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城市网络”对中国城市公共外交的意义及现实路径
周英
在当下的国际政治变局之下，以国家和政府为主体所开 展的公共外交受到的阻碍越来越多，而城市无论是在全球治 理还是在对外传播领域都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国家的政策倡 导下，中国城市在公共外交方面开展了诸多有益实践，逐步 构建了日益完善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跨国城市网络” 为深化城市的对外交往、促进信息和观念的传播、塑造良 好的城市形象提供了一个稳定、可信的制度化平台。在新的 国际背景下，中国城市应提升目标，以战略思维参与并倡导 建立“议题导向”型跨国城市网络，深度参与国际多边组织 与全球治理，提升城市的话语权，拓展现有的双边、多边网 络，提升全球伙伴关系，为城市公共外交创造新的路径和新 的增长点。
在当前国际政治变局之下，以国家和政府为主体所开展的公共外交受到 的阻碍越来越多，而次国家行为体无论是在全球治理还是在对外传播领域都 具有独特的优势。城市作为国际交往网络中的重要主体和“关键节点”，能 够与世界城市紧密联结，促进信息、观念的传播，参与全球治理，从而提升 城市国际化发展水平，服务国家总体外交。
近些年，在国家的政策倡导与鼓励下，中国各大城市积极开展公共外 交，在制度层面成立了省、市地方各级外事管理部门、对外友好协会、公共 外交协会等，规章制度不断完善；平台建设方面，中国城市构建了日益完善 的城市双边、多边国际交流合作平台与网络，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会 议、大型展会和高端论坛逐渐成为城市活动品牌，借助这些制度化和非制度 化的平台，许多城市开展了形式多样而富有成效的公共外交活动。但同时， 中国城市公共外交也面临着内容、形式以及路径上难以突破既有创新的困 境。“跨国城市网络”是城市对外交往的新趋势，建立跨国城市网络有助于 拓展城市公共外交的实践路径，为中国城市公共外交创造新的增长点。
跨国城市网络的涵义与特点
跨国城市网络是城市“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共同面对的特定政策议题，通 过自愿、互利以及协商的横向互动交流形式建立一个制度化的合作平台，以 分享经验、交流最优实践方法”。它是城市之间进行政策协作和开展共同行 动的平台。根据社会网络理论的观点，网络由节点（连接点）以及节点之间 的关系构成。跨国城市网络的基本构成要素是作为网络节点的成员城市以及 城市之间的关系，它包含结构、资源、规范与动态过程四个向度。结构向度 是指城市之间的关系强度与社会关系类型；资源向度是指城市可从关系中获 得满足其需要的东西，通常区分为情感性支持与工具性支持；规范向度则指 城市之间互动的行为规则、要求与禁忌等，如责任、义务、互惠；动态过程 则强调网络的内部信息以及物质的流动性，其中包括网络内部的交流以及网 络与外部行为体的交流。
正是因为以上维度，跨国城市网络具有一定优势。首先是低政治性， 跨国城市网络较少涉及意识形态、国防、国家经济命脉等高政治、高敏感的 议题，而是聚焦与城市发展相关的议题，受国际政治的影响较小。其次是行 动的灵活性，在组织结构上，跨国城市网络没有正式的科层式结构，而是开 放的、非等级性的、水平的、多中心的网络横向结构。这种弹性结构采用自 愿、互利、协商、多元互动、平等交流的组织形式，成员可以自由加入或退 出网络，有利于网络的运转与拓展。但这种网络结构通常采用自治的形式， 并具有制度化运作的特点，网络中的决定直接由其会员城市来执行。再者是 资源的整合性，跨国城市网络是一个集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物质流、 观念流于一体的流动空间，且其在各领域中具有综合性、领先性、权威性、 专业性，能够凝聚网络内外的信息与资源，从而吸引资本、人才、技术等， 进而创造可观的城市收益。最后，跨国城市网络是信息交换、传播中心，也 是信息生产核心地带。城市通过网络化结构可以实现组织内外的互动与交 流，既能促进特定信息和规范的制定与扩散、经验的交流与技术的推广，又 能帮助城市的决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在该平台发声并够塑造城市形象。
跨国城市网络对中国城市公共外交的重要意义
跨国城市网络对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意义和价值受到重视，然而对城 市公共外交的意义却被忽略。实际上，跨国城市网络远不仅是为城市参与全 球治理提供了互动层次，也为城市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一个稳定、可信的制 度化平台。公共外交是通过信息传播、文化交流等方式开展的说明、说服工 作，旨在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其中心是“信息与观念的流通”。跨 国城市网络有助于城市公共外交在主体、对象、内容、形式等方面实现从 “旧”到“新”的范式转变。
首先，跨国城市网络的参与主体多样且议题多元，在这种网络中，跨国 城市之间，城市与国际机构、主权国家、科研机构、学术团体、跨国企业、 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之间通过互动、交流与合作探索城市治理与城市发展 的新方法、新途径。开放的网络结构不仅有利于调动城市各行为体的积极 性，构建城市公共外交的多元主体网络，还能打破既有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 交往模式，聚焦更多的城市议题，实现更有效率的交流。且多样行为体的网 络化权力分布与成员非等级性能够实现双向、对等、对称的交流，适应了信 息时代国际传播的规律与要求。
其次，创新城市公共外交的路径。中国城市的公共外交在内容、形式 上同出一辙，以友好城市交往、城市多边外交、城市国际活动品牌等为主要 内容，地方文化“走出去”也主要依托国家建设的文化推广平台“借船出 海”。跨国城市网络能够为中国城市走向世界搭桥联网，借助跨国城市网络 的通达性，城市能够多渠道、多角度地开展对外交往，直接向世界展示地方 独有的文化魅力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推介城市经验、发出城市倡议、 引领全球城市治理创新，这对提升中国城市的话语权和软实力具有积极作 用。更重要的是，跨国城市网络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可以无限扩展，网络中 行动主体之间的持续交流和相互学习不仅能增进联系、深化交流，还能整合 新的节点，促进网络的生长和繁荣，为城市拓展与世界的联系和交往创造新 的机遇。
