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知识生产给予中国智库的启示
彭伟步
美国智库数量众多，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实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推手。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为它 们生产知识、供给观点、影响政治、左右国际政治局势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美国智库利用美国较具弹性的政治制度空 间、强大的媒体实力以及美国处于霸权的全球地位，不断扩 大影响力，为美国政府决策与影响世界舆论提供智力支持， 其运作值得中国智库以及相对应的国际传播机构借鉴。
美国智库知识生产的制度基础
美国建国伊始，有一些松散型的研究机构承袭了欧洲学术机构的传统， 为美国提供政治观点，制造独立舆论，奠定了美国智库发展的基础。在美 国独立战争时，从事知识生产与观点供给的独立机构运作远不如今天如此完 善，规模不大，数量也不多，主要体现为学者的单打独斗。这些机构和学 者，为美国独立提供了许多思想，例如为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领导撰写独 立宣言，向世界宣告美国独立的主张，使美国迈出了独立的脚步。
美国独立后，建立在独立前的学术和研究机构的基础上，美国研究机 构有所发展，但是数量规模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无法发挥左右美国政坛的作 用。一直到南北战争后，美国智库才开始起步，数量与规模发生较大变化。
二十世纪初，美国智库开始出现繁荣景象，深入介入美国的公共政治 生活。例如二战期间，布鲁金斯学会提出政府应有效建立和管理各种战时机 构，该建议得到罗斯福政府的采纳。战后，为平衡民主共和两党马歇尔计划 的争执，其提出一项折中方案，使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得到有效实施，进一步 确立了美国在欧洲甚至世界的霸权。此时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投身于智库的
研究当中，从各方面为美国提供许多决策参考意见，成为了影响美国政治、 经济、文化和军事的重要力量。从当今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的科学性与精准 性来看，其显示了美国智库极高的研究水平，以及他们对时势的精准判断。 美国智库不仅在国内影响重大，其影响力还延伸到了国外，甚至左右世 界舆论，引起其他国家政府的重视。例如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国家，为了 影响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以及对阿拉伯世界的决策，均向美国智库提供了巨 额的资金支持。这些受到巨额资金支持的智库出台的研究报告，对美国政府在 国内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
美国智库影响政府决策和国际局势
美国智库在全球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甚至能决定一场战争是否开打。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组（TTCSP）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8》 显示，“2018年，欧洲、北美、亚洲（除中东）是全球智库数量最多的地 区，其中欧洲地区拥有智库2219家，约为全球8162家智库总量的27.2%；其 次是北美，拥有1972家，约为全球智库总量的24.2%；第三就是亚洲（除中 东），拥有1829家，约为全球智库总量的21.6%，以上合计占全球总量的 73%。全球前十大智库中美国就占了一半（5家），英国占2家，法国、比利 时和巴西各占1家。在百强榜中，中国有8家智库入选，排名最高的是中国现 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排第30名；其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排第31名。”2020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组（TTCSP）的世界各国智库影响力排 名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排在第一位，美国国际战略研 究中心、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分别 排第四、第九和第十位。
2019年，中国有507家智库进入TTCSP数据库，智库数量在全球排名第 三。2020年，中国有1413家智库入选，数量较上一年大幅增长，智库数量仅 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然而，在全球影响力方面，中国智库所处的位 置均与中国的实力和世界地位极不相称。例如2020年，在全球智库前100名 中，只有6家是中国智库；2017年世界大型智库名单中，中国智库仅有507 个，比印度还少2个，美国则有1971个。
美国智库通过对数据深入的动态模式分析，以精准全面的研判，提出有 前瞻性的决策意见，从而在政府中产生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影响美国政治、 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推动有利于美国以及西 方国家的舆论生产，以致有关学者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 “第四部门”。例如2021年10月12日，“传统基金会”出台保守报告，称美 国的盟友现在越来越质疑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是否有能力和意志领导“自由世 界”，主张保守派应该从拜登政府手中夺回美国的控制权，提出“自信的美 国将屹立不倒的愿景”，而不是由“极具攻击性的拜登政府”领导美国。
