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综述
陈 巍 谢斯予
2021年我国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面临严峻形势和新的机 遇，公共外交研究主要围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国家形象、 数字化背景下的公共外交实践问题以及公共外交中的人文交 流等方面展开。
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演变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对国际关系、国际合 作、民间交流、国家形象、全球治理等产生重大影响。2021年仍然是充满不 确定性的年份，疫情进入常态化阶段，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 化、国际舆论交锋复杂及虚假信息肆虐，我国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面临严峻 形势和新的机遇。
2021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立足于新的国际环境与历史条件，重点关注我 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国家形象构建问题；立足于疫情带来的国际交流方式 改变及数字化高速发展背景，探讨数字化背景下的公共外交实践问题；立足 于“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家战略，研究公共外交中的 人文交流问题等。
国际传播与公共外交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见之大疫情的历史交汇点，如何推动国际 传播的转型升级，如何破解困局、开创新局，如何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如何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是新的国际环境和历 史条件下中国公共外交的重大命题。在2021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中，学者们 重点关注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国家形象构建问题。
第一，构建国际传播格局，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2021 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就加 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 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 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 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史安斌、 童桐的《从国际传播到战略传播：新时代的语境适配与路径转型》一文就以 习近平总书记5·31讲话精神为指引，探索平台媒体时代推进国际传播转型 升级的创新路径，提出要把我们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转化为传 播优势，开创官方、精英、民间多层次话语圈同频共振、复调传播的新局。 钟新、蒋贤成在《完善全民国际传播体系，构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中提出，国际传播已进入全民国际传播、全景传播时代，应加强顶层设 计，激发民众国际传播的信心与动力，共同建设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邵国松的《新公共外交视域下的中国国际传播力建设》一文提出，随着 新公共外交的兴起，我国开展国际传播需努力创作出令国际受众感同身受、 易于接受的作品，并从受众角度出发积极培育国内社会的国际传播力量，同 时建立与国际媒体的统一战线以不断壮大国际社会的对外传播力量。赵新利 的《积极通过国际友人开展国际传播》一文提出国际友人在国际传播中具有 “皮下注射”式的巨大优势。此外，胡宗山、张庭珲还探讨了《新时代中国 外交布局的体系创新》，解传姣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 做好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视角探讨了《让世界读懂新时代中国：理念与路 径》。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 5·31讲话精神中还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在我国初步 构建的多主体、立体式的国际传播格局下，讲好中国故事也是中国公共外交 活动开展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学者们认为应把握历史机遇讲好中国故事。 孙海潮认为，疫情导致国际关系失序，中国成为世界抗疫的中坚力量和实际 领导力量，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威信空前提升，历史为讲好中国故事提 供了重大机遇。赵振宇也发表了《把握时与势，讲好中国故事》一文，强调 我国应把握在抗击疫情、脱贫致胜、反对腐败中取得令世界瞩目的重大胜利 的时势，讲好中国故事。史安斌、刘长宇的《新形势下的国家形象传播：破 解困局与开创新局》一文认为，中国应当从疫情和民粹政客抹黑中国形象的 挑战中找出新的切入点和增长点，以城市外交塑造“乐活中国”新形象、强 化疫苗外交的语境化思维、构建多元传播主体协同的有机网络，锐意开创公 共外交的新局。另一方面，学者探讨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新形式。陈水胜的 《新年贺词：讲好中国故事的独特方式》一文认为，新年贺词已成为国际社 会审视该国内外政策调整变化的重要窗口，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成为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独特方式。张举玺、王琪还创新性地以YouTube 平台中国网红李子柒为例，探讨了《新公共外交视域下中国网红对国家形象 构建的作用》。唐青叶在《发挥公共外交作用，讲好中国扶贫故事》中阐述 了讲好中国扶贫减贫故事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作用。汪罗的《理解 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一文提出，超越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 象，需要在研判“西方之中国”多重诉求的基础上，着力建构和确立“传统 中国”“当（现）代中国”与“未来中国”三种形象。此外，刘辉、王耀辉 还基于新公共外交环境，重新阐释了《国家形象的内涵、塑造与传播》。
第三，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构建中国共产党形象。2021年恰逢中国共 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讲好中国故事关键是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传播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理念和发展道路。韩方明在《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共产党 故事》中梳理了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挑战、机遇和主要原则，强调要多一 些微观层面的个人故事、社会故事、经济故事，让传播更有温度和人情味。 杨明星、潘柳叶的《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公共外交叙事模式》一文强调应 抓住建党百年的时机主动设置议题，植根红色文化做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全 球化、区域化、分众化表达，强力构建全社会、多主体、多层次对外讲好中 国共产党故事的“大外宣”格局。刘小燕、李静进行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对 外传播思想源流考察》研究及《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传播形态创新机制》研 究，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传播形态演变与时代共振的内在逻辑，总结 了“融通中外”是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思想结晶。刘雨菲的《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研究》一文从内容生产、传播矩阵和效果 评估三方面提出提升中国共产党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效果的对策。
数字化与公共外交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促使数字化成为当代公共外交转型升级中不容忽视 的驱动力之一，再加上“西强我弱”国际话语格局的影响，以及新冠疫情全 球蔓延和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等多重挑战，如何在数字化背景下开展有效的公 共外交，为中国和平崛起争取更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是一个带有现实焦 灼感的重要命题。在2021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中，学者们也重点关注了后疫 情时代的媒体外交、数字化公共外交等议题。
第一，后疫情时代的媒体外交。2021年疫情常态化迫使各国公共外交活 动从线下转向线上、从现实社会转向虚拟空间，疫情冲击了国际关系格局、 改变了国际交流方式，为中国媒体外交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史安斌、杨 晨晞在《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与公共外交》中创新性提出后疫情时代公共 外交面临的结构驱动、数字驱动和疫情驱动三重挑战，也迫使各国重新调整 公共外交的思路和方式向数字公共外交转型升级。同时，史安斌、刘长宇还 在《后疫情时代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的指标体系构建》中进一步基于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提出后疫情时代国际一流新型 主流媒体需从多模态传播样态延展、平台化思维建构、KOL驱动媒介品牌打 造、提升跨媒体和跨平台间议程设置等着力点出发，适应全球传播生态的变 化、服务我国发展稳定的现实需求。苏婧、丹娜·巴吾尔江、童桐的研究则 另辟蹊径，研究“中医”在后疫情时代公共外交话语中具有的多重内涵，在 《世界的中医：后疫情时代公共外交视域下的中医新角色》提出中医公共外 交正成为中国参与全球风险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媒介。
第二，数字公共外交。张举玺、霍龚云在《认同与合作：金砖国家对 华数字公共外交研究》中指出，数字公共外交在促进政治认同、传递价值观 念、加强文化交流、支持和促进各领域的交往与合作等方面具有很大潜力。 张莉、叶旻尔、王俞欢基于疫情期间欧盟委员会的推特实践分析，进行了 《危机中的数字公共外交与政府形象建构》的研究，为我国数字公共外交实 践提供启示：抓住核心优势，打破刻板印象；内容发布有体系，内容服务政 策；去官方化语态的转变。但是，在“后真相”、大数据算法、民族主义浪 潮，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逆全球化等背景之下，数字化公共外交也存在 风险。为此，郭毅在《数字化公共外交：实践困境、理论缺陷与伦理风险》 中就提出，数字化公共外交的效果不可高估，其在实践中存在算法操控、虚 假信息战、计算宣传等方面的伦理风险。
第三，数字化背景下的新媒体公共外交实践。刘会娴、王晓东开展 《基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原创推文的融媒体外交辞令研究》，结合 Python、Textblob和Wordsmith三种数据挖掘方法，探讨新时代背景下融媒体 外交辞令特点及其面临的挑战，推动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权建构。 欧亚基于中国驻英大使馆新闻活动的考察，进行《媒介化公共外交与中国外 交话语的对外传播》研究，总结了“发言人制度为基础、大使新闻活动为核 心”的媒介化公共外交机制，以及信息发布、意见倡导和冲突论辩的三种媒 介外交模式。陶李昕的《探究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公共外交实践》一文探析了 新媒体在我国公共外交实践中的应用、作用、发展方向，强调了讲好中国故 事、持续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仍然要在数字化背景下靠公共外交助力。 此外，兰一丁还开展了“公共外交视域下大众媒体与政府决策的相关性考察 研究”，王丽娜开展了“中国对美国的新媒体外交研究”，王彬开展了“中 国外交部门的推特公共外交研究”。
第四，舆论引导与媒体应对策略。杜恒、张晓义在《北京冬奥会国际舆 论引导与媒体应对策略》一文中，揭示了新冠疫情背景下北京冬奥会舆论引 导要从创新政府与媒体新型模式、革新政府国际舆论引导方式、更新媒体国 际舆论引导手段入手。周庆安、刘勇亮的《真相武器化：一种公共外交和国 际舆论斗争的新视角》一文通过回顾国际舆论斗争的历史脉络，分析“真相 武器化”的实质、意义，提出以事实真相作为武器、将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 组合出击、把握好信息发布和公开的时机，是当下我国进行公共外交和舆论 斗争的最佳选择。张颖哲基于云南野象群北迁报道国际传播分析，开展《中 国语境和叙事方式初探》研究，认为新的历史时期下若要让西方媒体“摘下 滤镜看中国”，中国语境和叙事需要打好“组合拳”，构建多维度联动创 新融合的中国叙事、跨文化传播多层次的中国叙事、消减“逆反效应”的中 国叙事体系。陈杰的《面向国家战略需要的中国媒体外交：角色、功能与情 境》一文则强调媒体要善于开展应景式和应急式媒体外交。
人文交流与公共外交
