场、共同货币……以经 济为基础塑造区域合作的上层建筑，促进区域一体化，大踏步赶上欧盟、东 盟、阿盟、非盟、拉共体、欧亚经济联盟等著名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步伐，为 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塑造了良好氛围。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是我国经济布局的战略方向。自从“一带一 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与海合会、欧亚经济联盟进 行对接，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东欧论坛、匈塞铁路、比雷埃夫斯港口、 汉班托塔港口、吉布提基地等星罗棋布地分布在沿线，构成了我国经济外交 中在“一带一路”沿线一颗颗璀璨的珍珠。“一带一路”沿线是中欧贸易、 中俄贸易、中非贸易、中国同南亚、西亚贸易的战略通道，保持这个渠道畅 通无阻，加强互联互通，是中国经济整合亚欧大陆和东半球、进而拥抱世界 的战略举措。其中，中欧班列值得大书特书，因为，这是中国避免海运风 险，直接打通中欧贸易的重大尝试。实践证明，这一尝试非常成功，促进了 沿线国家的经济整合，即便是俄乌战争爆发后，中欧班列仍然保持着强劲的 发展态势。此外，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被西方踢出SWIFT系统，促使 俄罗斯选择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CIPS）强化了中俄两国互相借重，俄罗 斯作为能源和粮食大国，与中国这个制造和人口大国互补，促进了亚欧大陆 内部的局部大循环。

最后，在全球进行经济布局，提供了广阔的战略转圜腾挪空间。长期以 来，美国把拉丁美洲视作“后院”，长期干涉内政和发展方向，比如，冷战 结束后，美国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诱发“拉美陷阱”， 阿根廷等国从准发达国家跌入债务危机，濒临破产。但是，也有古巴、委内 瑞拉等国家反对美国干涉，并且有更多的国家愿意和中国发展经贸往来，以 发展本国经济。鉴于此，我国在拉美特别是南美洲开展了比较广泛的经济合 作。我国在南美参与横贯巴西与秘鲁的两洋铁路建设，与阿根廷、巴西开展 大宗商品贸易，与委内瑞拉开展石油贸易，促进了贸易多元化，促进了经济 安全。例如，在中澳关系紧张影响澳方必和必拓与中国铁矿石生意的时候， 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铁矿石是很好的替代选项；在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中 国制裁美国大豆商的时候，阿根廷和巴西的大豆能及时补上。这些在西半球 开展的经贸往来，为中国经济对外经济布局，提供了广阔的战略转圜腾挪空 间，体现了古人“狡兔三窟”的智慧。

中国经济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领域的布局必然带动 国际格局的变动。目前，在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到处煽风点火，制造国与 国之间相互对立乃至敌视的情形下，我们有必要通过经济、人文等方面的合 作，加强国际团结，塑造有利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

强化中国经济“三环外交”的相关建议 鉴于上述三个层面经济外交的重要性，以及全球格局变迁的长期性、反 复性，我们需要巩固自身的经济基础，夯实上述三个层面的经济联系，以经 济促进世界和平与双边、多边政治互信、文明平等互鉴，致力于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第一，立足周边，强化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的落实。太平洋西岸，是 我国经济交往最重要的“大周边”，必须经营好。现实情况是各国发展程度 参差不齐，有最发达的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中等发达的韩国、新加 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初步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后起之秀泰国、 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欠发达的缅甸、柬埔寨、老挝。政治体制 上，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越南、老挝，有成熟的资本主义共和国韩 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尼、东帝汶，君主立宪的日本、泰国、柬埔寨、文 莱、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转型国家缅甸、蒙古。文化上，有西方 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也有儒家文化圈中、日、韩、朝、越南、新加坡， 佛教国家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伊斯兰教国家马来西亚、印尼，天主 教国家菲律宾。政治多元、文化多样、经济多层，既有东方国家，也有西方 国家；既有北方国家，也有南方国家；既有传统文明，也有现代文明，还有 正在构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构成了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带大周边经 济外交面临的复杂政治、经济、人文环境。这种复杂环境，比较适合以中国 传统智慧“和而不同”“多样统一”为标志的和文化。在这一文化模式下， 需要在尊重各自制度选择和发展道路、文化习俗，照顾发展阶段需求的前提 下，真诚开展经济往来。