美国智库已经高度产业化，华盛顿的“K街”号称“智库一条街”，不 仅通过公众和大企业的捐赠获得充实的运营经费，还通过出售智力，如研究 报告、委托合同、出版刊物、举办高级会议等形式获得外界的资助。布鲁金 斯学会每年公布的《确定国家的优先任务的报告》，是民主党政府施政纲要 的主要依据。此外，该智库每年出版四期《布鲁金斯公报》，发表颇具分量 的研究报告和专题文章；编辑出版《布鲁金斯经济论文集》，汇集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的论文；在各地召开100多次研讨会，讨论国内政治局势。此外， 布鲁金斯学会还利用自已的电视频道、网站、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 账户发布各种学术观点，主动、积极接受CNN、FOX、CBS等主流媒体的采 访，阐述个人的思想观点，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
一些智库还针对某一特定的事件出台特别报告，要挟涉事企业与各国政 府，迫使这些企业和政府不得不掏腰包向这些智库提供“封口费”，或开展 各种形式的“智库公关交往”，以换取这些智库有利的报告结论。
美国智库给予我国智库研究的启示
美国智库已经深入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对社会运作产生显著影响， 其运作方式与存在意义，以及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影响机制值得我们借鉴。
保持智库的独立性与客观性
作为向政府和社会提供智力服务的机构，智库的研究水平直接影响到 其为政府和社会提供服务的质量。智库作为一个研究机构，保持客观独立性 是保证其研究报告质量与价值的基础。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及解决方案，以 及政府决策的依据大多来自于智库独立客观的研究报告与观点，一旦智库失 去独立性和客观性，不能站在第三者的角度理性、客观地审视社会问题、检 讨政府施政过程的失误、提出合理科学的补救措施、对一些重大事件进行预 先研究，就会对社会造成重大损失，而且会误判形势。例如对于“中美贸 易”、“一带一路”倡议、“俄乌战争”等影响我国发展的重大事件与决 策，我国许多智库或者大学研究机构均存在某种程度的误判，缺乏深入、细 致的研究，未提出有预见性的观点帮助我国在实施重大政策时避免陷入误区 或更好地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
国内智库数量众多，主要由大学和隶属于政府机构的各级社科系统构 成，资金绝大部分来自政府投资，因此智库在开展研究时，多少会受到资金 来源方的影响。但智库如果不能保持一定水平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其研究活 动就不可能为政府提供客观、中立、理性的观点，智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 值。政府也应有包容和开明的态度，允许智库针对政府施政出现的问题及社 会重大问题开展客观独立研究，并能从中吸收治理社会的有益观点，改进治 理方式，推动我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增强研究报告的可操作性与解决问题的针对性
针对现实问题开展研究，提出可具操作性的观点，是智库体现存在价值 的重要方式。每个国家在施政过程中，均会面临许多棘手问题，而智库就是 帮助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机构。智库面对社会问题开展研究，应具有强 烈的问题意识与解决问题的思维，为政府提供科学、准确的决策依据。在一 些重大事件未出现之前，智库应通过科学研究提出具有预判性的观点，帮助 政府及时制定应对措施，避免局势恶化。例如2019年香港出现的混乱局面出 乎人们意料，显示了国内智库和研究机构缺乏对香港市民反对修例的准确预 判，结果给香港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也反映了我国智库存在研究水平有待 提高、参与度有待提升的现实问题。我国智库必须针对社会问题开展研究， 以及在政府出台重大政策时，积极参与政府决策，根据研究结论帮助政府制 定正确政策。
当前我国面临非常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美国把我国定位为竞争对手，处 处设置影响我国企业发展的障碍，对华政策比过去更加强硬。今后我国必须 适应美国政策改变的环境，这更需要我国智库开展相关研究，预先为政府和 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研究意见，帮助他们做好应对美国政府政策改变及可能 实行新政策的心理准备和应急方案，从而在与美国开展各种业务活动时处于 主动位置，科学应对美国政府对中国的遏制。
政府在一些重大决策时应预先委托智库开展研究活动
美国智库根植于美国的社会制度而进行专业化、职业化与规范化的运 作。据了解，美国法律规定美国国会在做一些重大决策前应召开有智库与学 者参与的听证会，以便在立法时能够倾听人民的呼声，使立法更符合民意、 更科学合理，从而能够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避免出现重大失误。虽然政 府在施政时可以依托行政团队根据自己的决策意识出台治理社会的政策，但 是过去的美国政府就已形成了决策之前倾听智库的声音并根据智库的研究观 点衡量决策得失的惯例，因此，美国的社会制度为智库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 良好环境。
当前我国也要求政府在制定重大政策时须有学者论证的程序，但是学者 的意见却常常得不到尊重，许多科学合理的意见也没有被政府采纳，学者论 证成为政府出台政策之前的一种程序式摆设，只是为政府粉饰门面。今后政 府要更加明确学者论证程序的重要性，要求政府加强对学者观点的吸纳，强 化智库在政府决策时的角色与作用。
研究人员须具备职业操守与专业伦理
虽然美国智库接受美国大财团甚至外国政府的资助而开展相关研究，但 美国媒体强大的报道能力及对智库研究活动的监督，也促使智库在开展研究 活动时必须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同时，美国智库基于研究者在业界的地位 及其对智库的贡献而为其提供合理的薪酬，因此研究者若想提高薪酬，需使 自己的研究水平得到业界认可，研究报告能够提升智库声誉。此外，美国智 库的研究资金也受到严格审计，对于项目结束后剩余的资金，智库需将其作 为开展下一次研究的启动资金。这种资金管理办法，杜绝了研究者把资金挪 作私用的现象，把智库引入一个相对健康与良性的发展轨道中。