人文交流是中国特色外交的创新实践，是中国对外传播格局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跃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和评价异常尖锐复杂，人文交流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关注，人文交 流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凸显。在 2021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中，学者们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人文交流、体 育与文化交流、国际教育交流、智库交流等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人文交流。“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 路”建设的社会基础和长久保障，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 流、强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仍为2021年中国公共外交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2021年，学者们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文交流研究的研究主体更 广泛。张立强基于体育外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阿体育文化交流路 径研究》中提出当前中阿文化交流逐渐表现出路径拓宽、国家主导性更鲜 明、融合性凸显等特点，对提升阿拉伯国家对我国的亲近感与信任感、巩固 中阿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孔建勋、沈圆圆基于海外中资企业，在《“一 带一路”倡议下东南亚中资企业推进民心相通的实证分析》中构建东道国员 工对华民心相通测量指标。陈慧宇基于国内非营利组织，探讨《“一带一 路”视角下国内非营利组织的培育政策与路径创新研究》，强调其在中国公 共外交中推动政策实施协调、传播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作用。此外， 曹继东分析了央企与“一带一路”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贸易、商业开 发等合作中的公共外交活动，强调要让世界通过央企品牌文化传播行为读懂 中国。但是，当前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仍以双边交流为主，多边交流 还较少，大区域多国合作机制尚未形成，多国合作共赢的发展目标任重道 远。陈彦斌在《完善国际合作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中就 提出应通过开展有重点、多层次、多领域公共外交，构建硬联通和软联通并 重的常态化多边合作机制，有效推进民心相通、合作互信、成果共享。
第二，体育与文化外交。体育、艺术、文化在公共外交中的功能与价 值也倍受学界关注。在体育外交方面，凌平、王月华的《我国推行体育公共 外交使节的价值、社会基础与路径选择》一文提出，应设立官方体育公共外 交使节职位完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借助媒体为体育公共外交使节搭建交流 平台，充分发挥体育外交在促进各国民心相通等方面的天然优势。陈铜探讨 了《新时代我国体育明星的公共外交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认为新时代我国 进行体育公共外交的目的不仅是对外传播我国的文化及政策，还应致力于通 过体育话题的影响力构建国际话语权。此外，高颖洁开展了“建国70年来体 育外交的历程及发展研究”，王超然开展了“新时代我国体育外交发展策略 研究”。在艺术外交方面，李盛的《音乐外交与外交音乐——国歌与新中国 听觉形象的自塑和他塑》一文创新性地提出要塑造“中国听觉形象”，强调 只有跳脱“西方—东方”的“输出—接受”循环，关注音乐和听觉本身才能 真正发挥音乐外交优势。张倩雅系统进行了“音乐公共外交在中日邦交正常 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卢茜探讨了“中国电影的涵化效应与国家形象建 构”。在文化外交方面，金苗的《国际传播中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定位、 路径与策略》一文认为我国需开创与国际接轨、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利用的高水准国际传播模式，以让世界对中国产生共情、共 忆、共鸣。王克岭的《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思考》认为国家文化 公园是承载国家意义文化资源的重要载体，是展现文化自信的重要媒介，应 充分发掘其独特的公共外交功能。另外，邢丽菊进行“韩国文化‘走出去’ 的制度机制研究”，潘亚楠以北京美国中心为例探讨“美国在地性文化外交 平台传播策略”等，以资中国文化外交借鉴。
第三，教育外交。杨启光《促进学生国际流动的国家政策》一文提出， 面向未来的学生国际流动国家政策，需超越基于全球竞争论的意识形态，突 出促进公共外交、文化相互理解与增强全球公民意识的政策价值。刘华林的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边境“国门”教育发展研究》一文总结了边境“国 门”教育承担着加深边民国族认同、延展周边公共外交、树立国家良好形象 的重要功能。沈海涛、樊庆的《公共外交视角下日本孔子学院的功能及其变 化》一文认为，日本孔子学院是散布在日本各地培育中日友好关系的火种， 帮助破解两国人文交流容易受到政治紧张冲击的症结，促进中日战略互惠。 郑崧、王柳《“失去的十年”：来自澳大利亚留学生教育的启示》强调要充 分认识留学生教育的公共外交价值，并以此统领留学生教育的经济、文化、 教育等其他价值诉求。另外，甘子鹤浅析了“公共外交视域下日本的东盟留 学生政策”，凌磊开展了“韩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公共外交政策研究”等。
第四，智库外交。李国强连续发表了《中国智库国际化建设的若干思 考》《在全球变革中加快中国智库国际化建设》《加快中国智库国际化建设 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多篇文章，强调应加快智库国际化建设，积极开 展公共外交活动交流信息、说服辩论、澄清事实、增强共识，维护国家利 益、扩大国际影响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张梦晨、武音璇在《论中国特色新 型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历史、现状与未来》中提出，新型智库应继续重点探 索智库与国家的相互融合，构建完善的对外合作交流机制，实现新型智库在 助力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外在张力与内生动力。黄晋鸿、曲海燕的《新时代中 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行为评价研究》通过调查数据发现，智库公众引导的重要 性地位逐步重视，智库公共外交的开放式进程日趋加快。此外，徐丹还开展 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研究”，陈杰进行“海洋 命运共同体构建视角下的中国涉海智库实践研究”，吴艳东、米倩倩开展 “智库的软实力之维”研究，王波、杨亚琴、姚寰宇分别对美国、德国、韩 国智库的公共外交功能展开探讨以供中国智库国际化发展学习借鉴。
第五，侨务外交。海外华侨华人的人文外交活动也得到了多位学者的关 注。周英评析了“关系网络视角下中国侨务公共外交”，张玮洁探析了“海 外华侨华人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高炳亮探讨了“中国与 东南亚公共外交中华侨华人的三重角色”，肯定了华侨华人海外人文交流活 动发挥的“桥接中外”的积极效应。
总体来看，2021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见之大疫情、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的新历史背景下，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积累了新经验、取得了新成 绩、创造了新突破，中国公共外交正在积极破解困局、主动开创新局、寻求 转型升级。
陈 巍：福建省政府驻京办经济联络处二级调研员。 谢斯予：中国传媒大学海南国际学院教师。
法国作家正义之声遭遇暴力打压反映的问题法国作家正义之声遭遇暴力打压反映的问题
孙海潮
美欧涉华舆论数十年来诋毁和攻击中国的基本态势短期 内难以转变，制造新疆“种族灭绝”之类的谎言并非偶然。 法国正义作家马克西姆·维瓦斯所著《维吾尔假新闻的终 结》一书，只为“支持真相”，却受到无端打压甚至诅骂。 我们既要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也要对所谓的“高强度冲突” 预作准备。阻遏中国发展的国际势力不会就此停歇，但正义 力量和全面认识中国的国际舆论正在兴起。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进程不可阻挡，世界向东看的趋势在不断增强。
维瓦斯为报道新疆真相充当“敢死队员”
2021年3月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国务委员兼外 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在回答记者关于 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污蔑中国在新疆搞“种族灭绝”，引起中国人民强烈愤 慨，中方有何回应时指出：“所谓新疆地区存在‘种族灭绝’的说法荒谬绝 伦，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造谣，彻头彻尾的谎言。”“很多去过新疆的外国朋 友都表示，他们见到的新疆同个别西方媒体的报道完全不同。法国作家维瓦 斯写了一本书，名为《维吾尔假新闻的终结》。他用自己两次亲赴新疆的经 历讲述了繁荣稳定的真实新疆。他在书中明确表示，正是那些从未去过新疆 的人在制造假新闻，在杜撰抄袭中以讹传讹。”
马克西姆·维瓦斯，这位被中国新闻界称为“当代斯诺”的法国作家、 时政评论家、记者，受极大的正义感驱使，以年近八旬的高龄，两次远赴新 疆采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历时4年撰写了《维吾尔假新闻的 终结》一书。他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谈到出版该书的初衷：“西方关 于新疆的大量谎言，都是那些从未去过新疆的人散布的。”“这一切的背 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试图祸害他国的一贯套路，通过各种途径对其他国 家进行颠覆活动，发布大量谎言，然后运用美国强大的舆论体系在全球散 布。”“我想要揭露的是，这是一场利用关于新疆的谎言和歪曲事实来反对 中国的国际性（造势）活动。所有的这一切最开始都是由美国杜撰的。世界 各地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受到这个活动的影响。我在2016年和2018年在新 疆所见，与法国媒体报道的完全不同。所以这是一系列巨大的谎言，它们被 大量媒体传播，特别是在法国。”“我没有扭曲或掩盖我所看到的任何东 西。我在两次新疆之行中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美国想要保住第 一，特朗普说美国优先，拜登说美国准备好了领导世界。他们想保住第一， 但是中国发展非常非常快，这让美国很担心。（我所在的）图卢兹也是法国 政治家让·饶勒斯所在的地区，他说过勇气就是找到真相，然后把它说出 来，勇气就是不接受那些实际是谎言的‘法律’。我这本书不是支持中国， 是支持真相。”“为了出版这本书，我充当着‘敢死队员’。”
长期以来，无时无刻都在标榜“客观公正全面”的西方舆论界，却无 时无刻不在污蔑和妖魔化社会主义中国。即使是一些所谓正面介绍中国的文 章，也要阴阳怪气地说上几句所谓“专制、不民主、控制、民众不满、难以 持久”之类的词句以示“平衡和公允”，但在指责批评甚至激烈攻击中国的 文章里，就不会有什么“往回拉”的语句了。西方涉华舆论因仇视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政治正确”而催生出扭曲的对华“政治生态”，字里行间充 斥着傲慢与偏见，拥有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对华正面报道往往反遭质 疑。一些短期采访的记者赴华前，通常脚本已经有了，既然要全面公正，就 必须要有揭露，甚至要采访“持不同政见者”，且他们往往会占到相当比例 甚至颠倒黑白。
国际上不时掀起的反华恶浪，西方长驻记者多是始作俑者。若有“胆敢 替中国宣传”的正义人士，则会受到排斥甚或迫害。这是我数十年外交生涯 的切身感受，并非危言耸听。维瓦斯说他为出版《维吾尔假新闻的终结》而 充当“敢死队员”，其言不谬。
维瓦斯“支持真相”的书籍出版后，受到法国舆论和社会的强大压力， 被污辱、漫骂、诅咒和威胁。2021年11月2日，维瓦斯以第三人称在公益网 站“转变（Change）”发起题为《我们要求拥有以不同的方式讲述中国的 权利》的请愿，要求“停止妖魔化中国”，指出维瓦斯以作家身份前后两次 远赴新疆，于2020年12月经由丝路出版社发表了《维吾尔族假新闻的终结》 一书，又于2021年7月与让·皮埃尔·帕日主编，经由三角洲出版社发表了 《拿掉眼罩看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7位知名人士的文章。 请愿书指称，在西方媒体有关所谓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大合奏中， 法国媒体对马克西姆·维瓦斯展开了一场大围攻。对维瓦斯的漫骂和污蔑 如雪崩般倾倒而来，维瓦斯被称为“白痴、疯子、家伙、荒谬的作者、极端 分子、阴谋家、中国人的刀笔和鹦鹉、被中国收买、中国宣传的中继站、荒 诞分子、极右文章网站创始人”，甚至被称之为纳粹分子。实际情况是，维 瓦斯出身于一个反弗朗哥独裁政权的西班牙家庭，曾出版过4本反法西斯著 作。
请愿书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公共和私营媒体（法国国内电台、 法国国际电台、法国文化电台、《解放报》、《世界报》、《新观察家》 杂志、《图像》杂志、《鸭鸣报》、《法国电视一台》、《查理周刊》等） 都参与了这场围猎。无视作品内容，专事人身攻击。我们的媒体所不能容忍 的是，竟然有人出版非敌视中国非种族主义、非帝国主义战争后勤兵的书 籍。这并非因为作者亲中国而掀起这场围猎，而是只要他被怀疑接近真相， 他的生存就是罪恶，写了什么并不重要。隶属于法国国防部的军事学院战略 研究所的新近报告，以极具偏见的暴力语言肆意扭曲真相。这份654页的报 告中，马克西姆·维瓦斯的名字被提及154次，被指定为“中国代理人”。 这些侮辱与诽谤攻击有违于《记者宪章》，违背了言论自由，有损于记者职 业。这使人想起了以前为德国占领者服务的某些笔杆子的怯懦行为。这些遵 从别人命令的记者自诩“我什么都知道”，却只遵从势力集团的指令。症结 就在这里。这些媒体业已放弃了批评精神和独立。哲学家保罗·尼赞把此类 人讥为“看门狗”。今天，这些低能的小雇佣者充斥着编辑部门，分泌毒 液，为强势者服务。
请愿书明确提出：我们坚决要求终止这场真正的追杀，停息企图把我们 卷走的帝国主义战鼓。正如法国军队参谋部新战争理论所言，这将会是一场 “高强度冲突”。让我们像中国尊重我们那样尊重中国。
请愿书征集到的签名者已达数百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职业分布广 泛，分别为记者、作家、大学教授、媒体主笔、经济学家、行政人员、哲学 家、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成员、前大使、联合国工作人员、法国总工会国际部 前负责人、电台与电视台主持人等，籍贯来自欧、亚、非、拉美、大洋洲等 不同区域。
难能可贵的“维瓦斯现象”发人深思
维瓦斯之所以要求“拥有以不同的方式讲述中国的权利”，恰是因为在 “言论自由”幌子下“舆论一律”地抹黑和妖魔化中国，使民众经年累月受 到蒙蔽，对中国的偏见日积月累，更使当权者难以制定正确的对华政策。因 之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实事求是地讲述中国故事，往往会被看成是“替中国 宣传”，多数人不会相信。维瓦斯因追求真相受到攻击污蔑，是普遍存在而 非个例。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ChinaintheWorld）”主任葛丽 珍（JaneGolley），从对中国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的学者立场出发，表示澳 大利亚媒体对中国新疆的报道并不客观全面，希望媒体客观公正地报道中国 新疆，却遭遇长达数月的攻击辱骂，甚至被攻击为“澳大利亚的耻辱”和 “叛徒”。在巨大的压力下，葛丽珍不得不辞去“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主任 职位。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梅斯特前往新疆实地考察，对 中国预防恐怖主义滋生、消除极端主义的做法给予积极评价，认为法国等同 样面临恐怖主义困扰的西方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的相关经验。梅斯特教授还积 极推动中法学术交流，赞扬中国行之有效的新冠肺炎防疫措施，因之被指责 为中国的“爪牙”。2021年3月，梅斯特教授被迫辞去斯特拉斯堡市参与的 “欧洲城市合作项目”道德官一职，以免落下在该市5G项目中为华为公司 说项的把柄。
