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庐山资源优势，打造公共外交新平台
庐山在近代史上曾开展过多次公共外交活动，拥有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世界地质公园等开展公共外交的优质资源，拥有较强的世界影响力。作者认为应充分利用这些文化和历史资源，将庐山建成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舞台。
庐山又称匡山、匡庐，地处江西省北部，历史文化名城九江市境内，耸峙于长江中下游平原与鄱阳湖畔。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名山、名江、名湖、名城浑然一体。
庐山自古就是中外文化荟萃之地，东晋时期庐山东林寺曾吸引异域高僧在此传译佛典，近代西方在华人士在此避暑讲学，成为庐山文化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再加上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世界地质公园等品牌在海外的影响力，使庐山成为开展公共外交的理想舞台。
庐山开展公共外交的重大意义
在江西可利用的公共外交资源中，至少有两个优势资源是其他省份不能比拟的：一是赣南地区的客家资源，二是赣北的庐山。客家人广泛分布于海外，庐山则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改革开放后，来庐山旅游的外国游客逐年增多，特别是在1996年庐山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后，庐山开展公共外交的优势日益凸显。为了促进庐山旅游、展现庐山良好形象，庐山借助世界文化景观、世界地质公园等品牌开展了一系列对外活动，2009年由庐山牵头发起召开了有美国胡德山、澳大利亚甘比尔山、南非桌山等五大洲世界名山参加的世界名山大会，并成立了世界名山协会。世界名山大会已经成功举办4届，是迄今为止庐山最成功的公共外交活动。
与庐山公共外交的历史和现实实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西学界对公共外交，特别是对庐山公共外交的研究十分不够。一份2013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在47个被调研省市中，江西省在公共外交领域处于“学习者”阶段，属于落后水平。不过，2013年后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变。九江学院于2013年组织召开了由世界五大洲名山所在城市高校参与的“首届世界名山研究学术研讨会暨高校公共外交论坛”，并倡议成立了世界名山研究会，这是学术界第一次有意识地用公共外交理论开展世界名山研究。全国政协原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曾撰文指出：中国人民大学与九江学院承办的两个“高校公共外交论坛”都受到了舆论的关注，“这反映高校参与推广公共外交的积极性和良好的社会效果”。此次论坛之后，九江学院正式成立了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并开展了一系列课题研究。
2016年5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江西省调整九江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江西省调整九江市部分行政区划，撤销星子县，设立县级庐山市，以原星子县和九江市庐山区牯岭镇的行政区域为庐山市的行政区域。庐山市的成立不仅仅是要着眼于旅游资源的整合，破解“一山多治”的尴尬格局，形成立体的大庐山品牌概念，更是着眼于发展模式的转变，从单纯旅游观光开发转入对文化的深层次开发。而庐山开展公共外交有助于提升庐山旅游开发层次，有助于庐山的转型升级。同时，以庐山为基地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也有助于总结江西省公共外交历史经验，推动当代江西省公共外交活动开展，提升江西省对外形象和开放水平，促进江西省社会进步和谐发展。
关于和平学在公共外交应用中的思考
和平学研究和应用的核心是维护良好的国际关系、促进全球和平发展。和平学具有跨学科、理论联系实践、多维度分析层面等特点，近年来为公共外交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搭建了民众参与平台，有效拓展了公共外交事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公共外交学界需要提高对和平学的认知程度，重视其在公共外交中的发展前景，加强学科体系建设，有效发挥其实践效用，以推进公共外交事业的全面发展。
和平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在借鉴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地理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宗教研究，性别研究等学科的基础上，探寻通过和平手段，达到预防、消减和化解冲突的目的，实现冲突各方的共赢。和平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一个更加公正与和平的世界，重点是研究如何用和平方式实现和平。
公共外交作为一种特殊外交方式，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利用和平学这一跨学科的研究，从不同的立场发现相互之间的关系，推动公共外交的深层次发展，是一个新的课题，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和平学在公共外交应用中的现状