美国智库资金的使用原则与审计制度，避免了资金被滥用与占用的情 况，为我国智库的资金管理提供了一些启发。我国相关管理者一方面要加强 审计，另一方面也要在经费使用方面有一定的灵活性，为研究者配备研究助 手，避免研究者陷入经费报销的困境而耗费大量精力。
总之，当前我国正处于西方媒体和反华势力围攻的国际舆论环境，更 要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智库的作 用，为智库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智库也要加强客观性、中立性和专 业性，出台客观且有前瞻性、高价值度的研究报告，帮助政府更好地治理社 会，帮助企业更好地开展业务，推进企业与政府管理水平的提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疫情期间海外华文媒体铸牢华侨华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0VMZ003）的阶段性成果。 彭伟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研究员。
社会智库人力资源管理如何支撑人文外交实践
蔡 靖
“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TTCSP）”2020年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有近1500家智库，数量 跃居世界第二。规模的壮大、国际化的进程、世界话语权的 增强，中国智库近10年来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中国智库不 为世界所知的空白点仍很多，主要体现在人员规模、资金预 算、项目信息、团队管理等。本文从中国社会智库从业和管 理的实践经验出发，探讨人文外交大背景下，社会智库人力 资源管理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面临的挑战。希望能够为中国 社会智库吸引更多国际人才、凝聚更多智慧、搭建更广阔实 践平台提供若干建议。
中国社会智库的人才优势与瓶颈
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全球共有11175家智库，而中国有近1500家，数 量跃居世界第二。发展规模的壮大、国际化的进程、与新兴产业紧密挂钩的 可持续发展，中国智库近10年来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正如已故的美国宾夕法 尼亚大学智库项目主任James G. McGann博士所提及的，中国智库不为世界 所知的空白点仍很多，主要体现在人员规模、资金预算、项目信息等。与美 国著名的智库官网明确公布正式雇员人数不同，中国智库尤其是社会智库的 正式员工数量往往因一定原因而语焉不详，社会公众也对除管理层外的智库 人员情况了解甚少，经营模式更是处于被猜测阶段。
2013年4月，习近平主席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首次作出重要批示。 在这之后的近10年里，各种形式的（资金）支持、海内外人才的吸纳、国 际间的交流合作，使得中国智库进入了“快车道”。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 究中心连续 7 年跟踪研究成立 3 年以上的近 1000 家中国智库的发展情况，重 点走访调研了其中 300 多家重要智库，按照综合影响力、分项影响力、系统 影响力、专业影响力、重大议题影响力等评价指标，选出158 家智库组成中 国最具影响力智库阵营。在这其中就不乏愈发崭露头角的社会智库，这部分 群体以其灵活的运营体制活跃于国际交往舞台，影响力直逼国家重点培养的 高端智库、高校智库等“主力军”。智库的中枢神经是“智”，而“智”来 自于人员的构成和所作出的贡献。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世界都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追赶经济复苏、优化专家团队、开展跨领域跨国界的 广泛合作，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但想要拥有并不断充实这样 一支将理论和应用融会贯通、集运作管理和研究开发于一身的综合性、复合 型、前瞻性队伍，绝大多数中国智库机构并不具备这样的人力资源配置，或 者还处于“发展中”阶段。
2021年9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综合 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 学者王辉耀、李庆统计数据显示：全国人才资源总量从2010年的1.2亿人增 长到2019年的2.2亿人；1978年至2019年度，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 656.06万人，423.17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 86.28%。《2020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海归人才逐步优化，呈 现高知化、年轻化的特点，求职者中25-34岁群体占比最高，达64.6%；硕士 是向国内求职的中坚力量，占整体的70.7%。科研机构、智库领域、咨询公 司，都偏好于招收毕业于名校、语言水平高，并具备一定研究经验的跨文化 人才。以某国内知名社会智库为例，截至2021年，全职人员中海归人员占比 70%以上，其中博士学历占比37%，硕士学历占比54%。但我们同时也看到， 社会智库并未享受到多少“旋转门”的红利，具备“体制内”工作经验的人 员不足11%，而往往社会智库需要这类曾辗转于多种工作环境的人才。
全球早已进入知识经济、信息社会一体化时代，任何国家和组织想要长足 发展，必定要开展多层次的广泛合作，而“合作”的发起者、执行者和革新者 都是“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尤其是 具备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技能的人才。这同样也对于语言能力、全球化思维和专 业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2021年3月在深圳举办的中国国际组织合作发展论坛 上就有专家提到：要加强培养国际合作的外交型人才以及全球生态文明理念的 国际宣传型人才等，奠定全球性人才基础，深化民心相通，推进共建各方规划 和战略对接。如何吸纳更多具有国际视野、怀揣家国情怀、能够运用好手中资 源做好二轨外交的人才加入到社会智库，且留在智库，并逐渐成长为管理型人 才及智库储备人才，是近几年乃至后十年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在社会智库的适用性探究