2020年6月26日拂晓，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工党议员肖凯·莫斯尔曼 和助手约翰·张的住所和办公室遭到突击搜查。悉尼广播公司称，莫斯尔曼 被指在公开言论中“过分称赞”中国政府，一些“争议性”言论包括呼吁全 球要有新的领导力量，称赞中国封城以对抗新冠肺炎疫情，批评“反外国干 涉法”等。莫斯尔曼的文章遭到大量批判，被迫辞去公职。澳媒报道称，澳 方想在搜查中找到莫泽尔曼“私通中国”以及“帮助中国渗透澳大利亚”的 证据。同时，澳安全情报机构以可能违反澳大利亚“反外国干涉法”为由， 对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中新社驻澳大利亚4名记者进行突击搜查和 询问，扣押了工作电脑、手机，孩子用的儿童平板电脑和电子玩具等物品也 未能幸免，两名在澳交流的中方学者签证也被吊销。
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的幕僚长、陆军退伍上校威尔克森在短视频中说： “中情局想破坏中国的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中国的动荡。与那些维吾 尔族人一起刺激北京，无需外力，直接从内部搞垮中国。”
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风波，是美欧伙同国际国内反华势力精心策 划的一场“颜色革命”。中国人民在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迅速平息事态， 使美欧大失所望、恼羞成怒，随即掀起强烈的反华制裁恶浪。中国与几乎所 有西方国家的关系全面大倒退，政治和官方交流基本中止，经贸往来受到巨 大冲击。西方媒体推波助澜，恶意妖魔化中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受反华 舆论煽动的民众轮番上街抗议示威。许多中国公派人员途经欧洲受到恶意对 待，相继有人被无端搜身、捣毁行李甚至被戴上手铐扣押，途经法国戴高乐 机场的中方女士上卫生间都要遭受武装看押，甚至不让关门。美欧驻华记者 恶意炒作，起到了极坏的作用。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法国密特朗政府错误 判断形势，执意向台湾出售军舰和战机，使两国关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战，以苏联解体和中东欧国家全面倒向西方阵营而 告结束。美欧完胜后欢呼“时代的终结”，亦即西方“民主制度”全球化时 代的开始。小布什“新保守主义”政府利用“9·11”事件率领北约盟国入 侵阿富汗，随后又开辟伊拉克战场，同时出台“大中东民主计划”，杀害利 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入侵叙利亚，策动“阿拉伯之春”，搞乱中东，企图在 控制全球战略要地和石油资源后，再腾出手来收拾异己力量。时任美国国防 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法国《费加罗报》发表署名文章，明确指出哪个国家不 与美国站在一起，到时必会遇到清算，更不会得到一滴伊拉克石油。 美国企图通过“全面反恐战争”谋取世界霸权倒行逆施，充分验证了 “失道寡助”和“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古训。巨大的战略透支使全球唯一 超级大国以始料未及的速度从顶峰跌落，更使恐怖主义愈加猖獗和呈现泛滥 趋势。2008年，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提出“相对大国论”的观点，认为随着 美欧力量的衰落和中俄印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世界上已没有超级大国而只有 “相对大国”。2019年，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西方霸权衰落”和“北 约脑死亡”的论点，基本特征一是美国各届政府冷战后不断犯错误，二是不顾 盟友的利益和关切在北约内部独断专行，导致北约分裂和成员国离心离德。
美国是需要敌国的，而且需要一个或多个强大的敌国。没有敌国也要树 立或者臆想敌国，对外控制盟国，推销军火和发动战争，对内凝聚共识和镇 压反对力量，巩固垄断资本政权。美国在冷战时期的主要敌手是苏联和华约 集团，冷战后仍把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借以扩大北约和控制欧洲。美国的 敌手在“9·11”之后增加了“基地”组织、塔利班以及伊拉克、朝鲜、伊 朗、叙利亚、委内瑞拉等“流氓国家”，入侵伊拉克后增加了“伊斯兰国” 组织。小布什政府执行非友即敌的对外政策，公然把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 特朗普政府把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由恐怖主义转换为中俄，出台从阿富 汗和伊拉克撤军全力进行“大国竞争”的战略。拜登以“拨乱反正”为竞选 口号当选，却全面继承了“大国竞争”战略，以挽救美国国际影响力下降和 国际形象恶化的颓势，焦躁不安、手忙脚乱，是世界乱象之源。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无法阻挡
中国综合国力的全面迅速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增长，以及新兴国 家的群体性崛起，是国际关系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因素。美欧大资 本和垄断集团把控之下的西方舆论对中国的诋毁方式也随之改变。2008年北 京奥运会前半年，西方就算计着如何利用这一绝佳机会向中方施压。美欧反 华势力和达赖集团精心策划操纵的“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经西方媒 体大肆渲染，迅即在世界各地掀起轩然大波，一股反华浊浪由此兴起。法国 “记者无国界”组织创始人罗贝尔·梅纳尔（也译罗伯特·梅纳德）四处奔 走，从以“捍卫记者权益”摇身一变成为西方反华势力的急先锋。该组织破 坏奥运圣火传递，向国际奥委会施压，支持“藏独”，阻挠西方领导人参加 奥运会开幕式。马克西姆·维瓦斯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梅纳尔是一个游 荡于法国新闻界各个编辑室的幽灵，一个有仇必报的小人，高谈阔论，一门 心思用在几件不可告人的事情上。“‘记者无国界’是一架金色螺旋桨的笨 重飞机，飞不高但噪音巨大。它向拒绝臣服的小国投掷重磅炸弹，向自由主 义的大佬抛出诱饵。通过变幻无穷的招数，驾驶员既得到金主的巨额资助， 还吸引了善良人们的注意和金钱。”
北京奥运火炬从希腊取火起，所到的每一个国家都遇到“记者无国界” 发动的抗议和阻挠。2008年4月7日，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行程在巴黎举行。该 组织印制的“奥运五环手铐”旗帜在所有刊物登载广告，挂上了艾菲尔铁塔 和巴黎市政府大楼，没有法国警方的默许绝无此可能。奥运火炬在巴黎艰难 前行，原定于在凯旋门、协和广场和巴黎市政府广场等地举行的重要仪式被 迫取消。大批民众参与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反华躁动，一片乌烟瘴气。许多人 是受媒体的反华鼓噪而“捍卫人权”的，更有人是因为对中国的发展“不舒 服、不适应”而前来发泄情绪的。北京奥运会后，梅纳尔便不再担任“记者 无国界”组织主席，销声匿迹一段时间，然后利用反华资本竞选了一个小城 市的市长，“步入仕途”，成为政客。
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前发生的新疆事件绝非偶然，又有人企图借着这 股妖风发起抵制浪潮。但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际舆论已不再一边 倒，广大穆斯林国家彻底看穿了西方离间与中方关系的阴谋，公开表示新疆 所谓的“种族灭绝”只是西方的臆造和狂想。2021年夏天，我在一次国际形 势研讨会上与美英澳（恰是AUKUS成员）和德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相遇， 当面问他们：“你们明知道新疆‘种族灭绝’是编造的，为何还要使劲叫嚷 呢？”对方笑而不答，急忙顾左右而言他。德国外交官与我谈起所谓的“外 交战狼”一说，明确表示他们更喜欢和更习惯于中国以前的做法，即对西方 的污蔑和攻击只做善意的解释而不进行强硬反驳，更不应该进行反制裁，这 使他们极不适应。
我在中国驻法国使馆工作期间，凡出席有关中国问题的研讨会，对方都 是在说中国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中国永远处于受指责和挨批评的地位，这种 情况至今仍没有大的变化。2010年11月，我国领导人访法期间，我陪同中方 高级学者团与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进行学术交流。法方学者和前高官向中国 学者指出，中国人绝对不应该向西方的生活水平看齐。他们说，西方的生活 水平降不下去了，若中国也像西方人那样消费，拥有住房、汽车、养狗、吃 肉、喝奶，那世界绝对承受不了。意思很明确：我们生活水平高是应该的， 你们可千万不能也这样。非常“语重心长”的样子。2015年，时任美国总统 奥巴马公开要求中国人不能像美国和澳大利亚人那样生活，因为世界的资源 承受不起。潜台词是“你们是穷命就应该认命，永远不得要求翻身”。这便 是西方人的普遍心态。
我的外交生涯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同步，亲身经历了中国从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全过程。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日益走近国际舞台的中心，从未像今天 这样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 上，习近平主席庄严宣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实现第一个100年的伟大 目标。中国全面消灭绝对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世界为 之惊叹。美欧主流社会和舆论均不愿看到中国强大，却不得不承认和接受中 国崛起的事实。中国已成为影响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最重要因素，西方不时 “脱口”以“东方巨人”或“亚洲巨人”代称中国。
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年均贡献率达到30%以上，超过美 国、日本以及欧元区国家的总和。中国是全球减贫事业的主要贡献者，贡 献率超过70%，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贡献 者，成为安理会五常中派出联合国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维和经费出资居世 界第二位。中国通过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成为参与全球治 理、维护贸易自由化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要贡献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 大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速度、中国精神、中国制造的优势更加明 显，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更加突出。中国既为世界提供了巨量抗疫物资，又为 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近20亿剂疫苗。美欧媒体先后指责中国搞“口罩外 交”和“疫苗外交”，借以谋取地缘利益，对美国“疫苗保护主义”“疫苗 民族主义”甚至“疫苗恐怖主义”讳莫如深。
现时的世界，西方对中国的攻击和污蔑市场迅速缩小，中国发展模式的吸 引力日渐增强。凡是与中国发展正常关系的国家，都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取利 益，否则将使自身的利益受损，这一普遍规律已被广泛接受。欧盟对华政策文 件把中国定性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拜登政府接受了这一对 华关系定性，奉行基本相同的对华政策。美欧对华政策的基本思路，既有接受 现实的一面，也有从内心对中国体制和制度优越性感到惊惧的一面。美欧舆论 中有关“不能因经济利益放弃价值观”的梦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中国的发展令美国的焦虑感持续提升，虽然人权和自由的幌子仍是对中 国施压的主要手段和伎俩，但附和者日益减少。美国众议院议长佩罗西拼命 鼓噪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世界各国无一响应。该形势已与2008年北京奥 运会时期发生巨大变化，国际反华力量已掀不起大浪，罗贝尔·梅纳尔之类 的小丑已基本上失去市场。世界向东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国际大势，要求西 方正确认识和全面了解中国的正义之声日渐增多，对中国发展成绩的正面报 道日渐增多，虽然有时仍要加上某些“定语”。
马克西姆·维瓦斯《我们要求拥有以不同的方式讲述中国的权利》请愿 书的出现绝非偶然，既说明了西方涉华舆论的严峻性，签名者广泛的代表性 又说明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敢于发出正义的声音。至于法军参谋总部预 言中国将会与西方爆发一场“高强度冲突”的话，仅是西方将会全力遏制中 国发展的心理预期，目的绝难得逞。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进程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 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孙海潮：察哈尔学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前驻外大使。
国际传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传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王 冲
国际传播成为近几年学术界、媒体界的热潮。如何做好 国际传播也成为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过去人民 军队建设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说，如今的国际传播也 讲究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不撒谎、不骂人、不幸灾乐祸是 国际传播的三大纪律，是底线；理论和现实层面也要注意有 值得传播的内容,要敢于面对“不值得传播”的内容,要有 给自己贴标签的理念和能力，要有自己的渠道，要敢于犯错 误、容忍犯错误，要让别人为你说话。
近几年，无论是中国的学术界还是媒体界，都在讨论国际传播，不断举 办各种会议。国际传播俨然成了一门显学，后续的配套研究资金也不断。可 是，如何做好国际传播，着实是一个难题。