随着和平学的深入发展，其内涵和研究目标与公共外交的契合度不断加深，和平学受到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逐渐进入公共外交研究视野。但是受现实环境的影响，和平学在公共外交中的应用还存在诸多困境。复杂的国际外交形势、滞后的传播途径、相对匮乏的实践经验等因素让和平学在公共外交中的应用遇到阻碍。
一是意识与认知的缺乏。任何一门学科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直以来，和平学广泛应用于国际冲突、民族文化、宗教信仰、人权问题、环境污染等多个领域，但应用在公共外交中的研究还很少，也没有形成利用和平学促进其发展的观念，人们还停留在和平学仅仅是一门思维学科，而不是一门应用学科的意识层面上。很多人对和平学甚至完全不了解。这种意识与认知的缺乏，不利于和平学在发展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定位，难以有效提出相应的策略，同时也将影响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累积。
二是投入与扶持的缺乏。一些国家已经意识到和平学对于发展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但对于其教育、研究、实践和创新却并没有相关举措。很多国家并没有在大学课程里将和平学设立为专门学科，而和平学研究者和从业人员也面临科研资金不足、扶持力度不够、交流平台不完善等现实问题。由于教育的缺失而导致和平学专业人才青黄不接，难以承接公共外交发展的需求。发展前景不利的同时也令国家和政府更难以重视这样的“冷门”学科，科研经费的投入和政策扶持的力度不能有效保证，形成恶性循环。
三是实践与经验的缺乏。和平学与公共外交都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由于和平学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在二战后其影响力逐渐扩大，相关理论和研究被提出，但实践经验的累积还不丰厚。古语有云：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理论研究需要付诸实践，才能转化为经验积累。全球化不仅带动了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加快了国际关系的变化，在面对令人束手无策的新局面时，经验累积的不足势必影响公共外交路线的有效制定。目前，有关和平学与公共外交有机结合实践所得出的理论、文献、案例非常之少，很难为二者的结合与实践提供参考。
中国公共外交参与全球治理
公共外交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一是有助于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目的和立场的误解；二是能够充当中国推进全球治理合作的重要手段；三是作为重要外交途径和手段，有助于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和塑造全球治理价值观。本文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方位推进公共外交参与全球治理的建议。
公共外交概念起始于美国。作为一种政治活动及政治现象，公共外交作为美国进行政治宣传、文化传播、国际事务沟通等宣传性活动的媒介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1965年，塔夫斯大学埃蒙德.古利恩教授首次使用了公共外交这一概念，古利恩将公共外交界定为：“传统外交范围以外的国际关系的一个层面，它包括一国政府在其他国家国境内培植舆论、该国国内的利益团体与另一国内的利益团体在政府体制以外的相互影响、外交官和媒体记者之间的沟通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过程对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处理造成影响等活动。”（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半世纪以来，作为传统外交手段的一种重要补充，公共外交的理念为世界各国广泛接受，成为各国进行对外宣传、价值传播以及文化交流活动以推进本国国家利益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手段。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国际格局的变化，在理念上，公共外交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后9.11时代，公共外交主要涉及“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多元外交行为体之间的沟通交流的管理事务活动，这些行为体具有特定的信息或动机目标，通过各种沟通渠道接触外国公众以促进国家利益。在当代公共外交中，其重点已从常规外交手段和促进目标转移到与外国公众的关系培育方面上”。