再次，跨国城市网络的扩散性有利于增强城市的全球联系，提升城市 作为“枢纽节点”的地位。当前，从世界城市的评价标准来看，中国的许多 城市在全球联系或者国际接触指数方面不仅远远落后于世界级大城市，也滞 后于其他评价指标，成为大多数城市国际化的短板。跨国城市网络体现的是 城市与世界其他地方接触与联系的范围与质量，是城市建设“国际交往中心 城市”和“世界级城市”的重要内容。中国城市在倡导建立政府间国际组织 时受中央政府战略部署的影响较大，这对城市而言具有一定的难度和不可及 性。并非所有城市都像北京、上海一样具有足够的条件和实力吸引政府间国 际组织落户，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吸引国际机构的空间性较小，但建立跨国 城市网络的灵活性大、可行性高、主动性强。
最后，缓解国家公共外交的困境，为丰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容与内 涵提供具体支撑。国家公共外交因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因素常常被认为带 有欺骗性，效果不佳，而次国家行为体的对外交流则更具有公信力、长期性 和可持续性。在全球变局之下，跨国城市网络能够在国家间关系中发挥杠杆 和缓冲作用，在国家间的合作受到挑战或被延迟的情况下能辅助维持对话与 合作。跨国城市网络打破了国家自上而下的、单向的等级线性传播路径，通 过关系构建与协作促进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城市在多边交往平台上传递中国 经验、阐释中国理念、展示中国成就、发出中国倡议，是国家公共外交的有 力补充，也是立体化国际传播格局的重要组成。
中国城市构建跨国城市网络的现实路径
中国城市一方面很少是跨国城市网络或国际多边机构的主动发起者，另 一方面在加入乃至担任多边组织的管理角色后，仍在议程设置、信息传播、 话语权建设等方面与世界城市存在较大差距，未来应敢为人先，提升目标， 以战略思维将构建跨国城市网络作为突破点。
参与并倡导建立“议题导向”型跨国城市网络
世界各国的主要城市逐渐重视参与跨国城市网络，并以此作为其拓展 经济利益、制度性权力和城市外交渠道的重要工具。东南亚国家的城市通过 加入跨国城市网络引进了大量城市管理的先进经验；日本地方自治体积极响 应城市外交从“双边”向“网络化”转型的趋势，先后成立多个跨国城市网 络，使日本成为亚洲地区城市多边外交的领导者，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一举 两得。目前，跨国城市网络按照区域或者空间划分，可以分为全球性城市网 络和地方性城市网络；按照议题可分为全球议题、国家和城市议题、民众议 题三类跨国城市网络。中国城市参与的跨国城市网络极其不均衡，北京、上 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加入的跨国城市网络相对较多，大多数城市都还缺乏 城市多边交往的意识，加入的跨国城市网络也相对稀少，未来应积极主动参 与更多能够服务城市发展所需、彰显城市优势特色，或与城市发展定位、城 市治理议题紧密相关的跨国城市网络。
同时，城市应立足自身优势与条件，准确把握全球城市需求，聚焦平 等、多样化、公共健康和人民福祉等多元主题，率先倡导建立紧迫性议题领 域的跨国城市网络。目前，全球的跨国城市网络大多围绕环境、教育、移 民、旅游等议题，发展仍不完善，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城市财政等议题 上还有较大的缺口和施展空间。例如，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城市的 背景下，部分城市如广州可倡导建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跨国城市网络” 或“公共卫生城市伙伴网络”。因为广州具有战胜SARS的成功经验，并有 效制止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其在面对突发性本土疫情上表现出了一定的 应对能力，积累了丰富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经验，且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设立的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落户广州，以及广州启动全国首个“国 际健康驿站”在广州启动。以上均为建立城市公共卫生网络奠定了基础，广 州发起建立此类网络恰逢其时。此外面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国家重大 战略机遇，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沿线国家许多城市面临的问题，中国的相关城 市也可倡议建立区域性的“跨国基础设施城市网络”，与沿线城市分享中国 经验、城市经验。基于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与解决城市病的需要，中国城市 甚至可以倡导建立“城市智库联盟网络”，共同为当今城市面临的问题出谋 划策、寻找解决之道。
深度参与国际多边组织与全球治理，提升城市话语权
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组织与参与全球治理程度的加深，中国城市也须深度 参与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提升城市话语权。北京、上海、杭州等大中型城市 已经成为一些国际组织的秘书处所在地，还有城市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国际组织 中担任理事职务，这些城市应充分发挥作为国际多边组织重要成员的角色与作 用，创新国际组织的制度建设与运作模式，引领国际组织的变革，推动组织与 城市合作发展，提升城市参与国际事务的水平。同时，中国城市应争取与国际 组织合作举办国际性活动，吸引国际组织（政府间与非政府组织）总部及其分 支机构、办事处等落户。如海南通过举办“博鳌亚洲论坛”让博鳌成为永久会 址，大大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中国很多城市都有承办国际组织大型活动的经 验，应积极探索成立高端国际论坛或大型国际会议的秘书处。这些都能在不同 程度上增强城市公共外交能力，提升城市的综合国际地位。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应强化与联合国专门机构与附属机构的交流与合 作，积极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努力践行“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城市发展理念，履行城市在全球治理上的国际义务。中 国已有部分城市拥有全球最大的碳足迹，这些城市一方面要在实施国家气候 政策的基础上，在城市内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政策法规及达成碳排放减 缓目标下，提出气候治理的路径；另一方面要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城市联盟， 推进中国城市与各大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中国城市应积极加强与 C40、倡导国际地区可持续发展理事会（ICLEI）、气候联盟（CA）、能源 城市（EC）、亚洲清洁空气倡议网络（CAA）等环境领域的重点跨国城市 开展网络合作，在全球城市治理创新领域持续发声，努力提升中国城市在世 界舞台上的话语权，引领全球城市治理创新经验共享。