如果追溯历史，从对内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拿群众一针一 线”，到对外的“红星照耀中国”，都取得了不俗的效果。而今在社交媒体时 代，国际传播需要新思维。过去的经验虽可以借鉴，但还需要注入新的思想。 国际传播也讲究三大纪律。第一条，不撒谎。国际传播可以略微使用夸 张的修辞手法，用诗化的、文学的语言来推广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但不能 把黑说成白、把东说成西。因为谎言终究会被戳破，导致传播的效果适得其 反。第二条，不骂人。有道理就讲道理，没有道理也可以找点儿“歪理”， 但骂人不合适，这是底线。第三条，不幸灾乐祸。各国都难免会有天灾人 祸，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嘲笑别人，不能以别 人的不幸来衬托自己的幸福。中国国内媒体将中国卫星点火上天和印度疫情 严重紧急修建火葬场两件事情进行对比，使用“中国点火VS印度点火”等 文案，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这种做法要不得。 这三大纪律，是国际传播的底线，不可逾越。不犯这些错误，就算勉强 及格了。但要做好国际传播，还有诸多理论和现实等多层面的注意事项。
第一，要有值得传播的内容。 有传播价值的内容是做好国际传播的关键。幸运的是，中国真的不缺 国际传播的好素材。从古老灿烂的文化到摇曳多姿的地理环境，从人民的勤 劳智慧到经济的飞速发展，从可爱的大熊猫到深邃的孔子、老庄思想，中国 不缺国际传播的素材。遗憾的是，把这些优秀素材发扬光大的，是好莱坞拍 摄的电影《功夫熊猫》，是BBC拍摄的纪录片《俯瞰中国》。中国出品的 诸多作品，虽然很用心，但效果确实不够显著。传播优秀内容方面的典型代 表是日本。二战后，日本不遗余力地进行文化推广，让很多西方人以为日本 文化就代表了东方文化。除日本外，印度总理莫迪亲自出面表演瑜伽、推广 瑜伽，印度文化的国际传播也因此有了大幅度提升。2021年“云南的大象北 上”事件就是一个值得被世界关注的好素材，能够向世界传播中国动物保护 和环境保护的理念，可圈可点。
第二，要敢于面对“不值得传播”的内容。 任何国家都有其优点和缺点，但传播的特点之一，就是坏消息有翅膀 （英谚，Bad News Has Wings）。因此各国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才是树立 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的关键。例如，德国坦诚面对自己的历史问题和二战给 人类带来的伤害，从而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只肯反省不愿道歉，政客 甚至时不时参拜靖国神社，这导致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国家对它心存疑虑。 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和不足，对遇到的问题进行解释，甚至敢于承认并道 歉，这对于国际传播而言是重要且敏感的话题。
第三，要有给自己贴标签的理念和能力。 国际传播，要有给国家贴标签的能力（Nation Branding）。这方面，英 美国家已经做到得心应手。从纳粹德国到苏联，英美习惯于站在道德高度指 责敌人“邪恶”，宣称敌人是魔鬼，将世界带入黑暗。后冷战时代，英美国 家更是在打击一个国家之前，先给其贴上标签，例如美国在发动伊拉克战争 前宣称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相比之下，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给对手贴负面标签比给自己贴正面标 签更难一些。好的国际传播不是打击对手，而是要告诉全世界“我是谁”。 这就需要自己给自己贴一个鲜明的标签，并且数十年如一日地加以强化。这 方面，中国习惯说“不”，说我国不称霸、我国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我国 不搞西式的民主。但一味的否定，并没有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第四，要有自己的渠道。 早在传统媒体时代，英美国家的媒体就掌控了世界的话语权和话语渠 道。在世界任何国家的宾馆，你能看到的几乎都是BBC、CNN的栏目，偶 尔会看到德国之声和NHK。很多人也习惯了把英美媒体作为信息的来源渠 道。英美媒体的稿件来源除了这些机构自己的记者队伍，还有路透社、彭博 社、美联社等机构。换言之，他们在拥有英语这一天然语言优势的同时，还 掌控着内容的制作，尤其是掌握了渠道。 得渠道者得天下。这就像卖电器，产品质量无论多好，都需要通过渠道 到达终端用户。中国的CGTN尽管每年预算超过50亿，内容制作水准、记者 数量甚至不弱于CNN，但仍很难进入各国，尤其是很难进入西方国家的主 流渠道，这导致传播效果大打折扣。CGTN反而在非洲国家达到了一定的影 响程度。例如我有一次去津巴布韦的某公司办公室，当地的小哥安装电视的 时候，反复问我要不要把CGTN默认为开机的频道。
第五，要合理利用别人的渠道。 社交媒体时代，互联网变成了传播的主渠道，Facebook、Twitter等成为 了全球化的平台。中国的某些力量，虽然也一度占据了这些机构的页面，但 很快遭遇系统性打压。因此，要合理利用渠道，要长期、健康地发展，并占 据一席之地，需要循序渐进，需要有耐心，而不是一窝蜂地硬上。如今一些 无名之辈（Nobody）在Twitter上发布海量信息，不如一个有地位、有权威的 人说一句话。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Twitter上的言论虽有争议，但也 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如果中国在Twitter上能有更高层人员组成传播矩阵， 大可以否定他的言论，这种做法在西方国家是非常常见的。
第六，要敢于犯错误、容忍犯错误。 国际传播的本质，是言论，是说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非圣贤， 谁能说话不犯错误？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懂传播、懂国际 关系、外语好的人才，一抓一大把，并不稀缺。问题是如何激励这些人去说 话、去辩论。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必须要承认自己国家的不足，可能要接受 别人的批评，这都是必须的过程。如果说错了话被惩罚，说自己国家的问题 就是汉奸，这必然导致大家都选择沉默。对与错，都是辩证的，有权威的人 及时发出声音，才是最重要的。
第七，要让别人为你说话，甚至让竞争对手为你说话。 国际传播，绝不能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自己天天说自己多么厉 害，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第三者夸一夸自己，或者对手夸一夸，这才是最好 的传播。2008年奥运会之前，外交部为了破解西方的“中国威胁论”，邀请 一大批西方国家的记者去云南的贫困山区，让他们随意采访，不加干涉，结 果这些人写了大量声情并茂的山区贫困孩子的故事，有些美国民众看了甚至 要捐款，这种做法有效地破解了“中国威胁论”，比自己解释半天的效果要 好得多。而达到这种效果需要广交朋友，让朋友甚至对手来有争议的敏感地 区看一看，而且需是自由地闲逛、自由地写作。这种自信也是做好国际传播 的关键一环。
前些年，中国习惯于请老朋友、请夸自己的记者或自由撰稿人，甚至也 找了几个如斯诺这样的人士来看一看，好吃好喝好招待。其实，中国还可以 步子迈得更大一些，请几个一直批评中国的人来看看。多年前我访问美国的 时候，碰到过一直批评中国的记者比尔·戈茨（Bill Gertz），我说“你来中 国看看呗”，他苦笑着说“我真想去，可拿不到签证啊”。
第八，不要过高估计国际传播的效果。 对内传播和国际传播，从渠道到受众，从语言到表述方式，都是完全不 同的。中国对内传播取得的效果，完全无法在国际社会复制，这就像微信在 国内称霸而在国外却无法高速发展是一个道理。 国际传播基于事实，基于你是谁，基于一个国家做了什么、发生了什 么。国际传播的对象不同，效果也不同。冷战时期，苏联可以通过国际传播 提升自己在盟友中的形象、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形象，但却没办法让美国人 民喜欢自己。与之相反，美国的价值观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了苏联人的心态和 抉择。这究竟为什么？这始终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案例。 国际传播的基础是自身的所作所为。国际传播做的好，相当于考试的时 候从70分提高到90分；做的不好，相当于从90分降到70分。但如果考试不及 格，是无法通过传播来让自己及格的。因此，国际传播的关键是做，而不是 说。可以套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老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用西方谚 语就是：说得好不如做得好（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王 冲：浙江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美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察哈尔学会高 级研究员。
“意见气候”与“嫌中”情绪——对日传播与国家形象构建路径探析
张腾飞
中美战略博弈的扩大化导致近一年来日本政府对华政策 呈牵制态势，日本公众对中国的评价和认知也在持续下降。 作为美国维持亚太地区霸权和遏制中国的重要同盟，日本的 对华政策对当前大国间战略竞争的过程和走向起着关键性作 用。然而，由于日本社会组织的特性和日本公众对中国既有 刻板印象等原因，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对于日本的影响力相 对较难抵达。本文认为通过发挥多元行为体在对外传播中的 “自塑”效能、借助本土融合媒体和关键传播者的“他塑” 效能、运用和转化大众文化对国家形象传播的载体作用可增 强对日传播和外交实践的有效性。
国家形象是实现国家核心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有效方式，是主权国家的无 形资产。2020年，“十四五”规划决议和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以讲好 中国故事为着力点，推进国际传播，展示中国国家形象，以此提升国际话语 权和国家软实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美战略博弈全面升级的当下，国 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成为国家间在地区和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最为重要的博 弈策略。在对国家形象的一般性理解中，得到广泛共识的观点是指“一个国 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总体评价和认知”（王祎，2011）。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理 论，学界普遍认为一国对他国的形象认知会对其对该国的外交政策的形成产 生巨大影响。因此，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构成，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 播被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以及新兴强国视作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的 战略手段。
对于我国来说，日本不仅是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和复杂历史过往的近 邻，更是对当前大国间战略竞争的过程和走向起着关键作用。作为中国声音 和话语面向美欧国家传播的“国际中转站”（徐翔，2018），日本是中国推 行公共外交的重要对象国。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主要受到国家客观状况、媒 体传播、受众认知判断以及公共外交的影响（赵启正，2017）。因此，通过 对“国家形象”相关研究的梳理以及对日本公众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现状的分 析，本文将基于公共外交视角，为面向日本的精准传播路径和策略提供启示。
国家形象的内涵和构成
国家形象研究发源于国际政治领域。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因其1959年发表的《国家形象和国际体系》一文，被公认为国家 形象理论的奠基人。博尔丁提出：国家形象通过三个重要维度来构建，分别 是国家的地理空间、外部对其的敌意及友谊、外部对该国的实力判断。这三 个维度被作为国际环境评估和国家外交战略选择的基础框架。此后的相关研 究在国际关系领域逐步开展，形成了“形象理论（image theory）”。形象 理论认为由于决策者的认知建构（cognitive construction）会对信息进行筛选 并加以扭曲，因此认知对政策制定具有影响作用（Schafer，1997）。国际 关系和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政治精英的政治人格、身份认同，以 及对他国政治决策者的认知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而对公众认知（public perception）或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对决策的作用缺乏关心。然而，在 政策制定过程中，政治精英并非独立做出决策，而是通过不同形式的社会动 员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足够的资源。因此在个体层面，公共舆论与政府对外政 策的制定紧密相关。
中国学界对“国家形象”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才受 到新闻传播学学者的关注。早期研究主要以描述性介绍和对策性研究为主。 国内学者对于国家形象的内涵给出了明晰的定义。一个国家的“实际形象” 是其在国际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主观印象，是国际社会舆论对这一国家的综 合评价（张昆等，2007）。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受众包括内部和外 部受众，国内受众对本国的总体认知和评价构成了国内形象（胡文涛等， 2013），他国决策者和公众对本国的总体评价构成了国际形象。由于国家形 象与公共外交和国际传播都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互动和理论联系，近年来国 内相关研究以对外宣传为导向，侧重于从国际关系学和新闻传播学角度对外 交关系和对外传播领域进行研究（王海洲，2013）。国际关系学者对于这一 话题的研究主要围绕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公共外交实践，新闻传播学界更多 地将重点放在国际媒体对中国形象的报道分析和传播策略研究。作为公共外 交的重要载体，国际传播是以推行文化传播为主要途径，从促进和扩大公共 外交实施主体与外国公众之间的对话、长期关系以及对国家形象的综合评价 和认知为目标。
关于国家形象的构成，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中仍然缺乏普遍共识，这给 以国际受众为对象开展的公共外交实践和有效性评估带来了困难。目前国内 存在的主要观点包括，国家形象的构成有客观因素：地理、人口、历史等常 量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变量（王海洲，2013）；以及物质要素、制 度要素、精神要素（张昆等，2007）。相对于国内学者对军事和经济实力、 社会制度等“高政治”因素的关注，国外学者强调国家形象构成中的艺术和 人文因素（Kotler，2000）。因此，塑造国家形象的实践在策略上需贴合国 际受众视角，以服务于从国家整体战略发展的需求出发，结合时代特征和当 前所处的国际环境。为此，以下将就日本公众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现状以 及社会文化特性等给实践带来的难点进行分析，从而对公共外交施行路径的 建构提出有针对性的启示。
认知现状及传播难点