“人力资源”一词是由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于1954年在其 《治理的实践》一书中提出的。最初时期，我们倡导“人事治理”，即更好 地开发人力资源产品和服务。而随着知识经济和知识治理时代的到来，对知 识工作者的开发与治理逐渐超越了传统的人力资源治理。当人力资源分析不 仅仅是关于出勤打卡、业绩报表以及留存率，而是关于人力资源战略对企业关 键受益人的影响时，人力资源部门的价值交付就得到了体现（Jon Younger， 2021）。自20世纪后期开始，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给组织带来的持续竞争 压力，使得人力资源治理相关领域的人员需要静下心来捋思路、更加开放扩 格局，触类旁通地建构更为行之有效的工作体系。
学者王辉耀表示，智库所需的精英人才主要有三类：高端智囊人才、 独立研究型人才和新型综合性人才。目前，我国社会智库在吸纳和留住人才 方面已经进行了改革调整，例如不唯学历高低、档案归属、职称评价、国籍 类别等所限，提供了更为灵活的提升平台。从另一种层面来讲，智库现在越 来越青睐第三种，也就是新型综合性人才。社会智库向非国际关系、政治经 济、公共管理专业类人员敞开了大门，也吸引了来自党政机关、跨国公司， 甚至互联网企业的技术人才加入到智库建设的队伍中来。但是大部分的社会 智库仍然面临薪酬待遇不够稳定优渥、管不住人、人才流失太快的现实情 况。一些影响力较大的社会智库一般会由核心人物发挥主导作用，也就是说 由一小部分稳定的高端人才形成了内部的人才体系。但社会智库存在生存压 力，中高管理层往往精力被多项繁杂事务牵绊，系统的培养、晋升机制没有 完全形成，使得一些专职研究人员或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员工容易失去方 向，从而选择一些更为快速的道路达到所谓提升自我价值的目的。
前面曾说，中国的社会智库多以“创业”起家，故在人员组成上可能由 0-1、1-20就停止了；也有的通过多年扎实的理论研究和运营调度，使得人 数从20-50，甚至50-100。有研究表明，企业在1-20人的阶段，比较容易， 即使没有管理科学，也能够顺利地组建及运转，但一旦企业达到超过20人的 规模，情况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从20-50人这个阶段，管理难度加大了10 倍；而达到50-100人，管理难度继续加大10倍。“50”只是一个数字，可能 有的“青少年型”公司还没有到50就走向了倒闭或难以维系。创业公司核心 元老一般不超过5个人，不分层级，易于沟通与决策，有激情、效率高、人 心齐。但人数达到一定程度，意味着管理开始要分层级，要开始划分部门。 每一次规模升级的时刻，也就是团队容易解散或人员流动较大的时候，因为 “元老级”员工会对新员工所犯的任何失误容忍度降低、新来的员工更容易 形成小的圈层而漠视变化，甚至会出现“权力的游戏”，办公室政治使得一 批人疲于应对而选择离开。
体制规模的升级、人员背景的复杂化、时代环境的多元化，对社会智 库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素质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他们需要全面了解并参与组 织的战略决策，逐渐从专业人才变为通才，人力资源部和其他同事之间的关 系也从对抗和不平等转为协商一致和平等。一个组织至少需在决策层、人力 资源管理部门、员工这三方中制定更有吸引力的薪酬与福利体系，建立充分 且高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和公平公正的晋升淘汰制度，开展深入全面的跨文化 培训，并制定系统的鼓舞模式等。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需要着重注意：第 一，选择正确的人组成高层，这样的人可以不是元老但必须有能力，这样的 人可以不是博士但必须有正确的人生观，这样的人可以不限年龄但必须有足 够的激情和担当；第二，明白且维护正向的团队氛围，杜绝“一颗老鼠屎坏 了一锅粥”的情况，避免负面情绪弥漫，做到真正的“扁平化”管理，让所 有人明白什么是正向沟通，而非抱怨和举报；第三，确保组织的激励手段是 正确的，口头表扬、奖金激励、办理落户、职级提升，所有一切要有计划、 有顺序，够透明、够公平。从以上来看，社会智库人力资源管理者要比一般 机构人员更懂人性，更善观察，更会沟通。
与“人文外交”相结合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全球疫情最显著的影响之一就是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美国人力资源管 理协会2020年上半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员工中，高达35%的人经 常出现抑郁症状，41%的人工作倦怠，45%的人在工作中精疲力竭。心理问题 的出现与生活工作的无法平衡、高素质人才的自我要求偏高以及后疫情时代 人与人之间相处模式的改变都存在联系。人力资源管理除一些外在制约和激 励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成果体现，从而影响每 个个体的心理状态，如对待工作的付出、与同事相处的状态等。现在社会智 库里的人难以管理、流动率高，这与怀有理想投身社会智库行业的这些人员 的自身性质（Z世代越来越成为主力军）、所学专业（人文社科类偏多）、 文化背景（通常有着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日常氛围（多关注变化莫测的 国际事务）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文外交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一个国家在思想、教育、科学、文化 等领域，通过政府主导、授权和委托等多种方式，鼓励和支持持续性的人员 交流、文化传播和思想沟通，以实现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明推广等目的的外 交活动（赵可金，2011）。2008年10月，时任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就“奥运 后的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做了专题报告，指出今后我国“要大力开展人文 外交，加深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友好情 谊”。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文外交”概念。人文外交为民间力量 共同参与提供了新的着力点，也为社会智库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增长点。