联动现有的双边、多边网络，提升全球伙伴关系
创办城市国际组织进行务实合作是一种难度大但回报更大的形式，中国 城市可以从巩固和利用现有的双边网络中编织多边网络，双边城市交流与合 作是跨国城市网络的基石。中国城市应巩固国际友好城市关系网络，探索友 好城市合作的实践，进一步开拓领域、充实内容，坚持友城合作平台化、项 目化、机制化发展，逐步将象征性的友好城市关系拓展到更广阔的务实合作 领域，从浅层次交流转向深层次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同时，应发挥城 市作为友好城市网络枢纽的联动作用，扩大国际友城联盟标杆性活动的成员 覆盖范围，扩大“朋友圈”。中国的城市如能积极发挥联动作用，将其国际 友城彼此连接起来，提升全球伙伴关系，推动互联互通、彼此交错的全球伙 伴关系网络，将“点”对“点”的线状关系打造为“面”对“面”的网状结 构，不仅能增强自身作为网络“中心节点”的地位，也能真正将建设人类命 运共同体落到实处。
国际会议或国际论坛是国际组织的初始形式，中国一些大型城市应提高 城市国际会展综合承载能力，扩大城市多边活动的辐射范围与全球影响力， 吸引更多国内外城市参与，培育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城市专业品牌展会， 创建并设置关于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的国际奖项，争取跨国公司、全球性媒 体落户以及国际大型多边会议的永久会址等。
本文系2021年度暨南大学课题《文明广州与文化强国研究基地》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周 英：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华侨华人研究院副研究员。
后疫情时代中国与西班牙的城市外交探析
戴华东 逄锦华
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与西班牙的传统外交沟通受到了束 缚，而基于40多年两国社会共同搭建的双边经贸合作和公共 外交却在逐步加强，通过双边友好城市建立起中国和西班牙 新的公共外交主体，呈现出“城市外交”模式，这一模式成 为后疫情时代中西两国在语言学习、教育合作、商贸往来等 领域进行互联互通的有效途径。中国与西班牙的城市外交通 过由铁路、海运、航运构成的多层级货物流通，实现了公共 医疗等物资的城市供应；通过双边语言教育、学术机构和文 旅交流拓展公共外交实践，并籍由双边友好城市为支点，更 加密切了两国商贸网络，共同为中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国家战 略合作夯实基础，筑建中西公共外交新格局。
2020年以来，中西两国共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和国际政治上民 粹主义和政治极右势力躁动、单边保守主义抬头的新形势，在政府外交和公共 外交领域始终风雨同舟，积极贯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方位落实经贸实践， 愈发稳健深化两国互信。与此同时，城市外交成为一种全新的公共外交实践主 体，从微观政府层面发挥积极影响，两国重要的支点城市如义乌—马德里、上 海—巴塞罗那等，不仅是一个交通节点，还承担了国际商贸、文化交流和语言 教育等公共外交功能。两国政府和地方行政区划以及城市非官方组织之间，通 过缔结友好城市等渠道深化信任、促进交流、加深融合，为不同语言文明区之 间增进认同，以及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恢复“常态”起到积极作用。
中欧互联互通共同助力全球抗疫
中国稳外贸、稳外资、保全球价值链、保市场主体的“战疫”举措， 需要与全球各个国家通力合作才能成功实现。作为全球防疫体系中的重要成 员，中国与欧盟国家之间，通过建立全球公共医疗供给通道、城市间抗疫物 资支援、疫苗援助等手段，为各国抗击疫情、稳定经济、及早恢复生产生活 提供帮助，并通过提升物流基础建设水平、增大自由贸易力度、降低市场准 入门槛等方式，建立多维度的抗疫物资输送渠道，彰显了大国责任。
自由贸易与市场自由化
世界市场的资源共享要求“要素”高效流转。由中国倡导的新自由贸 易和市场化格局，使得抗疫公共医疗物资供给的跨境流转变得更加便利。中 国在跨境医疗物资领域、对外投资与医疗设备市场化发展中实现区域性动态 平衡，通过宏观调控的奉有余、补不足，拉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增长和 公共医疗供给，坚定不移地维护国际经贸规则和秩序。面对当前贸易保护主 义和西方所谓民主国家对世界市场比较优势理论的敌意，中国采取了“政策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策略，来 化解阻碍互联互通的障碍。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课题组将 “五通”指标体系通过5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和41个三级指标来量化 成果，用于找到中国与欧盟国家在战略对接、经贸投资、产能合作和民间往 来的具体抓手。在对外经贸层面以及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引领方面，以 “五通”标准来检验其他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可度，增强中国责任、展示大 国形象。
构建抗疫多层通道平台
中国援助的公共医疗物资全球化配给，通过网络化运输渠道与欧亚国家 的重要支点城市构建了一个海陆空多层交通枢纽通道，同时加强建设重点城 市间的物资集散地并匹配物流配送，实现医疗物资有序流入供应存在缺口的 区域。