第一，日本公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持续下降。在过去一年中，中美 战略博弈的扩大化对中日政府间和民间关系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效应。2021 年10月发布的中日共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0.9%的日本受访者对中国 持负面印象。其中，日本公众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主要来源于中国军事力量 的增长在领土问题上对日本构成的“军事威胁”，以及中国对“国际秩序的 挑战”和“单方面对现状的改变”使日本所处的东亚地区的安保环境造成的 “规范性威胁（normative threat）”。在同一调查中，有近七成的受访者认 为中国对于日本存在军事威胁。另一方面，58.4%的日本受访者认同两国互为 重要的（或比较重要的）邻国及贸易伙伴，对地区和平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对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方式，50.9%的日本受访者认为民间交流起着重要 作用。此外，相比人际传播，大众媒体和数字媒体是日本公众获取信息的最 主要方式。95.9%的日本受访者通过本国的大众传媒和手机等移动设备获得 中国及中日两国关系的相关信息。然而，仅有19.6%的日本受访者对媒体在 改善两国关系、促进两国民众相互理解的贡献方面持肯定意见。由此可见， 日本的本土大众传媒在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作用上存在着内容和受众到达 两方面的局限性。这也再次为国内外研究者普遍认同的日本大众媒体营造的 “意见气候（opinion climate）”培养了日本国内的“嫌中”情绪这一观点 提供了证据。
基于上述讨论，日本公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表现出以“军事威胁” 和“规范性威胁”为主的特点，同时认知构成上具有“政经分离”的双面 性。在认知的塑造途径上，数字媒体承担了日本公众获取中国相关信息的重 要角色。同时，尽管日本大众媒体不是受众的主要信息源，但其对中国国家 形象的建构仍显现出局限和负面效果。基于对现状的考察，以下将进一步对 中国国家形象在面向日本传播过程中面临的难点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新媒 体对国际形象的建构功能和以公共外交为路径诠释国家形象的内涵对推进 “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的精准传播的实践启示意义。
第二，“嫌中”情绪和社会组织特征是导致面向日本传播中国形象困难 的主要因素。自21世纪初起，由于“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美欧国家重燃， 国内研究对建构国家形象的相关讨论主要聚焦于如何通过外交和大众传媒树 立军事透明和政治可信的国家形象以回应和驳斥“中国威胁论”。相较于其 他国家，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对于日本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其主要原因除了 两国间存在的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核心利益矛盾激起的民主主义情绪导致 日本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难以提升处，也在于日本的社会和组织更为封闭、 文化和语言存在障碍以及本国官僚与日本公众间通过社交媒体的交流不活跃 （In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2021）。此外，也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公众 对于中国既有的刻板印象是导致中国在日本的形象和影响力难以提升的原因 之一（桒原響子，2021）。以上讨论体现了面向日本传播和塑造中国国家形 象所存在的观念和价值观认同难以获得、传播实施主体和路径存在局限、修 复既有印象困难等现实困境。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 习时指出，要着力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以精准传播的方式推进“中国故 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构建生动立体的中 国形象。以此为指引，当前在国际传播的实践中需把握薄弱点，从受众、文 本、渠道以及制度等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对日传播路径的建构。基于上述讨 论，本文认为制度以目标受众所处的特定社会和文化等背景为创作基础的传 播内容，并通过有效的渠道和途径向目标人群进行信息扩散或可克服当前困 境。同时，淡化对于“高政治”因素的强调，修复和转移现有的由于对中国 的威胁认知而产生的负面评价。
我国对日精准传播路径建构的启示
第一，发挥多元主体在对外传播中的“自塑”效能。国家形象的建构 路径包括“自塑”和“他塑”。在国家形象的自塑过程中，传播主体的多样 性和有效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学术和实践关注。国家被作为国际信息传播过程 中的一个整体单位进行分析的方式在过往研究中长期占据多数。这种基于现 实主义理论传统的分析视角受到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和自由化改革的挑战。 建构主义作为当前国家形象研究的主流视角，其认为互动交往是建构国家形 象的重要途径，行为体之间通过互动形成共识，进而促进国家间的身份表达 （徐小鸽，1996）。因此，突破既有以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模式，拓展到对个 人以及超国家行为体的组织、制度、行为的考察是近来呈现的研究趋势。这 为以建构国家形象为目的的公共外交的开展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
此外，由于海外受众对政府官方话语体系的低认同度和接受度（李德 芳，2012），在国家形象的建构和国际传播中，除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应发 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企业、社会组织、个人行为体的多元主体性。首 先，跨国企业是展示与传播国家形象的施行主体。企业品牌国际化的过程就 是中国形象国际化的过程。企业作为国家外交的载体，既包含了经济职能， 也包含了文化职能（刘炳香，2013）。其次，通过组建官方与非官方结合的 民间机构或基金会的模式可以在达到淡化官方话语体系和企业盈利意识作用 的同时，兼具官方机构对非政府社会组织的政策指导和财政支持功能，从而 高效开展符合国家利益的文化外交活动。再次，以个体视角，通过生活化场 景的表达淡化了国际受众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对中国的抵触，消解了对 中华文化的抵抗，更容易打破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获得传播度和认同度（张 举玺等，2021）。例如，网络名人李子柒在YouTube上拥有千万粉丝，引起 了海外网友对中国形象的热议。
第二，借助日本融合媒体和关键传播者的“他塑”效能。越来越多研究 者意识到本国的大众传媒在传播和构建国家形象过程中的局限性，故而外国 媒体对华报道的传播效果和外国公众对中国的认知成为近年来的重要研究议 题。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社交媒体的快速渗透，传播路径和信息流向突破了 国界，网络传播、流行文化产品等成为建构外国公众对华认知的重要渠道。 特别是始于2020年初并持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推动了国际 间交流和外交活动由线下到线上的迁移，成为这一时期开展公共外交和国际 传播的主要形态。此外，如上文所述，手机等移动设备成为日本公众获得中 国及中日两国关系的相关信息的主要媒介渠道。
有鉴于此，借助以手机、电脑为主的融媒体，为日本受众即时接收和 互动提供了多样化的途径。为了促进信息的有效扩散和多次传播，首先， 需要对目标受众和传播内容进行精准定位和匹配，并基于不同平台的传播 结构和受众特征进行传播内容和形式的制定。例如，日本总务省的最新调 查显示日本的Twitter（69.7%）和Instagram（64%）用户以10至29岁“Z世 代”的年轻人为主，而Facebook和LINE的用户则相对成熟。其次，Park和 Kaye（2017）研究发现，Twitter的信息传播结构不同于其他平台的纵向传播 （vertical dissemination），而是横向传播（horizontal dissemination）。传播 过程和结构的去中心化、多级化意味着官方话语和传统意义上的意见领袖在 触发圈层传播裂变的效力变得有限。因此，应针对目标受众的群体特点、使 用习惯、内容偏好，借助各议题和领域的关键传播者进行跨圈层传播，从而 塑造核心内容传播的社会性认同基础。
第三，发展流行文化外交的综合效能。软实力论是基于国际政治学的理 论视角，将国家形象权力化所发展出来的。约瑟夫·奈（1990）强调文化吸 引力和普遍性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文化魅力能够助其实现政治和经济 目的。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孔子学院”等项目对于传播中文和中华文化 承担了重要作用并形成了进一步进行文化传播的基础。但过度依赖语言教育 和传统文化传播存在受众群过窄、认同度塑造效果低下的问题。目前对于构 建日本公众对中国国家认同的文化实践探索尚为缺乏，特别是流行文化对塑 造他国公众对中国认同感的作用未能得到重视和发挥。近年来一些出口日本 的国产或中日合作的电视剧、电影、动漫等受到日本观众的关注和好评，然 而由于缺乏文化战略上的引导和推广，后续影响力未能形成。 作为地区崛起大国，我国面临的困境是当综合国力发生快速提升时，现 实的国家形象会因国际社会的刻板印象或形象建立的滞后性等原因未能得到 反映，而文化能够帮助国家塑造与自身综合国力相称的全新国际形象（胡文 涛等，2013）。日本自二战后一直致力于通过以文化为途径的公共外交战略 在国际社会树立忠实可靠的伙伴形象，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其公共外交政策 的实践和从“政治大国”向“文化大国”的形象变迁对我国反向对日传播和 推进公共外交实践有重要借鉴作用。其中一个关键性启示是国际文化交流应 注重“他者”视角，即如何通过文化产品构建“我们”与“他者”的关系， 使得日本受众在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费中建立对中国的想象（张梅，2020）， 从而构建对中国的价值和观念认同。
本文系武汉大学青年研究中心调研课题《低欲望社会症候与“躺平”文化 群像：媒体表征与身份认同》（项目编号：202104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张腾飞：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青 年研究员。
礼宾工作与跨文化意识研究
周加李
外交礼宾是外交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在跨国与跨文化的 框架下运行。礼宾工作中不乏外交外事人员因缺乏跨文化意 识导致的礼宾失误，也有因高度重视跨文化因素获得极好效 果的案例。本文从“跨文化”的视角研究外交礼宾，介绍何 为跨文化意识及其重要性，并通过敏感度、包容度与和合度 “三度法则”来具体分析如何提升外交外事人员的跨文化意 识，从而优化礼宾工作。
礼宾工作是外交外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政策、实 力、形象、水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研究发现，礼宾工作中曾出现过可以 避免的失误，也有过打动人心的优异做法，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 个因素就是跨文化因素。礼宾礼仪不同于一般的礼仪，它运行于不同国家的 框架之下，世界不乏地域相邻的国家拥有类似的宗教与文化，但从全球的视 角来看，很多国家的宗教、习俗与文化存在差异，跨文化因素在文化迥异的 国家间变得非常突出与重要，重视还是忽略跨文化因素往往影响着礼宾工作 的效果。因此，本文从“跨文化”的视角切入，研究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以 及外交外事人员需要具备的“三度法则”。
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
外交礼宾礼仪是一套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承认、践行的国际性规范， 具有典型的国际性特征。然而，由于各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各 异，在践行这套规范时难免会打上宗教与文化的烙印，因此外交礼宾同时也 具有典型的民族和国家特色。例如，不同民族在欢迎客人时的礼节上有不同 的特色，南太平一些国家如斐济、汤加等国保存着特色鲜明的卡瓦酒仪式， 斯拉夫民族为客人敬献面包与盐，摩洛哥人为客人敬献椰枣与鲜奶，老挝有 别具一格的拴线仪式等等。这些文化特性点缀着具有统一性的外交礼宾，让 礼宾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体现了各国的文化传统与风俗民情。 “跨文化意识”在学术界并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观点。根据跨文 化专家罗伯特·科奥斯的定义，“跨文化意识”是指交际主体对于本族文化 有差异或冲突的他族文化现象、风俗习惯、社会礼仪等有充分的认识，并在 此基础上以宽容的态度接受和适应，充分融入所处的异族社会文化。罗伯 特·汉维则有更加简单的理解，认为“跨文化意识”是参与者对文化因素的 敏感性认识。
跨文化敏感度在跨文化交往中尤其突出和重要，只有当事人能自觉调整 自己对异文化的理解和适应，才能在与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交往中有得体的 表现。礼宾工作中不乏因为缺乏跨文化意识导致的礼宾失误，引发了风波甚 至影响了两国关系。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的外交外事人员高度重视与关注对 方国家的宗教、习俗与文化，给予特别的尊重与照顾，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 效果。
礼宾工作者应该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而一个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跨文化意识。如何具备跨文化意识？本文将通过跨文 化交流的“三度法则”来探讨。
跨文化交流的“三度法则”
从事礼宾工作，了解与掌握跨文化交流的“三度法则”是非常有必要 的，即敏感度、包容度与和合度。
建立跨文化交流的“敏感度”
“敏感度”是跨文化交流人员最核心的能力，跨文化敏感度偏低将会影 响礼宾工作的顺利展开，而具备较高的跨文化敏感度，则意味着他们能够敏 感对待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使礼宾工作更加高效、顺利地完成。 跨文化敏感度是一种不断适应文化差异的能力，包括三个方面：对异文 化的兴趣度、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以及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异文化的意愿。 如果对某一种异文化保持兴趣而不是反感、排斥与厌恶，在与对方打交道的 时候保持敏感的意识，并落实到行为上，调整与修正自身行为，展示对该文 化群体的尊重，将有益于积极、正向的跨文化互动。