作为一种以培育与外国公众认同关系的对外交往方式，兴趣、认同、价值观的变更正在影响我们如何思考和看待公共外交。建构主义的身份政治理论阐述了兴趣、认同和价值观的塑造源于我们能否对共同事务关注与产生相对一致的看法。在全球化的时代，每个人都置身于全球化中，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受全球化影响的单元。基于此，各国公众产生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共同身份。伯恩斯坦教授指出：“全球化时代的公民身份观念强调相互依赖关系，这种相互依赖关系超越了领土国家的界限……这些相互依赖关系可能会成为实践公民身份的潜在场所，它们可能形成拥有共同善的共同体。”各国公众基于全球化而产生的共同善的身份，使得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世界各国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关注点、共同兴趣和共同价值观。以对象国公众态度和意见为目标的公共外交与全球治理的开展自然产生了联系。
以文载道，广积善缘
公共外交范围很广、平台很大、可做的事很多。人文交流是重要载体之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国文化艺术界人才济济，都愿为对外交往贡献心力。这是我们开展工作的优势所在。2016年，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围绕国家重大外交课题，在促进与各国的人文交往方面作了一些尝试，取得较好效果。以文载道也要创新形式，与时俱进，贴近实际。
时光匆匆。转眼之间，笔者到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工作已近一年。
公共外交该怎么做？这是一个探索中的课题，总体感觉是范围很广、平台很大、可做的事情很多。
笔者较热衷于人文交往。一年来，和协会同仁一起作了一些尝试，也有一些收获。
书画为媒，畅述纪念之情
书法家和画家队伍是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组织并发挥好书画艺术家们在对外交往中的积极作用，确有良好效果。
201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二十五周年。围绕这一主题，我们促成了一些文化活动。
一是商请中国美院，派出几组画家分赴东盟十国采风并创作一批反映东盟各国风土人情的画作。拟在适当时候办个画展，邀请东盟各国驻华使节出席开幕式并顺访浙江。此事进展很顺利。在我驻外机构协助下，艺术家们采风活动很成功，有的还同当地国家美术院校建立了联系，开始酝酿互办画展与交流活动。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初衷。写生创作只是一个临时性任务，长远交流和互动才是根本着眼点。协会能做的是整合资源，搭建桥梁，为促进我与周边国家民间文化交流服务。另一件事是，我们请中国美院十名重量级艺术家创作了十幅作品，以李克强总理名义，在老挝举行中国—东盟纪念峰会期间分别赠送给各国领导人。艺术家们从选题到创作都下了很大功夫，倾注了很多心血，形式包括国画、油画、水彩画、版画和马克笔画等，题材涵盖各国名胜、国花及街景等，如越南画的是下龙湾、老挝是塔銮、柬埔寨是吴哥窟、缅甸是蒲甘古塔、印尼是婆罗浮屠等。我相信各国领导人在看到这些作品时，一定会有所触动，因为这些景色都是其本民族的骄傲，由中国艺术家表现出来，体现了中方的真诚友谊，也是对双方二十五年互利合作进程的美好纪念。此外，我们还在北京中国—东盟中心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画展，展出了著名花鸟画家何水法先生特意创作的东盟十国国花系列作品，得到十国使节和出席开幕式活动的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何先生向十国使节赠画环节更使活动气氛推向高潮。
近些年，有一个新兴的区域合作机制比较活跃。这就是中国同湄公河下游五国之间的合作，简称“澜湄合作”。该机制从高官会到外长会，再到2016年3月在中国三亚举办了首次领导人会议，一步步走得很扎实，各领域的交流合作逐步进入轨道。据笔者看，该合作机制是充满生命力的，它契合了沿岸6国合作需求、发展需求和扩大人文交流的需求。公共外交协会很荣幸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工作，除主办在泰国举行的学者研讨会和在云南的大学生联谊活动外，还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实事。其一是请北京画院的艺术家们为出席首次领导人会议的五国贵宾各创作了一张小画。尺幅不大，是一把团扇，内容都是笔者与王明明院长亲自商定的。一面是山水加该国的国花，另一面是王院长亲自题写的“共饮一江水”。山水象征澜沧江湄公河，“共饮一江水”是陈毅外长赠缅甸友人的诗句。借此表达对“澜湄合作”的寄语是贴切的。团扇加山水、花卉和书法则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元素。由王明明院长亲自监制，代表了我们国家当前最高艺术水准。
以人为本，增进民间感情
中国在国际社会逐渐获得了引领地位。“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需要我们更多更主动地“走出去”，在维护我国家利益的同时，为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人民带去切实的利益。