无独有偶，2020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宁提出了“全球 人文”的概念，并倡导中国高校要加强人文学科的建设，增加国际话语权。 人文学科的知识经验运用好了，可以直接化虚为实，促进价值观理念的提 升，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形成先进的企业文化。充分了解他国文化特 色，注重民心相通，开展人文管理，是社会智库更好、更稳、更快发展的助 推剂。所谓人文管理，即按照不同人的不同需求，有序有谐地进行不同层次 的管理，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此外，饱含跨文化特色的人文管理不仅对 内，也对外。对内，强调用和“合”的态度来对待竞争，提供个性化和多样 性的“服务”给“用户（员工）”；用人性化的标准设计福利和培训；用灵 活的组织方式进行项目管理，并始终倡导学习型的企业模式。对外，强调发 挥中华民族的独特内涵，以人为本，海纳百川，全面提高人员的语言能力、调研 能力、礼宾能力、谈判能力、创新能力等，在发展与合作中让世界感知真实的中 国。
作为智库的一员，我们时刻待命，关注世界的变化，提升自身素养， 为国际秩序的稳定和谐作出自己的点滴贡献。2022年是尼克松访华50周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韩建交30周年……智库人感觉使命始终在肩，大 有作为。智库人才是新时代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发挥重要角色的战略资 源，做好智库“人”的管理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管理，需要更具国 际视野、更具人文情怀、更具综合实力。建议社会智库间加强信息共享和人 员交流；不闭门自说自话，加强真正的对外交流；多为研究人员创造发展平 台，提升个人影响力；用好用对人力资源管理人才，增强智库凝聚力和美誉 度。通过摸索和自省，培养一批“内知中国、外知世界”的智库人才，扎根 实践，用好这一代代的“人才富矿”，以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成果助力国家高 质量发展，这是新时代智库建设的根本方向。
蔡 靖：全球化智库（CCG）人力及行政总监。
韩国“中国观”转变的历史轨迹
邵 磊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韩国近600年来的中国观，并借由阐 述其中国观如何影响对华关系，补充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对于 分析感性思维对外交政策影响的不足。在韩国的历史经验 中形成了“谁是中国”的判断依据。历史的韩国以当时的中 国观评判明朝与清朝，认为驱赶倭寇、再造藩邦的明朝是真 正的中国，而在看待清朝时则经历了“反清、疑清、纳清、 尊清”的转变过程，从不认为清朝是中国到认为清朝亦为中 国。现代的韩国，又以类似的中国观评判中华民国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认为抗日胜利、协助建国的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 中国。但韩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也经历了最初的不认 可到1992年的邦交正常化。韩国对中国大陆态度的转变，既 有国家利益的考虑，也不无中国观的展露。
中韩虽分属不同的阵营，但近年来两国关系日益密切，双方皆认为对方 称得上是自己的友好邻邦。无论是韩国进步派领袖文在寅，称“中国人民是 韩国革命先烈的同志”，而且不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选边站；抑或是引起萨德 风波的保守党领袖朴槿惠所展现的各种“亲中”举动，都可以看出韩国对中 国的友善态度。而中国也从不吝啬对韩国的友善回馈，纵使在反对萨德部署 问题上，也依然称中国是“韩国的友好邻国”。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为何关 系如此密切的两个邻国，却在1992年如此之晚的时间点才建立外交关系？若 单纯以冷战体系的视角来说明问题未免过于简单。因此，本文欲通过以史鉴 今的方式考察韩国对华关系潜意识中的中国观，发现历史经验在当代中韩关 系中可能重现的轨迹，并展望未来的中韩关系。
历史韩国的中国观
中国观的基准——“中国典范”
提到中韩关系史，就必须要从“事大主义”开始说起。“事大”最初见 于《孟子》，其对应概念是“字小”，意思是小国要忠顺于大国，而大国要 对小国仁义。“事大字小”是儒家处理外交关系的一种理念与策略，即小国 为避免遭受大国的威胁，主动臣属于大国，接受大国的保护；大国虽接受小 国的朝贡，但要保护小国的利益不受外来侵犯。对于小国来说，事大主义是 一种保国之道，通常是一种委曲求全的策略。韩国对中国奉行事大主义，大 体可追溯至新罗对唐朝的朝贡。但若中国出现式微或战乱，或是两国交恶等 状况，也会出现朝贡中断的状况。可见以朝贡为手段的事大政策，是一种工 具性、策略性的外交手段。
到了朝鲜王朝，事大主义被奉为圭臬，任何情况都对中国奉行事大主 义。朝鲜初期奉行的“亲明政策”，首先是要与明朝形成政治盟友，借中国 之力确保朝鲜的国家安全与自主空间；进一步则是为了稳固初建的李氏政 权，以求中国天子对其正统性的认可，来获得对内统治的正当性。如朝鲜开 国国王李成桂请明太祖为新政权选取国名，一方面是认同中国在“华夷秩 序”中的中心地位，并通过参与该秩序以获得保护；另一方面则希望透过中 国的册封，让朝鲜民众看到其立国的正当性。朝鲜事大明朝，并非出于军 事、外交上的压迫，而是出于其国内政治、国防上的需要。可见，以事大主 义结成的盟友关系，已从外交目的进一步转向对内统治考量。