铁路运输上，中欧班列截止2020年11月底，通行于20多个欧洲国家，并 将欧洲90余座商业文化中心城市链接起来，通过中欧班列运送发放的国际合 作防疫物资累计达到931万件，共计7.6万吨。其中800万件紧急医疗物资的 一部分直接通过友好城市网络点对点帮扶，西班牙的马德里等城市也获得了 相应部分的抗疫物资，有效地支援了西班牙国家抗疫计划的推进。从其货运 能力而言，中欧班列2020年累计开行1.24万列次，运送货物数量达113.5万 标箱，同比增长分别为50%、56%，体现承载力的综合重箱率达98.4%，成果 斐然。驰骋在欧亚大陆之间的中欧班列，已成为世界商贸物流的新热点。
航空运输上，通过构建医疗物资新桥梁，实现近2000吨医疗物资在世 界范围内的配送和运输。2020年起，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客运航班锐 减九成以上，西班牙往返中国的航班仅剩马德里巴拉哈斯国际机场一个航空 港通道。虽然中西航司客运航班骤减，但两国抗疫物资互助和商贸往来却有 新突破。2020年5月，厦航货运运载包括口罩、手套等防疫物资，并开辟厦门 至瓦伦西亚的新城市航线。2020年8月，阿里巴巴集团的菜鸟物流网络开通了 一条中西航线，以城市间转机通道为链接，在香港、比利时至马德里之间建 立新的物流航线，承载菜鸟香港枢纽和列日电子世界贸易平台的电子商务贸 易。
在新冠疫苗的研制方面，中国同欧亚国家如俄罗斯等分别开发疫苗实 验，对西方的“全球公共产品”控制权发起挑战，展现大国责任。截止2021 年2月底，中国已经或正在向巴基斯坦、缅甸、柬埔寨、老挝、斯里兰卡、 蒙古、巴勒斯坦、白俄罗斯、塞拉利昂、尼泊尔、菲律宾、津巴布韦、赤道 几内亚、塞舌尔、埃及、巴西等60多个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并向28个国家出 口疫苗。这些国家是传统的中国公共外交友好型国家，在中国疫情伊始慷慨 援助对华医疗物质。但其受医疗发展水平影响很难具备自主研发疫苗的能 力，中国便通过在商用市场大规模、分批次海外捐赠疫苗的方式拓展海外疫 苗市场，实施了“抗疫外交”。这也使中国在全球治理、全球公共产品供 应、召集协调全球危机应对行动的能力和意愿等方面，获得了国际社会对中 国“大国领导力”的认同。
中、西之间的公共外交
一方面，基于城市交流为重要支点的公共外交，成为了中西两国重要的 互联互通形式。另一方面，由于公共外交的实践主体主要由语言教育、学校 社团和媒体构成，中西之间也由此搭建起了对外传播的骨骼框架。
对外传播的语言教育
语言教育方面的公共外交，具有代表性的是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模式和 中国孔子学院模式。
塞万提斯学院是西班牙语学习和西班牙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践场所，业已 形成规范成型的语言教育和文化学习模式。北京是塞万提斯学院在中国的第 一个文化据点。从2006年起，其通过西班牙语DELE考试、西班牙文化年、 毕加索陶艺展等形式，建立起中国境内最大的西班牙文化交流中心。
2018年6月23日，在北京出席“西班牙语日”活动的国家有14个，近千 名热爱西班牙文化的各界人士参与北京塞万提斯学院活动。从参与的国家名 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西语国家的世界性强势区域文化，从智利、秘鲁、乌拉 圭、阿根廷、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南美国家到安德烈斯群岛上的哥斯达黎 加、古巴和巴拿马等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以及拉丁裔占人口多数的美国、 墨西哥等国政府的使馆文化人员代表，均出席了此次活动。
与此同时，孔子学院作为国家汉办的下设机构，也在西班牙积极开展中 国文化交流活动。目前西班牙共有6所孔子学院，注册学员近万人，第一家 西班牙马德里孔子学院成立于2007年，卡斯蒂利亚·拉曼查和萨拉戈萨地区 的第七家和第八家孔子学院也在筹建当中。孔子学院从中华文化的传播实践 上促进了西班牙的“汉语热”，西班牙在40多所大学和200多所中小学开设 了汉语课，西班牙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的报名人数自2012年以来 均为欧洲首位，当地人民学习汉语的热情越来越高。
学校社团的公共外交形式
学校间的交流也是中西两国的公共外交形式之一。中国开展西班牙研究 的机构主要集中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北 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外国语大学等以语言为纽带的外语系，以及以侨胞为纽 带的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国际关系学院。对于中国和西班牙的 公共外交，暨南大学华人华侨研究院陈奕平教授团队一直有深入研究，中国 传媒大学也凭借中国新闻史学会、公共外交学会等学术机构在跨境公共外交 方面多有涉猎。
2017年在巴利亚多利德大学举办的“中国—西班牙文化经济学研讨会”将 中国和西班牙的学界进行链接，从而形成了以中国和西班牙研究为课题的国际 间学术研究机构。上海社科院、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组建成中方“中西 青年学者文化经济学工作坊”，西班牙语文化圈的高校则由主办方巴利亚多利 德大学以及塞维利亚大学、巴斯克大学、奥维尔多大学等知名公立高校组成。 北京外国语大学也在2018年9月联合西班牙驻华使馆和塞万提斯学院举办中西 建交45周年活动，活动以“中国与西班牙文化交流史之思考”为主题，吸引了 很多西语师生和国商院师生参与。外国语高中也是语言学习一个不可忽略的途 径，从俄语、英语、日语再到西班牙语的中国外语学习，都是西班牙驻华大使 馆国家文化交流中心与中国高中教育机构的合作探索。教授西班牙语的外国语 高中逐年增加，2019年8月还成功在长春外国语学校建立了西班牙语文化交流 中心，其他中西友好城市也通过教育交换的模式实现双边高中语言学习。
语言学校成为双边文化沟通的桥梁，通过中国与西班牙国家高校间的语言 学习和文化碰撞，能够在当代学生群体中形成热衷两国经贸、政治、文化等领 域的学术交流热潮。
城市间的文旅公共外交通道
城市之间文旅公共外交通道的建立，自然需要依托两国城市间行政首长 的沟通加以强化。以市长代表团形式的互访也成为了中西两国旅游交流的新 公共外交渠道。
2018年，郑州将国际旅游的文化属性和市长为代表的政治属性结合，召 开了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将来自西班牙马德里、巴塞罗那、塞维利亚、 萨拉戈萨、瓦伦西亚等13个城市的市长代表团与中国知名旅游城市的市长汇 聚在一起，并按照城市间的文旅议题开展市长间会议讨论，为两国凝聚开放 旅游共识、谋求旅游系统的快速通关便利提供对话平台。