协会联手中国慈善联合会等民间慈善机构及相关医疗单位，在老挝、柬埔寨、缅甸实施了“光明行”计划，亦即为当地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因为是跨国行动，涉及诸多法律、设备出入境、材料使用及医务人员资质等具体问题，而病人的前期筛选和组织工作量也极为庞大。这是一项爱心工程，也是一项协作工程。好在我们的行动得到三国政府及民间机构以及我驻三国使馆大力支持与配合。经过不懈的努力，此项工作得以顺利实施。医务人员除为每个国家成功完成200例白内障手术，使病人重见光明外，还为数以千计眼疾患者进行了义诊，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热情欢迎和高度赞扬。在相关的活动中，柬、老两国都有政府高官出席。缅甸总统和夫人在首都内比都到场见证并会见了中方医务人员一行。目前，中方医疗机构同三国同行已建立起相应的交流渠道，下一步将积极探讨专业人员培训乃至联手创办眼科诊所等多项合作方式。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光明行”项目费用都是由中国民间组织集资而来，此举，既为邻国人民办了一件实事儿，也为我们今后工作探索了一条宝贵的新路子。## 公共外交视野下的国家形象塑造
国家形象塑造是公共外交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公共外交视野下的国家形象塑造展现了对知识要素的重视。在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充分重视了符号、象征、叙事等要素，希望能够以知识的选择与建构塑造本国的同化性权力或称软权力。但国家形象塑造中的知识取向也存在着自身的理论悖论，即将他国民众视为同一化、同质化的，因而在符号选择与象征指向上出现了趋同的现象，这是只注重表象性知识而没有重视背景性知识导致的结果。
知识与同化性权力
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物质因素的升降涨落不仅长期是国家关注的焦点，也是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权力观念的渐进式转变，文化、知识能够塑造的向心力和影响力越来越被各国在外交中尤其是在公共外交中所重视。国家形象塑造是公共外交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各国塑造自身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约瑟夫•奈在其1990年的文章《世界权力性质的变迁》中，在苏珊•斯特兰奇等学者基础上，将权力区分为命令性权力和同化性权力，并认为权力是一个连续体，命令性权力和同化性权力分别位于权力这一直线的左端和右端，其中最靠近左端命令性权力的行为方式是强制，最靠近右端同化性权力的行为方式是吸引。
强制 诱致 议程设置 吸引
命令性权力—————————————————同化性权力
现在我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国家形象塑造正是将提升本国的同化性权力作为根本性诉求，因而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改变了在二战期间和冷战期间所运用的宣传方式，转而采取公共外交方式。宣传方式一方面政治色彩过于浓厚，另一方面虚假修饰的成分很大。而公共外交主要通过展示的方式来进行一种平和的、潜移默化方式的国家形象塑造。
在国家形象塑造上，从宣传方式向公共外交方式的转型，宣告了在国际政治中从注重物质因素到注重知识因素的转向。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无论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十分重视物质因素，物质因素被认为是构成权力结构、国际体系的基础。这种强调物质因素的思想延伸的结果是在后冷战时代物质乐观主义盛行。
物质乐观主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政治上，认为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民主化将自然地导致民主和平，民主国家越来越多，全球陷入战争的可能性将日趋减弱；经济上，认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将自然地导致全球依存，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与依赖越来越紧密，国与国之间出于经济依存考虑将减少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但现实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现实警醒我们，无论是政治民主化还是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使全球更加和谐与稳定；相反，无论恐怖主义还是中东北非国家陷入的乱局，都说明政治乐观主义这种理念上的先验性的判断并没有转化为相应的经验化的事实。
国与国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认同问题仍是重要的问题，认同冲突所造成的暴力冲突正在全球范围内展现，这是一种超越了经济利益考量的冲突，并且认同的差异也无法通过简单的经济联系深化而得到彻底消解。昭示我们，知识的力量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不可小视，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应该重新审视国家。
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视角之下，国家都是同一化、同质化的个体，而没有问“谁是国家”，换言之，国家内部的民众被这种同一化、同质化假定给忽视了。而在知识转向的背景中，人，既具有理性也具有感性的人开始回归。也因此，知识转向的公共外交形式的国家形象塑造，将他国民众作为受众的主体，进行有意为之的知识选择与形象建构，希望能够以与他者在认同上相容，从而为提升国家软权力做出贡献。