朝鲜半岛对中国文化与制度的效法虽有两三千年之久，但这也仅止于对 优秀文化的学习，即使将中华文化看作是“我者”，但还不至于将中国当成 是“我者”。但这一状况在朝鲜中期以后有了质的转变。朝鲜虽“事大”明 朝，但明朝极少干涉其内政，朝鲜在事大政策下保有高度的独立自主。在16 世纪末的壬辰倭乱中，明朝不惜倾全国之力，历时七年帮助朝鲜击退日本。
明朝保住了，朝鲜却很快亡国，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朝鲜深感明朝救恩， 称“万历再造之恩，将百世不可忘”。而后，朝鲜的事大主义思想达到顶 峰，进而对中国产生情感认同。18世纪朝鲜学者金履安称：“当今之世，不 归我中华而谁也？”；19世纪朝鲜儒学家郭钟锡称：“（朝鲜）天地为大明 天地……唤我作大明人。”慕华的意识已变为天然，对中国的意识已上升到 将中国看作是“我者”。原本以外交行为来实践的“事大主义”，在朝鲜中 期以后成为道德上的义务；原本以理性政治为目的的中韩盟友，则暗含了更 多的感性情义。
中韩关系史上，李氏朝鲜与明朝之间的亲密程度达到顶峰。可以说，明 朝为朝鲜树立了一个“中国典范”，朝鲜后世的中国想像皆以明朝为基准。 根据众多史料中朝鲜对明朝的赞美之词，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典范” 的图像：广袤的疆域、悠久的文化、文明的礼乐、繁荣的经济、强大的武 力、稳定的社会、睦邻的外交等。尤其强大的明朝对朝鲜的不干涉与保护政 策，是最得朝鲜倾心的根本原因。
然而就在满洲人入主中原、灭亡明朝后，朝鲜的中国观一方面得到巩 固，另一方面又受到冲击。当满人入主中原之时，朝鲜人开始思辨“何为中 国”“谁是中国”的问题，也因而形成“中国典范”的评判基准。
中国观的冲击——“夷可变夏”
满洲人发祥于中国东北地域，南与韩国的先祖民族为邻。历史上韩国 的先祖民族与满洲的先祖民族之间冲突不断，高丽、朝鲜两朝对女真人的虐 杀超过700年。朝鲜半岛北部的女真人在接受明朝统治的同时，也向李朝进 贡。韩国人无论是根据本民族的历史经验，还是按照中国的“华夷之辨”思 维，均认为自己的文明、武力皆强于满洲的上等民族，而满洲人是未开化的 野蛮人，对满洲人满怀鄙视心态。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韩国人瞧不起的民 族，竟然成为中华帝国的主宰者，并以武力入侵朝鲜，迫使朝鲜国王行“三 跪九叩”之礼臣服清朝。朝鲜难复内心的愤郁与耻辱，虽名义上臣服清朝， 但对内则是高举“尊周思明”的大旗，言必称“皇明”。
朝鲜虽名义归顺清朝，但却长期私下支持明朝的残余势力，尤其朝鲜 孝宗甚至要“北伐复明”。清朝入关初期，无论是对中原地区的野蛮统治， 还是对朝鲜世子入质的苛刻对待，都使朝鲜对初期的清朝充满仇恨。面对 明、清两个中国，朝鲜义无反顾地选择残明才是中华正统，认为清朝虽占据 中国领土却无中华德行，不承认清朝是中国。如朝鲜英祖朝的领议政俞拓基 （1691－1767）曾出使中国觐见清帝，但在日记中却始终称其为“胡皇”。
在朝鲜臣服清朝50年后，清朝收复台湾、平定西南与新疆，一统中国， 并迎来了“康乾盛世”。为了拉拢朝鲜对清朝的倾心，清朝对朝鲜亦由入 关前的高压和掠夺逐渐改变为笼络和怀柔政策。清朝政府减轻朝鲜的朝贡负 担、减征朝鲜军粮、特赦朝鲜囚犯、礼待朝鲜使臣，以“抚藩字小”的政策 为朝鲜树立“上国”形象。朝鲜因此出现大批亲清势力，对华政策出现“奉 清”与“反清”之争。
清朝借鉴明朝建立了国家机构，并以明朝的法律为基础制定了清朝的 法律。清朝还开始尊孔、祭孔，推行儒家教育与儒化政治，恢复中华传统礼 乐。“华”与“夷”看似民族优劣之分，但其背后是以中华文明作为基准所 做出的“文明”与“不文明”之分。朝鲜北学派代表人物洪大容以“华夷之 辨”的角度为清朝辩言，认为朝鲜虽为“夷”，却通过效法中国实现“以夷 变夏”，而满洲同样学习并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制度与文化，变野蛮为文明。 因此朝鲜英宗朝的领议政李光佐直指：“清人虽是胡种，凡事极为文明，典 章文翰皆如皇明时……”朝鲜开始认可“清承明制”，认可清朝可比“皇 明”，认可清朝亦是“中国”。
日益强大的清朝愈来愈符合朝鲜人的中国想像，19世纪初的朝鲜出现 了学习清朝的“北学派”，并摒弃视清朝为“夷狄”的看法。达到“中国典 范”的清朝，再次成为朝鲜效法的对象。1774年，朝鲜国王英宗下命，在珍 藏明朝赐品的“敬奉阁”旁另立奉清朝敕文的“奉安阁”。两阁的并立说明 朝鲜出现了“思明”与“尊清”并重的政治态势，标志着朝鲜对清朝开始诚 心事大。
明清交替之际，朝鲜长期处于“谁是中国”的矛盾之中，历经了“明是 中华”“明亡而遗明和朝鲜是中华”“清据中国而非中华”“清是中华”的 思想转变。当清朝的统治逐渐符合朝鲜想像中的“中国典范”，朝鲜对清朝 的态度，也从“反清”“疑清”，渐渐转变为“纳清”“尊清”。原本被迫 结成的盟友关系，也逐渐成为两厢情愿。有趣的是，朝鲜在“尊清”的同时 依然“思明”。因为朝鲜的立国理念、政治制度皆由明朝而来，因此尊周、 尊明，即是尊朝鲜自身，朝鲜以“思明”的方式维护对内统治。
近代韩国的中国观近代韩国的中国观
中国观的轮回——“民共交替”
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朝鲜脱离与中国之间的宗藩关系，为 走向近代平等国家关系打下基础。然而中韩之间的特殊关系却从未停滞于此。 1910年的《韩日并合条约》使朝鲜半岛沦落为日本殖民地。1911年的 辛亥革命致使清朝灭亡，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为争求民族 独立的韩人革命者受到中国革命的鼓舞，纷纷流亡中国，与中国一同展开抗 日运动。1919年，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 成立，这个政府就是今日朝鲜半岛南侧大韩民国政权的前身。中国政府在财 政、军事等各方面支援韩人的独立运动。韩国的革命派与中国的革命派结成 反封反帝的盟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创始人之一的申圭植称：“中国革命的 胜利，非但为中国之幸福，也是亚洲之幸福、韩国之幸福。”韩国留学生或 革命者直接参加学生军，还积极参加中国所有的革命活动。当时的韩人并不 把中国革命当作别国革命，而是当作自己的革命。