中国与西班牙友好城市之间的旅游通道也将在市场需求和市长主导、政 府推动的双力作用下逐步开发。在西班牙的旅游消费统计中，中国消费能力 和平均花费占据第一位。由于西班牙与葡萄牙特别的地理位置，西葡两国的 经贸与旅游文化总是紧密连在一起。通过打包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名胜而制 定旅游方案的计划广受中国游客欢迎，这促进了北京与葡萄牙旅游城市卡塞 雷斯和梅里达之间的直飞航道的开辟。 而在文化交流上，政府顶层设计已经成熟。由于疫情下出访相对不便，
首都城市之间的电话与线上联系成为双边元首外交的新型外交联络形式。 两国在西班牙美术创作、弗拉门戈、斗牛、足球和中国戏曲、传统音乐、武 术、书法等具有国家符号的文体艺术领域展开交流，并在2015年和2018年两 度签署国家级文物合作和文体合作备忘录。唐吉坷德的浪漫主义与诸子百家 的理论碰撞，在两国青年之间打开了文化交流的新视野。
中西城市间的经贸合作
中国与西班牙的经贸合作，能够更好地解决西班牙国内主要经济城市的 市场发展空间。据西班牙经济数据统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西班牙2020 年GDP相较去年萎缩11%，与欧盟等传统贸易伙伴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数量均 有减少，而与之相对的中西贸易却逆势增长，这得益于西班牙能够有序参与 中国全球命运共同体建设，共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
2020年中国与欧亚大陆相关国家外贸进出口总额合计7.58万亿元，同比 增长1.4%，在中国外贸中的占比提升至29.2%；在欧亚大陆国家新签承包工 程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的占比分别提升到55.5%和58.5%。西班牙想要参与中 国资本的全球布局，就需要更深层次地响应中国全球命运共同体建设。
疫情期间，中国大量电商与西班牙市场相结合，这无疑也带动了西班 牙新业态的变化。本来只是在中国非常热火朝天的电子商务，如今在西班牙 也成为了一个流行的商业形态。中欧投资协定的签订是经贸合作的重要突破 口，中欧投资协定将为中国和欧盟间（尤其是西班牙）的投资创造更多的机 遇。协定的签订重点解决了欧盟投资中国的障碍，由于德国、法国、西班 牙、意大利、荷兰等国在银行和保险等领域均有较强实力，因此该协定的签 订推动了西欧国家在金融系统中对中国市场的战略投资。
中国投资集中于西班牙节点城市。位于中欧陆路交通关键节点的西班 牙城市，如马德里、巴塞罗那、瓦伦西亚等，依靠区位条件能够吸引中国投 资，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联度或出现明显增长。“走出去”的跨国中资企业 越来越多，在节点城市进行商业投资的机构投资人和商业企业比例明显增 大，甚至个人投资型消费在近期也不断增长，比如西班牙的投资移民项目以 及购置房产获取欧盟绿卡等渠道，更新了中国富豪群体在西班牙投资的广 度。2020年中国企业对西班牙投资达3.7亿美元，同比增长362%，从商业投 资上来看，在西班牙重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公共产品服务上的投资占 了较大比重。西班牙跨国公司在拉美、非洲、阿拉伯国家市场有着大量的资 本投入，涉及基础设施、能源、通信、金融等领域。中国通过与西班牙的经 贸联系和外交互信能够降低进入这些市场的难度，实现双赢。
综上所述，中西两国通过城市外交实现互联互通、促进双方经济发展与 共赢，意味着合作给中国企业与西班牙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同时进一步 推动了中国的国际化进程。
城市外交的独特优势
以主体城市为中心的微观外交对外传播方式，使得中国在城市外交和区 域外交的过程中发挥比较优势，为沿途国家经济发展增添新引擎。中国和西 班牙出现了依托城市间贸易的边境口岸形态的城镇和自贸区，以及与之相匹 配的港口和免税区工业园。因此，城市外交需要结合我国的开放战略，实现 城市定位的及时调适和升级。就像于立新等学者所说，需要重点关注全球重 要地区经贸合作的节点城市，打通整体链条的交通枢纽。
明确城市定位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支点城市概念出现在双边外交的参与 主体中。城市外交的口号逐渐融入地方政府的外向型经济和商业建设中。更 多的以友好城市和兄弟城市为支撑的支点城市，跨越地域与自然气候差异紧 密联系在一起。城市经贸合作全面开花，构成了中国与西班牙的城市外交模 式。城市也是代表国家的微观行政组织，具有部分的外交属性，此种代表资 格过去长期为职业外交机构和外交代表承担。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及其城市 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城市的市长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国家体系、国际体系 和全球体系的代表资格。
现阶段，以友好城市为代表的中国与西班牙城市外交正在逐步展开。 西班牙的重要城市通过城市外交战略展开优先布局，从而起到了城市带动区 域、区域促进国家外交的良好模范作用。其中，缔结友好城市的数量也伴随 着两国城市外交的拓展与对外传播的利好影响而逐年递增。1985年9月1日， 北京和西班牙马德里建立城市合作；1998年4月，合肥与莱里达构建合作关 系；2001年10月，上海与巴塞罗那缔结友谊；2003年广东省与西班牙加泰罗 尼亚自治区建立省级联系；2004年青岛市与西班牙毕尔巴鄂市建立合作关 系；2005年甘肃省与西班牙纳瓦拉大区建立友好省区关系……随着城市间外 交活动及公共外交的逐步展开，两国间民众对于城市外交友谊认同感逐步加 深，形成文化外交的城市支撑作用。
赋予支点城市以特定的外交权
城市可以通过参与主权国家外交来服务国家外交，也可以通过参与国际 组织来提升国际影响力，还可以通过参与全球治理来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贡 献。
《“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6）》指出，“从综合影响评价维度来 看，各地城市国际化的综合影响力开始显现，新疆、福建、广东、上海、北 京五省区市位列国内影响力前五；国外影响力方面则是上海、河南、北京、 广东、浙江五省市位列前五。”在国家外交战略的指引下，国内城市积极融 入国家外交战略和公共外交的规划，并充分发挥“以点带面”和“从线到 片”的带动作用，大力开展城市外交。其中，中国与西班牙需要本着互利共 赢的原则开展城市集群与区域产业合作，让西班牙经济得益于中国发展。 中国的全球化既是经济导向的全球化，又是文化交流和公共外交实践的 全球化。自古中国以邻为伴、协邻致富的宝贵情谊，加上沿线支点城市以其 独有的地缘优势和资源禀赋成为国家间沟通的重要力量，是促成民众互联互 通、增进国家信任、建立城市间友谊的重要基础。西班牙积极响应中国全球 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对防疫和经济做好应急管理和科学治 理，通过与全球重要区域的节点城市串起商业物流网络及医疗冷链网络，重 塑立体抗疫供应链系统，实现中西经济体之间的城市外交形态，共迎挑战、 共创繁荣。