第二，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合作，深化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沿线 的政治经济文化，更趋于多样化。俄罗斯东欧中亚是转型国家集中地带；中 亚、中东伊斯兰教国家居多；欧洲是信仰基督教（天主教、新教、东正教） 的发达国家居多；南亚则以印度教为主；非洲则受原始宗教和基督教、伊斯 兰教影响较大。在“一带一路”沿线，我国经济外交重点是海合会国家等石 油生产国、中欧班列沿线国家、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等众多平台，我国需 积极推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尽早落地生效，继续推动非洲基础设施 建设，分享脱贫攻坚经验，支持非洲经济发展和脱贫。除了直接的经济外交 之外，还应支持相关国家的正当诉求。比如，支持叙利亚独立自主，支持伊 朗推动西方解除制裁，支持印巴和解、巴以和谈、俄乌双方和谈，支持也门 各方和谈，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向阿富汗或伊朗延伸，支持“一带一路”与土 耳其倡导的“中间走廊（Middle Corridor）”对接，推动“一带一路”与印 度倡导的“季风计划（project mausam）”对接。通过中俄印巴和中亚国家通 力合作，让上合组织（SCO）发挥更大功能，支持其扩员吸收伊朗、沙特、 土耳其、以色列、埃及、塞尔维亚等代表性国家，与叙利亚、伊拉克、约 旦、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匈牙利等合作伙伴，通过上海合作组织这一 平台共同维护“一带一路”沿线的安全，为经济外交和官方外交营造良好氛 围。

第三，积极拓展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如今，在全球层面，世界范 围内贫富差距拉大，全球基尼系数超过了0.7，南北矛盾突出，与此同时， 随着亚太地区经济崛起，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在北美，作为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的美国和加拿大，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共同遏制中国，孟晚舟被加拿大 无理扣押长达三年就是一例。对此，一方面，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 争，另一方面，积极用经济互动，拓展合作以经济促政治，夯实经济在双 方关系中的“压舱石（Ballast stone）”地位。至于拉丁美洲，需加强同全 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成员的合作，与南方共同市场 （MERCOSUR）开展自贸谈判，加大人民币与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货币互换 力度，促进大宗商品交易，稳住玉米、大豆、铁矿石、石油、锂矿、铜矿、 硝石等原材料供应，促进互惠互利互信。支持古巴反外国干涉斗争，支持委 内瑞拉独立自主，支持巴西大国地位（比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继续 支持阿根廷马岛权益以反击新老殖民主义。通过广泛深入的南南合作，共同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中国经济“三环外交”现象，让人很容易想起来1935年毛泽东在长征 途中的一首诗《念奴娇·昆仑》：“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 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如今，我们积极在周边、“一带一路”沿线、 全球（主要是“一带一路”沿线之外西半球包含北美和拉丁美洲在内的整个 美洲）开展经济合作，恰好对应诗中的“东国”“欧”“美”。不过，时过 境迁，我们经济领域“三环外交”的目标是以“世界好，才能中国好”“中 国好，世界才能更好”的理念为指导，从经济入手，促进政治互信、人文互 通、文明平等互鉴，共同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与“环球同此凉热”有异曲同工之效，而要真正实现这一局 面，还需要包括经济“三环外交”在内的中国外交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郭海龙：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任科员、助理研究员。

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上升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分析：风险、机遇与前景

刘晓伟

在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和全球货币紧缩等多重因素 影响下，“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风险不断累 积，债务脆弱性更加凸显。债务风险诱发经济风险，导致政 治动荡和社会失序，更加恶化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疫后复苏前 景，对“一带一路”资金安全、项目可持续性、人员安全、 国际舆论环境等方面构成现实挑战。同时，沿线国家对疫后 复苏的需求更加急迫，对中国减债缓债、投资贸易的期待增 加，为中国建立并完善“一带一路”债务治理机制，更好推 动“一带一路”在新形势下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

受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和全球货币紧缩周期等因素影响，斯里兰 卡、巴基斯坦、赞比亚、吉布提等“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国家均出现通胀加 剧、赤字规模扩大、外汇储备严重不足、汇率持续贬值、外债偿付压力增大等 困境，面临陷入不同程度债务危机的现实风险。美西方国家借机炒作“债务陷 阱论”，推升“一带一路”建设的不确定性。中国应加速建立并完善“一带一 路”债务治理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在新形势下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隐忧加大

为应对疫情和刺激经济，大量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借助发行债券弥补 预算赤字，导致公共债务不断增加，无法偿还债务本息的可能性陡增。“一 带一路”海外项目陷入停顿、银行不良贷款增加、金融体系负荷加重。经济 危机诱发政治动荡导致未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隐忧上升。