跨文化的鼻祖式人物爱德华·霍尔曾说，“文化即交流、交流即文 化”，文化与交流密不可分，人类的交际过程就是文化交流的过程。文化交 流内容广泛，包括器物、制度与价值观。礼宾的内容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 的，如大型仪式、迎送安排、位次排序、言谈举止、穿衣打扮等，它们都既 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交流方式。尽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世界各国已经接受 一套主要受欧美文化影响的外交礼宾国际规范，但各国在践行这些规范的过 程中，难免会打上本国文化的烙印，这就要求礼宾中的主客体能够具备跨文 化敏感度。
缺少跨文化敏感度，在款待外宾时就容易出现差错，很多礼宾中的失 败案例都是与缺少跨文化敏感相关。2018年5月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 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官邸设宴款待安倍夫妇，然而，主菜后奉 上的甜点却被盛装在一双男士皮鞋里，尽管只是模具，但皮鞋大小、样式、 颜色与真鞋无异，这一做法引起轩然大波，以色列的行为被视为“外交失 礼”。一位曾在日本工作过的以色列外交官称，这是一个“愚蠢和麻木不仁 的决定”，“在日本文化中，没有什么比鞋子更加龌龊了”。有报纸引述未 具名日本外交人员说：“世界上没有哪个文化把鞋子摆上桌。这位名厨是怎 么想的？如果这是种幽默，我不觉得好笑，我们替首相觉得受到冒犯。”有 人打了一个比喻：“这相当于把犹太客人的巧克力放在一个形状像猪的盘子 里。”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把猪肉视为肮脏的东西，这就如同日本人把鞋 子视为肮脏的东西一样。面对众多的批评之声，以色列外交部发布声明表 示，“我们未事先过目这次晚宴的餐点，但我们尊重且欣赏主厨，他很有创 意。”然后修正并补充声明说：“我们对日本首相有最高的敬意。”尽管如 此，这还是成了以色列礼宾接待工作中的一个失误。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 2019年8月某国总理携夫人访问一个斯拉夫国家，东道国用隆重的“面包与 盐”仪式热烈欢迎贵宾，但来访国领导人的妻子接过一小块面包后，竟然丢 弃到地下。这一行为引发争议，被指不尊重东道主，引发东道国不满。
从这两个案例可见，当事人缺少跨文化敏感度是出现纰漏的主要原因， 以色列主厨没有意识到鞋子在以色列文化与日本文化中拥有不同的含义，总理 夫人也没有意识到尊重东道国的习俗与文化有多么重要。美国礼仪专家艾米 莉·波斯特曾有一个对于礼仪的独到见解，“礼仪是对他人感受的一种敏感意 识”。敏感意识包含很多方面，跨文化交往中的敏感意识更加不能小视。
提升跨文化交流的“包容度”
前面探讨了跨文化的敏感度，敏感度是建立文化差异的意识与适应文化 差异的能力，但如果要更好地适应文化差异，礼宾人员还需要提升跨文化交 流的“包容度”，敏感度与包容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性。文化差异虽可以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 但也不乏交流与融合，矛盾冲突与交流合作是文化差异可以生发的两个结 果，如同钱币的两面。礼宾工作就是要促成交流合作，规避矛盾冲突，因为 “礼”文化的精髓是“和”。作为从事礼宾工作的人员，建立跨文化交流的 “包容度”可以帮助促成和谐交流。这意味着，应承认并尊重不同文化的差 异，不能将自身的生活方式理解为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不能认为自身的文 化就是“真理”的化身，而把自身文化所秉持的观点、态度和立场凌驾于其 他文化之上，不能对外来文化抱有不同程度的“心理排斥”。不同的文化之 间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任何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都不具有优越感，都应该 相互倾听、彼此尊重。特别要认识到，每一种文化都是建立在自身特定的历 史和文化传统上，都受到各自的惯例、历史和制度的支配。只有从促进人类 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高度，超越彼此的地域经验和制度传统，才有可能达成 更多的文化“共识”，从而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流。
包容性的思维可以更好地适应跨文化交流，以展现对外宾的充分尊重。 周恩来总理就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周总理常说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 唯物主义者，不信宗教，但不能要求别人也不信教，我们要尊重人家。20世 纪70年代初，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访华。他是一个极为虔诚的穆斯林， 不论有多么重要的事情，每天按时祷告。哈克总统来访后第二天下午3时左 右，毛主席突然通知半小时后要见哈克总统，毛主席当时接见外宾是没有提 前安排日程的，以通知为准。当时哈克总统正在祷告，焦急不已的工作人员 请示周总理，周总理立即指示工作人员不要惊动哈克总统，也不要告诉他的 秘书及其他高级官员，等总统祷告完再说。周总理利用这个时间提前到毛主 席那里去汇报，以此拖延时间。当哈克总统获知此事后，再三向周总理道 歉。他说：“我访问过那么多国家，没有哪一个像你们这样的大国领导人这 么尊重我们的宗教信仰。”这不仅令哈克总统印象深刻，代表团其他成员也 深受感动，回国后竞相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称颂中国这么高级的领导人都 这么尊重我们的宗教信仰，这样的国家值得尊敬，值得与之建立友好关系。 从周总理的案例可见，他对于不同宗教、文化有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包 容他人的信仰，尊重对方的感受，如此也获得了他人的良好评价与较好的工 作效果。
增强跨文化交流的“和合度”
如果说“敏感度”与“包容度”都是一种合规律性的做法，“和合度” 则是跨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性价值指向。与“和合”相关的哲学思想不管是 中国古代还是古希腊都有过相关的论述。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合”两字最早分别见于甲骨文和金 文。“和”指的是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等；“合”指的是聚合、汇合、 结合、联合、融合等。中国古代的“和”来自于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和 合”，表达的是多样性统一达成的和谐，在“和合”文化中，“中庸”“和 而不同”都是解决矛盾的有效方法。“中庸”讲事情的“度”，做到恰到好 处。“和而不同”讲究在差异中寻找共性，没有差异反而无法达成“和”， 即所谓“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 是”。“和合”正是来自差异性元素的有机结合，才能达到真正的“和”。 和合思想是对世界差异性与多样性的肯定，并引导文化差异性向着交流合作 而不是矛盾冲突的方向发展，强调事务之间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一面。 其实，“和合”并非中国古代独有的概念，与之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古 希腊的“中和”观，这种思想在古希腊的历史上是一笔可贵的思想遗产。古 希腊的人民在实践中逐渐发现一些规律，比如，音乐家们发现高低音的配合 可以形成美妙的音乐；建筑家们发现建筑各部分之间存在比例结构关系，比 例得当符合视觉美感；画师们和谐搭配不同色彩，能绘制出美丽的图画等。 人们认识到“只有恰到好处，作品才能惟妙惟肖”。因此，任何一种技艺大 师，都极力避免过多或不足，而讲究恰当、适中和和谐。这样，以适中、恰 当、适度、和谐等为内容的“中和”观就形成了。与中国传统的中庸、和 谐、和合观有很多相似之处。
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还是古希腊的“中和”思想，对 于跨文化交流中的冲突弥合都具有现实价值。强调与其他文化和谐共处，形 成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倡导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冲突向和谐有序的状态转 变，这正是“和而不同”普适价值的具体体现，可以帮助外交外事工作者以 更加开放的态度主动了解、欣赏另一种文化，实现文化的多元并存、求同存 异、相互理解、日趋靠拢，最终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和谐国度与和 谐世界。这既是对习近平主席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发表演讲时提到的“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 呼应，也是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 同”目标的实现。
按照“三度法则”践行外交礼宾，会有更宽的视野与更高的格局，各国 在遵守一套具有共性特征的国际礼宾规范时，不忘尊重其他国家在践行这套 规范时所展现的具有个性特征的独特宗教、习俗与文化，由此形成普遍性与 特殊性的结合，这不仅有益于跨文化背景下的礼宾工作的圆满完成，还能促 进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共存、和平相处。这就是基于“敏感度”“包容度”基 础上的“和合度”的最大价值。
结语
由于世界不同文化的全球分布，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往往是在跨文化的 框架下交往，这对外交外事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礼宾工作者不仅应该是 礼宾规范的掌握者，还应该是跨文化交流的能手，能够理解世界不同礼仪习 俗及背后的宗教文化。如果能够建立跨文化交流的“敏感度”、提升跨文化 交流的“包容度”、增强跨文化交流的“和合度”，礼宾工作将能减少跨文 化障碍的羁绊，提升和优化礼宾工作水平，为结交朋友、增加友谊、传播文 化、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服务。
本文系2019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一般项目《从外交礼宾礼仪看 中国外交文化特色》（项目编号：3162019ZYKC08）的阶段性成果。
周加李：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
新时代中国人权对外传播：路径、成效与启示
许启启
近年来，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历史性进步，人权保障水 平大幅提升。随着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中国人权对外传播 富有成效，在人权议程设置、对外交流以及舆论斗争等方面 展现出新气象。经过不断努力，中国人权成就和理念日益为 国际社会所了解，中西方人权观的差异日益被国际舆论正 视，中国同西方国家的人权舆论斗争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人 权立场和主张。做好新时代的人权对外传播，要充分发挥中 国在联合国机构的作用，进一步展现中国在全球重大人权问 题上的责任与担当；要创新人权对外传播的方式方法创新， 实现人权叙事多元化、内容立体化、传播智能化；要提升对 外人权舆论斗争的“艺术”水平，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 国际人权事业，回击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围堵和指责。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的人权事业实 现了历史性进步：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统筹疫情防控与社会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果，小康社会全面建 成。面对人权成就与国际人权话语权之间不平衡、不匹配、不相称的现实， 中国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积极对外讲好中国人权故事，阐释中国人 权理念，回击西方人权指责，中国的人权观得到了广泛传播，中国在国际人 权领域的话语权不断增强，影响力明显提升。
新时代中国人权对外传播新气象
进入新时代，中国顺应时机调整内宣外宣体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媒体集群，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 的大外宣格局。在人权对外传播方面，中国积极推动人权理念创新，主动设 置人权议题，拓展国际人权交流渠道，积极回击西方人权指责，人权对外传 播呈现出新气象。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人权对外传播新方向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洞察人类命运 前途和时代发展趋势，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 中国人权理论与人权对外话语的一次重大创新。它拓展了传统的人权发展视 野，超越了西方自由主义人权观的局限，立足世界整体性发展，为确立国际 集体人权的地位提供了具有重要启发性的理论基础，对人权理论的发展产生 了积极的指引作用。崔玉英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人权治理”理论 研讨会上指出，它根植于五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顺应了世界潮流与历 史发展大势，契合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求进步的共同 诉求，是打造融通中外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经典之作。作为中国人权 理念的创新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共鸣，成为中国 人权理念最具时代意义的话语表达，也是新时代人权对外传播的重要着力 点，为中国人权对外传播指明了方向。
议题设置精准化彰显人权对外传播新进展
议题设置能力是评估对外传播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为全面 诠释人权发展进步，中国积极加强人权议题设置，围绕特定主题、特定时间 节点、特定场合、特定受众群体等展开多样化的议题设置，立体呈现中国人 权理念与成就。在人权文件发布方面，中国发布有关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少数 民族发展成就、中国法治进展及脱贫攻坚等不同人权领域的白皮书，发布国家 人权行动计划实施成果报告，全面展示中国人权的发展成就。在人权宣介活动 方面，在2016年《发展权利宣言》通过30周年之际，中国组织召开国际专题研 讨会，占据维护发展权的道义制高点；面向发展中国家，中国先后于2017年、 2019年、2021年连续举办三届“南南人权论坛”，拓展与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领 域的利益交汇点和话语共同点。在抗疫成就宣介方面，为全景展现中国抗疫， 中国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主动回应国际关切，向世 界阐明中国为全球抗疫作出的巨大努力。这一系列举措凸显了人权议题设置更 加精准化、专业化，反映了中国人权对外舆论引导能力的提升。
对外人权交流持续深入拓宽人权对外传播新路径