结论
疫情期间的公共医疗物资运输考验了中国与西班牙的陆海空多层物流通 道的运载能力。中国也并通过世界范围内的疫苗援助，在全球治理、全球公 共产品供应、召集和协调全球危机应对行动的能力和意愿等方面，获得了国 际社会对中国“大国领导力”的认同。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西班牙两国支点城市的公共外交与商贸往来，共 同构成了新形势下两国城市外交的新特点。一方面通过中国与西班牙丝路沿 线城市间的外交新方式，两国实现了基于语言、教育、文旅的对外传播新形 态。另一方面，通过融入西班牙—欧洲商贸通道，中国进一步深化了对欧盟 市场的探索。再一方面以义乌、马德里等为代表的中西城市间的商贸合作和 外交实践方式，成为了国际社会交流合作的标杆性友好城市工程。对中国与 西班牙城市外交的研究，有利于中国完善与主要国家的城市外交体系，开创 微观政府主体间的经贸互信新模式。
在后疫情时代，随着供应链与生产链的恢复，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中欧经 贸前景广阔，双方将继续遵循合作共赢的原则，实现共同发展，为世界的和 平与发展继续贡献智慧和力量。
戴华东：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欧亚传媒总裁，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逄锦华：中经数字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进博会与上海城市软实力的相互促进
于宏源 王 森 王小悦
作为进博会的举办城市，一方面，上海充分发挥其国际贸 易方面的各方优势，为进博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有力保障和支 持；另一方面，上海也积极以进博会为契机，进一步开拓城市 合作的新空间。未来，上海应利用进博会加强城市合作，并依 靠城市合作促进进博会发展，并将进博会打造为中国与世界交 流的窗口，借此改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同时，上海还应 借助进博会这一平台，提升在国内外双循环中的地位，助力上 海全球城市建设。
城市可以为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提供平台与机会。进 博会中，城市合作是一个重要内容，进博会能够促进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 从而促进城市合作的发展。进博会是集展会、论坛、文化活动为一体的主场 活动和城市合作结合的一次重要的国际性大型活动，也是改变中国与各国关 系的绝佳交流平台。作为全球城市，上海本身的城市定位选择受其独特的政 治经济地位影响，体现了国家战略导向下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上海在卓 越全球城市建设中同样面临国际国内竞争与合作的双重关系，上海城市合作 既要服务国家总体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也要具备上海地方特色，服务上海 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上海城市精神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上海参与国际竞争 的软实力。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简称“进博会”）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 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从2017年至今已成功举办四届，其不仅是新时 代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国态度，也是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 行动，更是破解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和防范全球单边主义的中国方案。作 为进博会的举办城市，一方面，上海充分发挥其国际贸易方面的各方优势， 为进博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有力保障和支持；另一方面，上海也积极以进博 会为契机，进一步开拓城市对外开放和人文交流的新空间。如今，以进博会 为新平台、新空间的上海对外开放交流不断发展，对内可校准城市建设的坐 标和基点，对外可提高自身的全球城市影响能级，其秉承着“讲实效、讲互 利、讲友谊”的原则，积极加强与国际城市间的交往。但是上海城市合作还 需要不断与进博会平台建设相结合，对内校准对外开往和人文交流的坐标和 基点，对外提高人文交流能级。因此，如何使用好进博会所带来的溢出效应 和持续效应，通过城市合作持续推动上海的深化改革、创新发展和资源整 合，是上海城市合作的重大课题。
进博会的城市合作交往内涵
城市合作是由非官方机构、组织和个人所从事的对外交往和人文交流活 动，其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外国的非官方机构、组织和个人，旨在促进人民之 间的友谊、理解与合作，进而通过参与全球治理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其中，非官方机构、组织和个人，涵盖面极其广泛，包括城市、企业（国 企、民企和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等）、智库、学校、社会组织、社区等。 进博会既包含国家战略也包含城市合作。一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参 加了第一届进博会和第二届进博会的开幕式，会见了前来共襄盛举的外国政 要，发表了重要讲话，因此进博会带有官方对外开放色彩。另一方面，进博 会的目的是“让展品变商品、让展商变投资商，交流创意和理念，联通中国 和世界，成为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的四大平台，成为 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其主要是为了促进企业等非官方机构的交流， 因此进博会又符合城市合作的内涵。