既然国家形象的塑造被认为是一种知识选择和建构的过程，就涉及知识选择与建构的材料—符号，知识选择与建构的目标—象征，知识选择与建构的方式—叙事。
网络时代公共外交的两个模式
互联网扫清了公民信息获取和有效表达意见的时空限制，也把外交从幕后带到了台前。民众在网络时代的话语权是空前的，不受时间、地域、社会身份、家庭背景和教育程度的限制，这极大降低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成本，使所谓的“民意”更容易被凝聚和体现。在网络时代，一国要在外交方面有所作为，不仅要争取外国政府，也要积极争取外国公众，公共外交因此被放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网络时代给公共外交带来的机遇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具有实时性、交互性、立体呈现这三个不同于传统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实时性是指借助网络，一个新闻事件在发生后的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能传遍全球。交互性，是指民众不再被动接受信息，而更多地以互动、分享、点赞等方式参与，甚至自己作为信息源发布信息。立体呈现指信息往往是图片、文字、视频等多媒体形式一起呈现，各类评论和观点一同涌现。而公共外交的特征与网络时代信息传播这三个特点相当契合，能补上政府外交的短板。本文对公共外交的定义是：由一国政府和非政府主体开展的针对外国公众的，旨在提升本国形象、为国家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的活动。
首先，机构的大小和层级多少往往决定了决策的效率。机构越庞大，层级越多，信息传递就越慢，且决策层离第一手的信息就越远，容易造成信息失真。在中国最庞大、层级最多的机构无疑是政府，而非政府机构尤其是个体决策能在效率上占得先机。实时性恰好发挥了该优势。
其次，公共外交中互动的频率和深度是政府外交不可比拟的。政府外交限制和考量的因素多，而公共外交因其非官方的立场而较灵活。尤其是公共外交中包含的民间外交，因参与个体的独立性可产生高频互动，而且只代表自己反而让自身的行为更加可信，讲的话、说的事、交流的内容也更容易在互动中被对方所接受和相信。
再次，正因为公共外交主体的多元性，才成其丰富性和立体性。网络时代单调的信息已经无法满足受众的需要。用不同的声音，多角度、立体式地讲述中国故事，才能更好地满足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公共外交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特征，与网络时代立体呈现信息的要求极度契合。
当然，网络时代的传播也有其弊端，比如在权威性、严谨性和深刻性上有所欠缺，而这恰恰也是公共外交的短板。普罗大众，如何要求权威？同样也无法用统一标准要求人人做到交流信息的严谨和深刻。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自身显著的特点还是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看，网络时代和公共外交在特征上都有着很强的契合度。这是一个公共外交能璀璨发力的时代，作为追求国际新秩序的新兴大国，中国不能错过网络互联互通给公共外交发展带来的有利契机。
浅析难民潮对欧盟的冲击和警示
蜂拥而至的难民潮给欧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要有效解决这一难题，首先要从源头解决问题，改善叙利亚等国局势，避免大国干预，尊重有关国家人民自主选择，防止新的难民增量；同时也要处理好存量，在欧盟内部协商一致，达成切实可行的各方都能接受的难民综合解决方案，制定融合机制和措施。此外，欧盟如何协调美俄土等国际社会发挥建设性作用亦是必不可少一环。
难民潮给欧洲带来巨大冲击
“世上最大的悲痛莫过于失去祖国。”这是一位古希腊诗人对难民悲惨境遇发出的慨叹。联合国难民署2016年6月20日发布的《2015年被迫移动全球趋势报告》称，截至2015年底，欧洲的难民数量达4391400人，新增1316200人，比上一年增长43%。这些抵欧人群中，半数来自叙利亚；20％来自阿富汗；7％来自伊拉克。德国弗莱堡智库SAT的一项模拟测算结果指出，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到2016年底仍将有180万新难民进入欧洲，其中的80万人将来到德国；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涌入欧洲的新难民有可能高达640万人。
难民潮给低谷中的欧盟经济带来新压力。近年来，欧债危机阴影一直笼罩着欧盟，欧盟多国经济复苏乏力，持续在低谷徘徊，而突如其来的大量难民的涌入，更是令原本极不景气的欧盟经济雪上加霜。一方面，接收和安置难民，无疑将给各国原本就拙襟见肘的财政支出以及国家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机制再增加额外负担；另一方面，近年欧盟各国失业率普遍高企，要给难民提供就业机会可谓难上加难，庞大的难民潮无形中也给原本脆弱的各国经济增加了新的沉重负担。欧盟为难民的支出总体数据虽目前没有官方统计，但其数额之庞大，也可从目前官方披露出的一些数据中窥见一斑。2015年8月10日，欧盟委员会表示，2015年已向成员国拨款24亿欧元，用于应对移民问题。据报道，难民一旦获得欧洲国家接纳成为移民，就将获发数目不菲的福利金。