人权交流与对话是增进人权共识、缩小观念分歧的有效路径，也是国 际关系中的重要议题。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推进，中国对外人权交流 的广度和深度也在进一步扩展。2012年以来，中国对外人权交流空前活跃， 同西方和发展中国家举行了数十次人权对话。中国不仅与美国、英国、德 国、瑞士、荷兰、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开展对话，还与俄罗斯、埃及、 南非、马来西亚、老挝等10多个发展中国家展开人权磋商，推动建立金砖国 家驻日内瓦大使会晤机制。中国既积极推动官方层面的人权对话，还组织民 间团体、学术机构、媒体开展人权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中国坚持同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人权高专等机构保持建设性接触，鼓励其客观、公正履职， 正确看待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中国对外人权交流向多层次、宽领域拓 展，人权外宣渠道与路径更加丰富多元。
坚决回击西方人权挑衅凸显人权对外传播新姿态
近年来，随着中西方战略博弈加剧，西方国家鼓噪涉华人权议题的力 度明显加大，不断借涉疆、涉港、抗疫等话题指责中国，中国针对地开展舆 论斗争。面对西方国家炒作涉疆议题，中国开展了多元化的涉疆对外宣介， 邀请上千位外交官、媒体记者访问新疆，在联合国机构驳斥西方涉疆抹黑与 指责，果断开展人权对等制裁，发出了中国在涉疆问题上的正义之声。面对 西方国家炒作香港“反修例风波”及港区国安法，中国揭批西方国家与“港 独”分子相互勾连，通过舆论、外交等层面回击西方国家涉港指责。面对西 方国家在抗疫问题上的攻击抹黑，中国及时揭露西方国家抗疫不力、大肆 “甩锅”的事实，通过白皮书等多种形式阐释中国抗疫的努力与成效。不仅 如此，中国大力开展国际抗疫，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防疫物资及疫苗援 助，展现了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进一步凸显了西方 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和双标。对外开展人权舆论斗争是中国人权对外传 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人权舆论斗争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体现了开展人 权对外传播的新姿态。
中国人权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明显提升
随着人权事业的进步以及外宣格局的重塑，中国人权的对外宣介更加自 信，渠道和方式更为多元，人权的对外宣介日益成为中国对外传播工作的重 要内容。在中国的不懈努力下，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成就和理念的了解不断 加深，中国的人权观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人权国际影响力和话 语权显著提升。
中国人权理念与倡议多次被纳入联合国决议
在国际人权治理的体系结构中，联合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联 合国决议则有着高度的合法性，是联合国机构意愿、意见的正式表达。几年 来，中国的人权理念与倡议多次被纳入联合国决议，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与积极回应。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将“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2017年3 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首次将“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载 入人权理事会决议。2017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压倒性通过中国倡导的 “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2017年11月，第72届联合国大会负责 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会议通过的“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 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再次纳入“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2018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次会议压倒性通过中国 提出的“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的决议。2020年11月，“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又一次写入联合国外空决议。不管是人权理念、倡议被纳入联合国 决议，还是中国代表上百个国家作共同发言或发表人权声明，反映的是中国 人权话语的国际感召力以及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影响力的快速提升。
中国减贫成就与努力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赏
近年来，随着扶贫攻坚战的推进及收官，中国减贫扶贫成就与努力受 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多 个国际重要场合称赞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奇迹”“巨大成 就”“令人瞩目”“前所未有”等成为外媒报道中国扶贫成就时使用的高频 词。外媒在报道中国多样化的扶贫方式及进展时，中国2020年消除贫困的宏 伟目标被反复提及，“决心”“誓言”等词汇被频繁用来描述中国消除贫困 的坚定决心。同时，中国脱贫减贫的世界意义也受到国际舆论的肯定，认为 中国经验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赞中国减贫扶 贫为全世界摆脱贫困树立了榜样。坦桑尼亚《公民报》、南非《比勒陀利亚 新闻》、肯尼亚《东非人报》、津巴布韦《先驱报》等非洲媒体也发文肯定 中国扶贫经验对非洲国家的借鉴意义。中国引领全球贫困治理，提升了中国 软实力及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影响力。
中西方人权理念差异得到国际舆论的承认与正视
中国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 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坚持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而西方则过度强调个 人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一直以来，西方国家以“人权卫士”自居，将自 身想象为“人权标准化身”，无视其他国家的人权成就、理念，舆论层面更 是如此。不过，随着中国主动设置议题传播人权声音，国际舆论也认识到并 且正视中西方人权观的差异。在《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发 布后，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与西方注重个人权利不同，中国更习惯 对人权进行广义的界定，强调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Josh Chin，2015）。 “2015·北京人权论坛”召开后，美国“外交学人”网站评论称，中国对人 权概念的界定不同于西方的观点，不是仅聚焦于个人权利（如言论或宗教自 由），中国认为人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和平与繁荣是人权概念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Shannon Tiezzi，2015）。而针对2017年召开的首届“南南人权论 坛”，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评论称，中国正在以生存权“模糊”人权的概念， 抵冲国际社会就人权问题给中国施加的压力。国际舆论的这种变化表明中国 人权理念对外传播的影响正在显现。
西方舆论对中国人权话语权提升的“忧虑”加剧
西方民粹主义近年来大行其道，西方舆论顾忌西方人权的“衰落”， 对中国人权话语权的提升表示忧虑。2018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压倒性 通过中国提出的“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的决议案，美国《纽约时报》 发表题为《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话语权渐增》的文章，称中国正在改变以往 在人权问题上的“防御性姿态”。2018年6月，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英国《卫报》、美国之音等西方媒体评论称，美国的退出对中国而言 是一场“胜利”，中国将联合发展中国家在日内瓦提出决议“削弱”西方在 人权问题上的立场（Frances Eve，2018）。2020年4月，中国常驻日内瓦代 表团公使蒋端被选举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20年咨询小组亚太成员，西方媒 体也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德国之声刊文称中国“渗透进”国际人权组织， 继续试图“操控”人们对于人权概念的理解。2020年10月，中国再次当选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对此发表 评论文章称，中国将人权理事会视为其重新定义全球规则行动的“滩头阵 地”，利用人权理事会来对抗越来越多的外界批评。美西方舆论的“焦虑” 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话语权不断提升。
对加强新时代人权对外传播的几点思考
立足新时代、面临新挑战、肩负新使命、新时代中国人权对外传播取得 了丰硕成果，有力向世界宣介了中国的人权观，既有的有益经验和做法为我 们进一步做好人权对外传播工作带来诸多思考和启迪。
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联合国机构的人权角色和担当
过去几年，中国在联合国机构开展的人权宣介工作着富成效：中国的 人权理念多次被纳入联合国决议，中国多次在联合国机构代表发展中国家发 表人权声明，中国多次联合发展中国家回击西方国家涉华人权指责。当前， 联合国机构已成为中国传播人权成就、理念的重要平台，强化在联合国机构 的人权宣介，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人权担当，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 遇。一是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威望、公信力进一步增强。2020年中国高票 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证明了这一点。二是中国的人权理念、倡议契合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得到积极响应。三是美国承担全球人权治理的 能力和意愿下降，这为中国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人权体系创造 了更大的空间。面对新形势，中国应进一步加强生存权、发展权、“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理念的宣介，继续推动将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的人权理 念与诉求纳入联合国决议，改变西方长期垄断国际人权话语权的局面。同 时，中国可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就全球重大人权议题发出公平公正的声音， 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进一步创新人权对外传播的方式方法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 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全面阐述我国的发 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快速演进，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进一步做好新 时代的人权对外传播，要创新宣传方式方法，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 术做好选题策划、内容生产、翻译推广等工作，实现叙事多元化、内容立体 化、传播智能化，增强传播效果；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中 外人权对话，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加强同国际组织和外国 政党、政府、议会、智库、民间组织等的交流，拓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的朋 友圈。
进一步提升对外人权舆论斗争的艺术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 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 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提升 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人权舆论斗争是人权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而随着 国际格局的深刻转型，中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舆论斗争无疑会更为激烈，这 就要求注重斗争策略的选择。提高人权舆论斗争的水平和能力，有两方面因 素需要格外重视。一方面，要善于解构西方舆论陷阱，揭露西方鼓噪人权议 题的手法，揭批西方炒作背后的逻辑。另一方面，要壮大国际人权舆论朋友 圈。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识，并且在重大国际 人权问题上勇于发出公正声音，已逐步成为捍卫国际人权事业的重要力量。 面对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无端攻击指责，要善于联合发展中国家共同发 声，揭批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
许启启：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俄应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构建欧亚经济大循环联盟
朱明
展望即将到来的2022年和未来十年，中美、俄美大博弈 将进一步激化，美国威胁制裁和实际制裁中俄的情形只会愈 演愈烈，在美国无力在欧亚大陆东西方向与中俄开展热战的 情况下，围绕金融和经济贸易的制裁和“长臂管辖”是美国 唯一有效的选择。这要求中俄进一步加强在金融、贸易、技 术、交通等方面的战略合作，以应对最坏情况和构建逐步去 美国化、去美元化的欧亚大陆经济内循环。
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战略对手，俄罗斯依然承受重压