第一届进博会于2018年11月5日至10日举行，参展展品涵盖了农产品、 日用消费品、服装服饰等多个门类，累计进场达80万人。
第二届进博会于2019年11月5日至10日举行，累计进场观众超过91万人 次，按一年计，累计意向成交711.3亿美元，比首届增长23%。进博会正逐步 成为各行业新产品、新技术发布和交易采购的首选平台。第二届进博会共举 办380多场配套活动，有大量外国政要参与。
第三届进博会于2020年11月5日至10日举行，企业展规划面积达36万平方 米，124个国家的企业参展，其中来自G20国家的企业约1400家、“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企业500多家。此次展览规模较之前又有扩大，展区设置也更优。
第四届进博会于2021年11月5日至10日举办，共签署了价值707.2亿美元 的意向协议，展览面积创纪录地达到了36.6万平方米。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 未能阻止进博会的举行，反而激发了更大的交流热情。
从四届进博会情况看，进博会展会规格高，国内外反响热烈。首届进 博会共有156个国家、3个地区和13个国际组织参加，参展企业全部是境外 企业。第二届进博会吸引170多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的3000多家参展 商、40多万采购商报名参展。第三届进博会有来自124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 踊跃参展。第四届进博会共有127个国家和地区的2900家企业参展。进博会 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真正的“万国博览会”。高度的政治共识 为进博会的民间交往注入动力，也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创造空间。进博会举 办了各种论坛、贸易投资对接会和“地方综合形象”展示，且举办了一系列 民间活动为中外民间交流搭建舞台，将中国地方的、传统的、民间的特色品 牌导向全球，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进博会和上海城市合作的相互作用
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正处在加快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 易、航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以及步入全面深化改 革、加快创新发展的新时期，承载着中央的期望。上海作为进博会的举办平 台，进博会加强了上海与其他企业、城市乃至国家的交流，促进了上海的对 外合作；而上海又可以利用城市合作，扩大与其他企业、城市和国家的交 流，再吸引更多的企业参加进博会，从而在政府、企业、民间社会之间形成 良性互动的“伙伴关系”。
在进博会和城市合作的关系中，双方是一个彼此促进、相互融通的关 系，进博会赋予了城市合作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和平台，同时城市合作也极大 丰富了进博会题材和内容。作为首个以促进进口为主题的博览会，进博会为 上海在新发展格局中明确站位和使命又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提供重要支撑。进博会融合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 消费者等多元主体参与，搭建了政府和民间相互促进的新平台，不仅为解决 日益复杂的全球贸易问题提供系统性的解决路径，对有效维护开放型世界经 济的构建、推动全球化和促进全球贸易做出创新性贡献，还为城市对外开放 能级提升提供新思路。进博会不仅涵盖商品和服务这些物的交换，还包括人 员的交流、信息的交流、文化的交流。进博会为城市合作搭建了一个主体多 元化的平台，有力推动了民心相通建设，深化了世界对中国立体化的认知和 了解。同时，城市合作以其形式的灵活性、多样性、针对性、互动性又大大 丰富了进博会的内涵，并通过进博会这一窗口将民间交流效能进一步放大。 即城市对外开放和人文交流往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金 融、投资、环保等领域，包容万象，是一种多功能的、多领域的、多维度的 活动。而进博会本身也涉及这些领域。总而言之，进博会和上海城市合作有 相互的作用，能够促进对方的发展。
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对接了许多国家战略。正如习近平主 席所说，进博会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交流的是文化和理念。举办进博会是 中国政府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 措，通过在中国土地上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品牌、符号和民间要素，创造巨 大市场和机遇。进博会的成功举办，为上海的国际交流合作能级提供更高保 障。因此，上海也应通过进博会这一国际平台，不断推动合作创新，为更多 国家城市间的合作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在友城纽带关系中，上海与各友城在经贸、人文、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 作蓬勃发展，各友城也期待通过进博会和上海友城论坛实现更多美好目标。 首先，友城关系和进博会为双方和世界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进博会是小型 经济体发展的催化剂。中国允许更多外资企业“走进来”，再次证明了中国 对于全球合作的承诺和决心。进博会将有助于增加各国对中国的出口，把最 优秀的外国产品带到中国市场；将产生巨大的连锁和溢出效应，在中国范围 内传播并提供更多的协同合作机会。友城跨越文化和地域，把不同国家的公 民而不仅是政府团结在了一起，打造了真正的纽带，联系了各国的文化、商 业、学术等领域。其次，进博会推动上海与友城的双边经济合作。如英国利 物浦市副市长葛睿在进博会友城论坛中利用微信发布合作信息，希望通过进 博会平台讲述中英双方在高等教育、科创、航运多方面的故事。未来，任何 友城都可以通过进博会与上海进行经济合作。再次，进博会赋予上海友城合 作更加丰富的发展内涵。