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东亚，韩国的革命者也产生了不同的政治派别。无 论是中国国民党支持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中国共产党支持的无产阶级革 命派，韩人皆追随中国各方势力分别组成盟友进行独立运动。如朝鲜人即是 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组成。朝鲜建国初期的内阁副首相朴一禹在中共七大上 发言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是指导朝鲜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性 文件……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朝鲜人民的胜利。”朝鲜的共产主义独立运 动者也借鉴中国的革命经验，将朝鲜的革命融入于中国的革命之中，视中国 的革命为自己的革命。
然而抗战胜利后，由于政治立场的分别，中国打响了内战，国共以台海 分治，朝鲜半岛也因为同样的缘故在三八线南北分别建国。同样政治理念的 政权分别结为盟友。朝鲜半岛的两个政权以各自的立场，在台海两侧选择着 自己认同的“中国”。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更是使韩国与中国大陆之间形成直接的敌对关 系。许多韩国民众视中国志愿军参战为导致朝鲜半岛持续分裂的重要因素。 而中共在执政初期的各种政治风波，如“文化大革命”，同样违悖韩国的中 国想像。大韩民国像朝鲜王朝那样，视中共为清朝，认为中共统治的红色中 国，就好比胡人统治的夷狄中国一样，只占据了中国的土地，而未有中华 的道统。中共虽统治中原，却没有“中国典范”，在韩国的中国观中，中华 人民共和国无法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前，在中国大陆谈论韩国，抑或 是在韩国谈论中共，都成了一种禁忌。韩国以“中国”来称呼台湾，以“中 共”来称呼中国大陆。
中国观的固执——“遗朝正统”
二战结束后由美苏所建立起来的“冷战秩序”，虽然致使朝鲜半岛分 裂，却也维护着韩国在南半边的统治。对于韩国来说，与在台湾的“中华民 国”、美国一同参与的“反共联盟”，是对抗朝鲜、中国大陆、苏联等北方 势力威胁的最强有力保障。古代中韩关系中的“华夷秩序”，实际上以“文 明”与“不文明”来区分对立面；而“冷战秩序”中的“反共联盟”，也同 样以所谓的“民主、自由”的“文明”理念抵抗共产主义“极权、专制”的 “不文明”行经。在立国理念、统治正当性与外交道义上，参与“反共联 盟”与融入“华夷秩序”有着异曲同工之效。
中韩同受日本侵略，同因政治派别分化而使国家分裂，韩国与在台湾的 “中华民国”可谓是一对苦命相连的难兄难弟。因此韩国对“中华民国”的 外交考量，与其说是基于国际关系的平衡，倒不如说是来自于两政权在反抗 外敌的斗争过程中所结下的血盟关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在抗战胜 利后曾这样回忆：“抗战八年来，临时政府随贵国政府迁渝，举凡借拨财政 时，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均荷于经济百度艰难之秋，慨为何润…… 似此义薄云天，是九等吾三千万民众当永感不忘者也。”这样的表达堪比 壬辰倭乱后，朝鲜宣祖国王对明朝“再造之恩”的感激。尊明即是尊朝鲜自 身，亲中华民国，其实也是在确立大韩民国自身的统治道德。支持“中华民 国”的“反攻大陆”，如同朝鲜王朝所支持的“反清复明”，这样的立场也 同样影射着韩国自己统一北方的心愿。
韩国学者李圭泰认为，韩国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关系，是与一般 国际关系无法相比的“唇亡齿寒”的亲密关系，“中华民国”是韩国唯一的 “兄弟之邦”。韩国知识界秉持着“（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才是中国正统” 的观点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华民国”虽不再有广袤的土地，但台湾繁荣 的经济、相对民主的政治，以及“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某种程度上符合韩国想像的“中国典范”。在明清交 替、民共交替两次中国改朝换代之时，韩国都同样选择了在台湾的“遗朝” 作为中国的“正统”。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中华民国”获得联合国的“中国代表 权”。面对“两个中国”的选择矛盾，包括韩国的盟友美国在内的世界绝大 多数国家，均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陆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韩国依然 与“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直至1992年。面临这样的尴尬处境，韩国也在 怀疑和防备中开始缓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韩国是与“中华民 国”断交的最后一个亚洲国家，如此之晚才与“中华民国”断交，侧面反映 了韩国与中华民国特殊的盟友关系、韩国人忠义的性格，以及韩国对自己 “中国观”的坚守。
然而如同“夷可变夏”一样，共产国家也会有出人意料的变化。随着 “苏东剧变”，西方共产国家全部放弃共产制度，中国大陆则随着邓小平的 改革开放政策逐步走向政治开明与经济繁荣。与此同时，在台湾的“中华民 国”政权逐渐放弃代表中国的想法，台湾本土意识与独立意识的兴起更加速 台湾的“去中国化”。无论在地域、思想、国力，偏安一隅的“中华民国” 俨然已经脱离韩国对中国的想像。1988年，韩国时任外长崔侊洙宣布：改称 “中共”为“中国”，改称“中华民国”为“台湾”。国际环境与中国因素 的改变，都使得韩国再次做出“谁是中国”的选择。
为了缓冲来自朝鲜的威胁，以及促进韩国对外贸易的扩张，韩国总统 全斗焕、卢泰愚积极推动与共产国家，尤其是与中国之间的“北方外交”。 1978年以后在推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开始加强与韩国的经 济合作，希望与韩国成为经济合作伙伴。透过1986年汉城亚运会和1988年汉 城奥运会，韩国与中国的文化体育交流日渐增多。1991年，作为联合国常任 理事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韩国与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两国建立外交关 系已具备充分的经济、文化、政治基础。1992年，韩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正式外交关系，同时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韩国透过建立外交关 系，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