在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工业产值超过 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后，沉浸于冷战胜利和新自由主义狂欢中的美国 终于意识到，中国的发展速度和潜在威胁远比预料中的快和大。当时奥巴马 政府匆忙制定重返亚太战略，并着手从阿富汗撤兵，收缩中东战略。从这时 起，中美关系就已经从便宜朋友变成了准敌人。其继任者特朗普和拜登，以 扩展所谓的“印太战略”进一步确定了和中国开展战略竞争和全面博弈的态 势，跟中国开打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并进行台海南海军事压制，这都 是霸权主义美国赤裸裸的敌对行为。
2021年1月20日，拜登上台，到目前为止，拜登在对华关系中执行了一 条“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路线。这充分说明，中美之间的矛盾是结构 性的、长期性的，并不会因为美国某个总统的上下台而发生本质变化。 美国两党及统治集团已达成“一致反华、逢中必反”的高度战略共识， 拜登放言说中国是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这预示着，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 美竞争没有分出胜负之前，中美关系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善的。所以在未 来的几十年里，少数合作和多数竞争博弈就是中美关系的基调。我们需要对 中美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有心理上和战略上的准备。
无论是根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 阱”理论，还是根据美国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公司创始人雷·达利欧提出 的世界版“历史周期论”，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都难以消除，未来 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与此同时，北约一直未停止对俄罗斯西部和高加索方向的战略挤压，这 是美国通过北约树立敌人以实现控制欧洲和削弱俄罗斯的必然选择。美国霸 权的理想时代早就过去了，石油美元是美国的货币发行基础，如果欧洲和俄 罗斯和解，能源合作和欧元结算顺畅，美国的石油美元基础将自行垮塌，仅 凭金融美元和债务美元，这是靠不住的。
此外，美国作为离岸国家，要保留住北约这个易于深入控制欧亚大陆的 基本盘，就必须要继续打压乃至打倒俄罗斯。
近期，乌克兰局势再度成为国际焦点，俄罗斯方面亮出了要求北约停止 东扩的“红线”，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则从未放松渲染“俄罗斯战争威胁” 叙事。俄罗斯副外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警告称，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已经 濒临危险的临界点，如果北约拒绝接受俄方提议，俄罗斯将转向反制威胁的 模式。
王道与霸道之争
中美在国际上的“合纵”与“连横”，其胜负在于作为世界岛的欧亚 大陆的团结还是分裂、整合发展还是纷乱内耗；在于中国和美国，谁更能为 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包括和平、安全、稳定和繁荣等。中国在中美 博弈的大背景下，继续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RCEP等，继续与全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与其他国家做大互利共赢的 蛋糕，这是战略博弈的王道，也是美国作为一个“巨型岛国”致力于世界的 分化分裂和离岸平衡所难以达到的彼岸。
展望即将到来的2022年和未来十年，中美、俄美大博弈将进一步激化， 美国威胁制裁和实际制裁中俄的情形只会愈演愈烈，在美国无力于欧亚大陆 东西方向与中俄开展热战的情况下，围绕金融和经济贸易的制裁和“长臂管 辖”是美国唯一有效的选择。这要求中俄进一步加强在金融、贸易、技术、 交通等方面战略合作，以应对最坏情况和构建逐步去美国化、去美元化的欧 亚大陆经济内循环，即使不需要走到完全替代的进度，也可以极大对冲西方 制裁并得以平衡博弈矩阵。
在这个方面，中俄实际上有现存可扩展的基础实体，那就是2015年以俄 罗斯为主体发起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目前成员国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均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 作伙伴。中国与联盟及其成员国经济互补性强，贸易合作潜力巨大，2017年 我国与联盟成员国贸易额即达1094亿美元。2018年5月17日中国与欧亚经济 联盟及其成员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该 协定将进一步减少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提升贸易 便利化水平，给双方企业和人民带来福祉。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面对必然更为逆全球化和金融贸易领域高度政治 化武器化的未来世界格局，中国和俄罗斯的产业发展和贸易结构有很强互补 性，完全应该和可以做的更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加入欧亚联盟，打造共同市场
在传统的国际地缘政治学中，欧亚本身是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单位，经 典地缘政治理论将其视为世界的“心脏地带”——所谓“谁控制了心脏地带 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就控制了世界”。对此，尽管有不同理论 和不同认识，但欧亚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近年来， 有两股力量在推动欧亚重新构建：一股力量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丝绸之路经 济带”，从南向北推动；另一股力量是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经济联盟，从 北向南推动。这两股力量在大欧亚地区汇合，相互交织与适配。 中国可以申请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并共同建设联盟自贸区，并吸收伊朗之 加入，中国可以在农产品准入上做出重大让步，以换取我国先进制造业产品 的无碍进入和产业链合作的深化；在整合了15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逾22亿人口和30亿美元GDP的世界第一大自由贸易区之外，再打 造一个从波罗的海到日本海、从北极航道到波斯湾的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 里的世界岛核心自贸区。这也高度契合俄罗斯总统普京2019年6月在圣彼得 堡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
建设广新货专及中俄哈天然气管线
沿中俄哈三国阿尔泰山脉边境地区建设从中国新疆北屯经哈萨克斯坦东 北角阿尔泰山南麓到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市的重载铁路通道，并向东与已开通 的内蒙古浩勒报吉到江西吉安的浩吉重载货运铁路连接，浩吉铁路南段则从 吉安到广东省广州、深圳利用现有普铁线路改造建设为货运专用铁路，从而 实现从广东到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市和延伸至莫斯科—柏林的新型重载铁路通 道。这条纵贯欧亚内陆的大通道无疑将增强欧亚大陆经济的整合，增强中俄 反西方制裁能力，同时有利于构建内亚经济大循环，弥补现有中欧班列运力 不足的问题，并强化中国和欧洲之间、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之间的世 界岛贸易，对冲并削弱美国海权控制下的中欧海陆运输风险，并为这个人口 最多、经济最繁荣的大陆—世界岛的联合，也就是未来中俄欧的大联合，创 造前提条件。
沿这条广新货专线路同时铺设天然气石油管线，在俄罗斯亚马尔天然气 和哈萨克斯坦北里海石油天然气产能不断扩大，同时在北溪二号受阻、乌克 兰输气管线老化和局势失稳的情况下，为中俄中哈能源合作开辟新的、更安 全的线路。
整合中俄金融通讯结算系统，建立统一的欧亚金融通讯系统
1973年成立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是世界最重要、 最安全、最便捷的国际银行间金融信息传输平台，但是现在已经被美国武 器化，成为美国霸权控制和制裁工具。为摆脱美国的全球清算控制权和应 对美国威胁，俄罗斯2012年在境内启动了俄罗斯银行金融报文传送系统 （SPFS），并通过多种方式推动该系统的应用，包括降低费用、通过立法 加强俄罗斯国内金融机构同SPFS的联系等。2018年初，SPFS扩展到了欧亚 经济联盟成员国，而中国方面则在2015年10月正式投入运行中国人民币跨 境支付系统（CIPS），用于中国境内外金融机构进行跨境人民币结算，至 2019年上半年，CIPS系统共有31家直接参与者、847家间接参与者，其中包 括亚洲650家（含境内365家）、欧洲105家、北美洲25家、大洋洲18家、南 美洲16家、非洲33家，覆盖了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开放时间已从12小时 延长至24+4小时，覆盖了世界所有时区的金融市场，消除了内部和外部交易 间的“时间差”。中国外汇交易系统（CFETS）同时启动了人民币与俄罗斯 卢布的“支付对支付（PVP）”系统，计划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其他外 币启动PVP系统。
中俄都对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霸凌地位持批评态度，并越来越多地通 过易货安排或使用本国货币进行商品交易。虽然美元仍占全球交易总额的 70%，但2019年，中俄贸易中只有51%是美元；2020年第一季度，这一比例 降至46%。对华贸易和人民币交易对俄罗斯企业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自 2014年以来，俄罗斯企业一直在寻求避免美国的制裁以及被排除在SWIFT金 融信息服务之外的可能性，未来，中国在面对台海冲突和统一战争时也必须 面对这一问题。
中俄需要站在战略协同的高度，致力于建立一个不受第三方影响的欧 亚金融通讯系统。最近中俄首脑视频会晤最大的成果就是这么一句话—— “（双方）将建立一种第三方国家无法施加影响的金融组织”。这表明中俄 正式官宣要建立一个独立的金融结算系统，实现去SWIFT化，也就是去美元化！ 说实话，天下苦SWIFT久矣！去SWIFT化将使中俄可以更好、更安全地 进行贸易结算，实际上也就是实现逐步去美元化。这对中俄反霸权有利，对 美元霸权则是噩梦。未来一旦俄罗斯对乌克兰动兵，即使美国以停止SWIFT 服务对俄罗斯进行金融制裁，由于中俄已建立自己的金融支付系统，这也将 对中俄毫无影响。同时，欧盟购买俄罗斯能源将不得不通过支付人民币来和 俄罗斯进行能源贸易（卢布比较弱势），无形中也将增强中国人民币和未来 数字人民币作为石油天然气锚定货币的国际货币功能，直接提高了人民币国 际化的增量和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权重。人民币价值提高，无疑对中 国有利，同时必将打击美元霸权。
中俄双方完全可以以中国加入了的欧亚经济联盟为基础，面向世界发展 欧亚金融通讯系统，这一新型的、安全的和去美元化的金融通讯和结算系统 无疑将有效应对美国在乌克兰和台海问题上对中俄的几乎不可避免的金融制 裁，使其面对不得不付出更高昂战略代价的选择，最终敲响美国以极其不负 责任方式泛滥发行并掠夺世界财富的美元霸权的丧钟。
美国现在相对于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达 利欧在其新书中指出，一个“帝国”在衰落的过程中，财政、经济和军事等 霸权是最先衰落的，而其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则有一定的惯性。过去几年， 美国源源不断地“印钞”，实际上是在将美国的危机向世界进行转移，是在 对美国的债务进行货币化，是在将财富从美国的债权国转移到美国国内。 中国接下来可能需要想办法“破坏”，不能再无条件支持美元作为全球 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只要可以源源不断地“印钞”，就可以获得足够 的军费，就可以为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教育等提供源 源不断的资金，到最后这些都会转化为美国对中国遏制、打压、围堵和污蔑 的力量。
当美国发债的能力受到限制、美国的通胀长期处于高位、美元的汇率开 始趋势性下降的时候，就是中美“金融战”的分水岭。
加强中俄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合作
同贸易一样，俄罗斯和中国在技术上有一定的互补性，双方计划在航 空航天、核反应堆、无人机技术、通信、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等领域开展 关键的联合项目。事实上，中俄之间有强大的经济互补和深化合作的前景但 远远未得以深化，以俄罗斯和欧亚国家未来将首先吸纳伊朗丰富的能源和资 源，以及双方科技潜力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市场为基础，推动欧亚经济联 盟内部和中国先进产业技术的融合发展，构建西方高科技制裁打压和逆全球 化背景下的欧亚自主技术和产业链建设，推动“一带一路”共同市场发展， 增强欧亚大陆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福祉，同时为中美、俄美关系未来进 一步恶化未雨绸缪，是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以更强战略合作迎接更美好未来
2021年12月15日，中俄首脑进行了视频通话，双方一致同意强化两国政 治、经济、军事、外交、体育联系。普京总统强调，“俄方将最坚定地支持 中国政府在涉台问题上的正当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势力借涉台问题损害中方 利益，坚决反对在亚太地区组建任何形式的‘小圈子’，任何挑拨离间俄中 关系的图谋都不会得逞。”可以看出，普京总统在涉台问题上由过去的“坚 定”，更突出了现在的“最坚定地”表述，强化了俄罗斯对台湾问题支持中 国的坚定立场，并对美国想分化中俄关系的努力保持了清醒认识。美国长 期以来奉行离岸平衡和分化欧亚大陆的路线，现在却分别和同时挑战中俄两 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与北约步步紧逼，在乌克兰和东欧方向采取对俄罗斯施 加巨大战略压力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外交，让俄罗斯深深感到中俄关系唇亡齿 寒，两国关系只有更紧密的合作才能更好地抵御来自美国的霸权压力。
正如王毅外长那句话：“只要中俄站在一起，世界就多一分和平，多一 分安全，多一分稳定。”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谢尔盖·卢贾宁也认 为：“我们或许无法准确预见未来十年世界会发生什么，但可以明确的是， 俄中将继续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我们相信 随着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不断深入，中俄必将继往开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 未来，为两国人民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愿中俄能够一直携手 为伴，共同抵御发展必将经历的严寒，一起迎来发展和胜利的曙光！
朱 明：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西藏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