友城合作让各友城可以借鉴彼此的成功经验和最佳 实践。而进博会则为各国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会，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合作成 为促进中外人民关系的有力手段，外国城市也可以借助进博会平台更积极地 参与到中国的市场中来。最后，上海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借助 友城合作，有效推进开放共赢的发展格局。世界各国的种族、民族、语言都 不一样，但是正是友好城市把不同国家的人民集合在了一起。中国与各国在 “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可以借助进博会和友城合作，采取更加具体的措 施，挖掘出更有潜力的合作愿景。如日本横滨是上海缔结的第一个国际友好 城市，双方在友城机制下在养老、女性发展、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等方面进行 了诸多合作，且横滨在“一带一路”领域也有项目开展。上海和各友好城市 充分利用进博会平台和友好城市纽带，对接各自的发展优势、重点发展规划 和项目，切实放大进博会效应和上海友城论坛平台效应。
对上海未来利用进博会建设全球城市的建议
因此，如何利用好进博会发展城市合作，如何放大进博会可持续效应， 如何使城市合作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如何通过进博会为中国争取世界各国民 间与官方的支持，成为了上海未来举办进博会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
第一，以“进博会”为纽带，提升上海城市国际交往能力。城市合作贯 穿于全年365天、接待360行的对外开放和人文交流中，开展城市合作需要激 发地方特别是城市合作的创新活力。第二，重视城市合作。城市合作既是推 动“开放合作、共同发展”的手段，也是经贸、科技、人文和民生合作的润 滑剂，又是进博会可持续发展和增加国际公信力的重要社会基础。第三，利 用进博会完善开放治理机制，调动内外两方面民间活力。上海在发展城市合 作上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有独特的“基因密码”。第四，进博会是一个世 界级平台，应借助进博会促进上海城市合作体系建设。当代国际关系中，以 城市和地方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变得更加开放，并成为了国际体系中的积 极行动者和竞争者，因此应从国家层面提高对城市合作的思想认识。
随着进博会这样高规格的国际合作活动的连续举办，上海的国际交往与 合作正向着更高、更宽、更深的层面发展。未来，上海应当利用好进博会的 平台，助力城市合作，推动更多的友城和国家参与到进博会中来，搭上中国 经济高速发展的“便车”。上海也可以利用进博会加强其在国内外双循环中 的作用。当然，进博会的举办也对上海的城市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上海必然要提升环境、交通、管理、经济、文化水平，将中国的发展成果和 文明水平展示给世界。
综上所述，进博会是一次高水平的国际性展会，为深化国际经贸合作、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促进经济全球化，搭建新的平台；进博会也是一次 高水平的主场活动，体现中国为增进各国人民福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做 出的积极贡献；进博会还是一次高水平的城市合作，中国上海以最充分的准 备和最饱满的热情，展现了新时代国际大都市在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成就，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为四方来宾提供了最为全面和周到的服务。
因此，如何使用好进博会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和持续效应，通过城市合作 持续推动上海的深化改革，创新发展和资源整合，是上海城市合作的重大课 题。一方面，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城市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上海 城市合作队伍通过组团分赴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各国，尤其是“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举办经贸洽谈会、研讨会、投资说明会和经贸展览会等，主 动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求，有的放矢，因国施策，推动经贸、人文 交流，并拓展到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扶贫减灾、遗产保护、人力 资源开发等方面，分享我国在扶贫、教育、卫生等领域的经验做法，积极参 与人文领域全球治理。另一方面，面对中美日趋紧张的关系，进博会也是城 市合作改善中美关系的窗口。尽管美国官方不参加进博会，但美国企业对进 博会热情高涨。对此，美国国内有声音呼吁，“美国政府应努力避免作出对 中国不友好的举动，而是要通过赢得中国民众对美国的认同，增强美国的软实 力；相反，歧视、偏见和任何过激言论都将摧毁所有的善意。”如何利用进博 会，使中美在民间经贸上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提高中美经济热度，发展中美两 国经济，从而使缓解中美紧张关系，是进博会城市合作的另一重要方面。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人民城市理念的全球城市核 心竞争力评价和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21XRM007）、上海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课题《以“世界城市日”为平台增强上海的全球城市议题设置能力 研究》（项目编号：2021XSL030）的阶段性成果。
于宏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所长。 王 森：中共成都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际处处长。 王小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