此外，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曾引述一项机密的欧盟计划指，欧盟已经承诺在2020年之前向阿富汗提供比任何国家都多的14亿欧元的专用拨款，要求“难打交道”的喀布尔当局同意接收上万名寻求庇护失败的移民。同时，为阻止非法难民从土耳其入境欧盟，土欧双方同意，欧盟加快向土耳其发放30亿欧元用于资助卫生、教育等难民相关项目，并于2018年年底前启动额外的30亿欧元资助资金等。
恐袭频发，难民潮冲击欧盟安全。难民潮给欧盟安全所带来的冲击更是不容小觑。近两年来，恐怖活动在欧洲蔓延的势头很明显。恐怖主义不属于任何特定民族、人群或宗教，但毫无疑问，庞大数量的难民中混有恐怖分子的可能性让欧盟各国忧心忡忡。据报道，有不少“伊斯兰国组织”（ISIS）成员亦可能混入难民潜入欧洲。同时，欧盟主要国家近年接连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不少嫌犯都与难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2016年一年，欧盟国家就发生8起恐怖袭击事件。其中，2016年6月13日，一对警察夫妇在法国马尼昂维尔的住处内被杀，凶手是一名向“伊斯兰国”组织效忠的法国圣战分子。2016年7月14日，法国尼斯国庆日活动期间，突尼斯籍法国男子穆罕默德•拉胡艾杰-布赫莱勒驾驶卡车碾压庆祝人群，造成8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引述反恐专家指出，恐怖威胁已逐渐成为欧洲的新常态。
难民潮让欧盟内部出现分裂。二战之后，多数西欧国家因经济重建需要，以及左翼思潮兴起等原因，曾主动简化手续，在前殖民地大量吸收移民，并奉行文化多元主义政策。但如今，在债务危机、财政压力和恐袭等重重困难面前，面对空前的难民潮，欧盟成员国之间、欧盟机构和成员国之间发生利益纷争，立场分化，矛盾加剧，民众不安全感和焦虑感上升，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严重挑战。为应对难民潮，欧委会积极推动出台一揽子解决方案，但欧盟各国却难以协调一致。《泰晤士报》在2016年初举行的民调显示，超过60%的英国民众认为难民潮是当前英国乃至欧盟面临的最大问题。2016年6月24日，英国公布了“脱欧”公投的最终结果：英国脱离欧盟。欧盟的其他国家虽然没有脱欧，但也因难民问题而分歧严重。德国、瑞典、法国接收难民最多，要求推动分摊难民的“强制配额”计划；而另一方面，位于难民冲击“前沿”的意大利、希腊等国强烈要求减负，均担责任；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等国明确反对欧委会安置计划，表现消极。
难民深层融合困难重重。除了不断新涌入的难民挑战，欧盟国家还同时面临着大量已获接纳的难民与本国居民的融合问题，大量难民转化为移民之后，实际上仍有相当长的路需要走。欧盟国家一直奉行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大量移民进入欧盟国家后并没有真正融入当地社会。这些人仍然讲本国语言，甚至完全按原来的方式生活。事实上，宗教的不同、语音不通、文化上的差异，再加上社会、经济等多重因素，使得大量被接纳的移民沦为社会边缘人群，整体上社会融入程度低。尤其是那些文化教育程度低、没有一技之长，与主流社会隔阂、疏远，甚至受到歧视和排斥的移民，陷入失业与贫困代际相传、社会阶层固化的恶性循环。近年来，伴随欧债危机、经济不振，其失业率增加、社会福利减少，与主流社会关系更趋紧张，摩擦冲突不断。
从G20杭州峰会外媒报道看主场外交优势
2016年9月4日至5日，中国主办G20杭州峰会受到境外舆论高度关注，涉华报道占外媒有关峰会报道的三分之一之多，中国可谓备受瞩目。绝大多数境外主流媒体都能够对本届G20峰会予以客观均衡的反应。本报告对境外主流媒体在G20杭州峰会期间有关中国的报道进行研究，并结合我发挥主场外交优势的实效予以综合分析。
据专业数据库统计，2016年9月1日至9月7日，境外24家主流媒体（包括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埃菲社、塔斯社、今日俄罗斯、彭博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日本广播协会，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赫芬顿邮报》，英国《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世界报》，法国《费加罗报》）共发表有关G20杭州峰会的新闻报道1112篇，其中涉华报道377篇，占总报道量的三分之一。以几家美国主要媒体为例，涉华报道占其G20总报道量的比例均超过50%，其中《纽约时报》83%、《华盛顿邮报》80%、《时代》周刊57%，体现出对中国话题的高度关注。从报道倾向上来看，外媒一改以往在重大活动报道中对我攻击和施压的做法，表现出较为均衡的报道手法。综合考察客观、正面、负面、恶劣报道在24家媒体涉华报道中的数量及其所占比例，可以看出，外媒有部分“负面”报道，但无明显“恶劣”报道，绝大多数为“客观”报道，甚至还有不少“正面”报道。具体情况如下：
积极评价中国主办此次峰会，肯定我发挥国际影响力
西方主流媒体普遍正面报道习主席在峰会期间的致辞及我重要主张和倡导，积极评价举办峰会对我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的意义，一些外媒还能够从正面反映我峰会准备工作。
首先，对习近平主席在G20峰会期间的致辞予以积极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9月5日文章称，在对全球贸易爆发政治反弹的国际背景下，G20峰会在杭州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伊始就表明态度，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习近平的讲话意义重大，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贸易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却在一些国家有回潮的趋势。英国《金融时报》9月6日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末对商界领袖发表的讲话中确立了本次G20峰会的基调。