斯里兰卡深陷债务危机。2022年以来，斯里兰卡经济陷入建国以来最 严重危机，国内燃料、粮食和药品严重短缺，交通瘫痪，电力供应长期中 断。4月，因外汇储备严重不足，斯里兰卡宣布停止支付外债。5月，斯里兰 卡因未能在宽限期内支付两支主权债券的利息，发生建国以来首次主权债务 违约，成为本世纪以来首个外债违约的亚太国家。根据斯里兰卡中央银行数 据，斯第一季度政府外债总额已达到506亿美元，其中长期债务占比82%。其 外汇储备仅约53亿美元。7月，斯里兰卡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Ranil Wickremesinghe）向议会表示国家已经破产，国内经济危机将至少持续到 2023年底。

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加速累积。高通胀和低增长严重侵蚀发展中国家的 外债偿付能力，债务风险加速累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2年4 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2021年新兴经济体公共债务与GDP 之比上升至创纪录的67%。其中，新兴经济体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务在其资产 中的比重创下17%的新高，部分经济体中的政府债务已达到银行资产的四分 之一。这种“主权—银行联系”的日益密切有可能形成自我强化的负反馈循 环，最终迫使政府违约。IMF总裁克里斯塔丽娜•格奥尔吉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指出，30%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币主权债券收益率超 过10%，接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高点，60%的低收入国家陷入债务困境。根 据世界银行和IMF《债务可持续性框架》评估，截止2022年5月，乍得、苏 丹、莫桑比克等8国陷入主权债务困境，阿根廷、老挝、赞比亚等30国的主 权债务风险较高。

美欧发达经济体持续收紧货币政策，加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脆弱性。

为应对日益高涨的通胀形势，发达经济体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全球多家央行 通过加息和缩表缓解通胀上行压力。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开启激进加息 模式，分别于3月、5月和6月加息25、50和7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 区间上调至1.5%至1.75%之间。随着6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 长9.1%，美联储再次激进加息已成为市场共识。英国自2021年年底以来已进 行5次加息。欧洲面临着通货膨胀率超8%、欧元汇率跌至与美元平价和意大 利政府危机的严峻挑战，即将进行11年来首次加息。发达经济体加息潮将大 幅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外币融资成本，引发发展中经济体本币贬值，加重外债 负担。同时，为应对国内通胀，发展中国家也同步进入货币紧缩周期，且加 息幅度超过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乏力背景下的全球加息潮严重恶化发展中 国家的融资环境，将加速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流，国际金融研究所（IIF） 显示，新兴经济体股票和债权市场外资净流出40亿美元，系连续四个月净流 出。受此影响，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连续下调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标 普更是将斯里兰卡、黎巴嫩、塞舌尔、苏里南、赞比亚、格林纳达、委内瑞 拉等七国评为主权违约国家。这些国家几无可能依靠国际市场融资缓解当前 债务困境，未来融资亦面临很大制约。

债务风险诱发多重危机，恶化发展中国家疫后复苏前景。疫情延宕、俄 乌冲突和气候变化强化粮食、能源价格升势，扰乱国际供应链，发展中国家 民众生计受到威胁。IMF预计2022年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通胀率为8.6%。国际 粮农组织（FAO）报告显示，2021年全世界约有23亿人（占全球人口29.3%） 面临中度或重度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近9.24亿人（占全球人口11.7%）面临严 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增加到8.28亿人（占全球人口 9.8%）。即使考虑到全球经济复苏，2030年仍将有近6.7亿人（占全球人口 8%）面临饥饿问题。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在 82个国家中，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的人数增加到3.45亿。约有25个国家出台粮 食出口限制措施，影响全球8%以上食品贸易。短期内，在外部环境难以得到改 善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难以缓解的情况下，粮食危机势必引发社会动荡， 债务风险导致的经济危机最终将演变为政治和社会危机，继续恶化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处境，IMF表示将在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中进一步下调2022和 2023年增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复苏前景预计将更加黯淡。“一带一 路”建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将更加复杂化。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复杂挑战

疫情和俄乌冲突加剧导致的供应链断链、人流物流受阻等问题已经给 “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具体困难，恶化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环境。沿 线国家债务风险加速累积和爆发债务危机风险几率上升，更是在资金安全、项 目可持续性、人员安全、国际舆论等方面全方位冲击“一带一路”建设。 一是“一带一路”共建项目风险上升。“一带一路”聚焦发展中国家的基 础设施领域，项目具有贷款规模大、投资周期长的特征。且“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偿债能力较弱。疫情导致沿线国家收支失衡，外汇 储备短缺，本币汇率下跌，偿债压力倍增，债务可持续性显著下降。在全 球融资条件不断收紧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海外项目或因资金问题陷入停 顿，我国企业或将面临项目取消、暂停，海外业主拖欠等问题。随着债务危 机导致的经济危机逐渐向政治和社会领域蔓延，“一带一路”项目、资金和 人员的安全问题将更加复杂化，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更大不确定性。这 不仅影响当前在建项目，还会重挫我国企业和沿线国家对新项目的热情，损 害“一带一路”未来建设。