清朝虽为夷狄占据中原，但经过“北学派”的思辨，使朝鲜对清朝的 态度从“反清”“疑清”渐渐转变为“纳清”“尊清”；中共虽以共产盘 据大陆，但经过“北方外交”的政策转变，使韩国对中共的态度也从“反 共”“疑共”渐渐转变为“纳共”。至于是否“尊共”，还需要中韩关系再 经历更长的时间才可以看出。
当代韩国的中国观
中国观的延续——既反左又亲华
呈上所述，韩国的中国认知呈现循环现象，这种现象一方面伴随着中 国政权的变迁与转质，另一方面也与韩国国内各势力的认知与意识形态差异 相关联。明清交替之时，开明的“北学派”主张学习清朝，而保守的“思明 派”尚还残留反清复明的余念。清民交替之时，进步的“革命派”主张追随 中华民国建立共和，而保守的“保皇派”则反对废除帝制。民共交替之时， 进步的“共产派”主张与中共结盟建立社会主义，保守的“共和派”则主张 维持与中华民国的盟友建设资本主义。可以看出，面对中国的重大变革，韩 国的进步派较早做出思想调适，追随中国的新兴势力；而韩国的保守派则在 中国的新兴势力长期执政后显示出稳固的统治，才转向支持它。
今日的韩国也依然区分进步与保守两大势力，其根本差异在于对朝政 策。保守党对朝鲜采取的是对抗政策，而进步党则是友好、合作、援助的策 略。这样的态度也延伸至朝鲜的盟友“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上。因此中国认 为，在对外政策方面，保守党是亲美、反华、抗北的政策；而进步党则是反 美、亲华、联北的政策。“左亲华而右反华”成为中共对韩国政治派别的普 遍印象。但中共政权具有双重性质——既代表中国，也标榜左翼。保守派的 反中共，并非是反华，准确的讲是反左。当中共把自己标榜为“华”的时 候，就把韩国保守党对中共的不支持看作为“反华”。保守派所把持的韩国 政权长期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当作“中国”，并与其保持友好外交关 系，反而展现其“忠华”“亲华”的态度。
朴槿惠曾获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称号，而中国文化大学位于政治 上与大陆对立的台湾，但中国人今日却津津乐道于朴槿惠的这个“中国经 历”，可见无论在中国人眼里还是在韩国人眼里，大家都将对这样的经历视 为“亲华”，其实也就是对中国思想与文化的亲近。精通汉语的朴槿惠其实 是从父母那耳濡目染习来的，她的父亲正是被中共喻为“反华急先锋”的 保守派大佬——韩国前总统朴正熙，而朴正熙则被蒋介石称为中国的“友 人”。朴槿惠钟情于中国哲学，并时常将《论语》等中国古典著作备于枕 边。她还把中国名著《三国志》中的赵子龙称为“初恋”，每次在中国的演 讲都尽显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仰。从文化的角度来说，韩国的保守派好似 朝鲜时期的思明派，他们有着毫不弱于进步派的浓浓中国情结。如同面对 明、清两个中国，我们不能把支持任何一方的朝鲜人称为亲华或反华一样， 韩国的进步派与保守派也不能单纯地以是否反华相评论，他们只是对中国的 不同政权、立场或具体政策的态度不同而已。
中国观的修正——从纳共到尊共？
中国自身的改变，是韩国对华态度转变的关键因素。中共在不同阶段的意 识形态、政党性质以及对韩政策是不同的，韩国对此的反应也是相应变化的。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共在意识形态上有所转变，近年来不仅开始复兴中 华传统文化，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化。在韩国的中国观中，中共政 治理念的中国化、儒家化、去极左化正是“以夷变夏”的转变。朴槿惠执政之 初积极拥抱中国，就是基于“中国变化论”。以朴槿惠为代表的韩国保守党所 展现出的亲中共态度，可以说是将“中国典范”投射到中共的尝试。 自朴槿惠上台以来，韩国媒体对中国的报导愈发关注在政治影响力与经 济繁荣这些正面的方面，而与韩国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 等负面的报导则比重很低。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韩国社会对中国的评价愈发 积极。在那个热络的阶段，中韩之间甚至开始就是否能够结成同盟关系而展 开热烈的讨论。
朴槿惠有意提升中韩关系，一方面出于经济上的需要，但最重要的则 是考虑到朝鲜核武器问题和东北亚安全问题。在面对韩国最核心的“南北统 一”问题时，韩国学界与政界普遍开始讨论中国的作用，甚至有韩国学者认 为中国会支持韩国主导的统一。有关中国对韩影响力的问卷调查中，认为中 国对朝鲜半岛统一是有“非常重要”作用的民众从2008年的25.3%急速上升 为2011年的43.2%。韩国舆论越来越认为中国对自己变得友好，而这样的观 点显然是基于韩国自己对中国好感的提升所做出的判断。这之间的转折意味 着韩国不仅仅已经认可中华文化代表性，更寄望中国共产党亦能够落实历代 中国锄强扶弱的精神。
结论
韩国“事大主义”的思维和对“中国典范”的想像是其处理对外、对华 关系的两大基本逻辑。虽然今日韩国“事大”的对象已转向美国，但仍摆脱 不了其潜意识中对大国、强国仰赖的观念；而“中国典范”所体现的既是大 国自身的强大与文明，又是大国不能侵犯韩国且能够义无反顾地保护韩国， 而中共在逐渐吻合“中国典范”的想象时，韩国进步派对中共的态度已超越 “纳共”，逐步走向“尊共”。而朴槿惠在执政初期所表现的亲近中国的态 度，证实了韩国保守党是有可能转向亲中的，因为这也是原本中国观的真实 展露。韩国保守党与中国的间歇摩擦不可能终止，尤其韩国的同盟——亦与 中国有着结构性矛盾的美国也是一个重要变数。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和 中韩相互依赖的继续发展，韩国左右政党的外交路线差异将在对华政策方面 体现得越来越少，朴槿惠这样的亲华保守派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对于“尊 共”，韩国进步派已经转变观念，而韩国保守派也已在迟疑中重新审视。值 得中国期待的是，韩国保守派执政也有转向亲中的可能。但这不仅取决于韩 方的一厢情愿，更取决于中国对韩国包容、友好、重视的态度。
邵 磊：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实践与研究基地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