二是债务谈判压力陡增。中国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官方债权人之 一。2020和2021年，中国已经通过G20缓债倡议、中非合作论坛减免债务等 方式为减轻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做出重大贡献，金额超过13亿美元。但G20 缓债行动并没有明显缓解非洲、南亚、东南亚等地区部分国家的债务困境。 巴基斯坦、厄瓜多尔、斯里兰卡、赞比亚等国依然希望与中国重新谈判债 务问题，争取更多的中国援助，缓解本国债务压力。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帕 里塔•科霍纳（Palitha Kohona）表示正在向中国寻求总额为40亿美元的资金 缓解斯里兰卡当前债务危机和社会危机，并“相信中方会同意斯里兰卡的要 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在G20财政部长会议期间呼吁成员 国向中国施压，迫使中国参与斯里兰卡等国的债务重组。IMF、世行、联合 国等多边机构也纷纷指出中国作为主要债权国应该承担更大责任。随着越来 越多的“一带一路”国家陷入债务风险，中国在回应援助期待和处置债务问 题的压力将显著上升，共建“一带一路”的不确定性上升。

三是“一带一路”国际舆论环境再度恶化，增加“一带一路”主权债务治理 的难度。2015年开始，西方国家就开始炒作“一带一路”的债务问题，指责 “一带一路”融资模式扰乱国际金融市场，缺乏对沿线发展中国家债务承受 能力的综合考量，有意制造“重债穷国”。斯里兰卡经济危机发生后，美西 方国家更是强行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与“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的发展融 资进行联系，认为中国的主权贷款不断恶化债务国经济状况，污蔑“一带一 路”倡议是斯里兰卡国家破产的“罪魁祸首”。目前，G20《暂停债务偿还 倡议》（DSSI）已经于2021年底到期，《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的共同框 架》仅有乍得、赞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三国申请适用，世行和IMF多次表示为 应对岌岌可危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需要提高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透明 度，推进债务减免改革，推动《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的共同框架》机制运 转。在此背景下，美西方和国际社会希望中国遵循既有美西方主导的债务治 理框架，在所谓债务“透明度”和减债缓债方面做出更大让步。中国运筹形 成系统性“一带一路”主权债务治理机制的难度增加。

机遇与前景

沿线发展中经济体债务风险的迅速累积虽对“一带一路”建设造成多 重压力，但各国疫后复苏的需求更加急迫，对中国减债缓债、投资贸易的期 待增加，为中国建立并完善“一带一路”债务治理机制，更好推动“一带一 路”在新形势下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

首先，恢复经济是“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迫切诉求。疫情、俄 乌冲突、气候危机等彻底吞噬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就，使其面临 切实存在的倒退风险，对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均产生了负面冲击。在此情况 下，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项目，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瓶颈， 保障粮食、能源和金融安全，实现社会稳定和治理有序。“一带一路”倡议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抓手，促进沿线国家电力、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 设施现代化，对这些国家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1月-5月，中国 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2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9.4%，较上年同期上升1.2个百分点。沿线国家希望中国延续对外投资贸 易趋势，支撑其经济发展，走出债务困境。

其次，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中最安全和最重要环节，增强了沿线国家 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决心和信心。疫情下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不减反 增，东亚经贸小循环初具规模，中国在印尼、巴基斯坦等地做到“防疫生产 两不误”、中外员工零感染，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巴基斯坦、菲律宾、 孟加拉国、土耳其、喀麦隆等国均表示期待同中方深入对接“一带一路”， 推进重点领域务实合作。

第三，增强中国在全球债务治理话语权和影响力。高企的债务风险亟需全 球合作。长期以来，虽然中国作为全球债务重要债权人，但在全球债务治理中 所拥有的投票权和发言权十分有限。在当前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不断加剧的背 景下，债务国和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全球债务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多 责任。这种期待在给中国带来债务谈判压力的同时，也给中国更深入参与全球 债务治理进而建立与本国国力相称的话语地位提供了机遇。

结 语

有效的“一带一路”债务治理是回应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期待的根 本措施，也是未来“一带一路”取得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应该多管 齐下，在与债务国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立足本国，建立完 善的债务风险动态检测平台和系统债务违约救助机制，强化债务治理规范和治 理体系建设，使“一带一路”于新起点上推动更高质量发展再出发。

刘晓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