其次，认为中国主张和倡议得到有效传播。路透社9月1日发表《热点透视》专栏作家卡特里娜•哈姆林的文章称，绿色金融现已成为各大场合讨论的热点。这个问题会被列入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议程中。G20主办方中国在这方面颇具领导示范作用。中国中央银行刚刚公布了一项促进绿色投资的大胆计划。该计划体现出的决心应会推动绿色金融蓬勃发展所必须的相关规则和条例的制定。《金融时报》9月2日发表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题为《G20峰会能否释放开放与改革信号？》的文章，称轮值主席国中国正确地为本届G20峰会确定了重点—以创新驱动增长，以及为了再次扭转不良趋势，所有G20成员国要明确承诺反对保护主义。德国支持中国提出的各项重点议题。
第三，积极解读主办本届峰会对我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的意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31日报道称，杭州峰会已经被称为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又一个“里程碑”，目前中国渴望向世人展示她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增强的主导作用。这次峰会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提升外交成绩的机会。塔斯社9月4日文章历数我曾举办过的重大国际活动，如奥运会、APEC峰会、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等，报道称：中国在这些活动中不仅提高了自己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影响力，还促进了国际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今日俄罗斯9月3日文章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地缘政治变化进程中的力量中心。G20正在逐步成为讨论当代世界最重要问题的主要平台，G20峰会显示世界地缘政治力量中心正向东方转移，而中国和美国泛太平洋伙伴计划则为这一变化进程的两个中心。
最后，从正面反映我为确保G20峰会顺利召开所做的努力。西班牙埃菲社9月2日报道称，为保证峰会期间良好的社会环境，政府鼓励杭州市主城区市民出游并发放补贴，预计拨款100亿元。76万志愿者将全力服务G20峰会，蓝白相间的制服为杭州增添了一抹亮色。英国《经济学人》9月4日评论文章称，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呼吁中国要在国际体系中有责任担当，中国在履行G20峰会主办方的责任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热心，足以表明中国是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国家。## 美国究竟焦虑什么？
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冉冉上升的东方大国（而且也是古国），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以及他们身边的智囊们到底是怎么想的？由加里•J.斯密特（Gary J. Schmitt）主编的《中国的崛起：美国未来的竞争与挑战》一书即是对此疑问的最佳回答。
美国的焦虑
《中国的崛起：美国未来的竞争与挑战》（韩凝、黄娟、代兵译，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为了说明的便利，以下简称《崛起》，下文引用该书时仅标注其页码）一书的主编者斯密特是目前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思想阵营内的重要思想家，著名保守派智库企业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曾在里根第一任期内担任总统外交情报顾问委员会主任，属于典型的“右派”，而参与执笔的各章作者，如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阿什利•特里斯（Ashley J. Tellis）、卜大年（Dan Blumenthal）、迈克尔•R.奥斯林（Michael R. Auslin）、艾伦•伯克（Ellen Bork）和尼古拉斯•埃伯斯塔特（Nicholas Eberstadt）也都是各领域专家。他们对于中国的看法正如《崛起》一书主编斯密特所说：“尽管美国正集中精力应对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威胁和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争，但美国战略家们的一项普遍共识是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的崛起。”（第3页）
全球“一超多强”格局之下稳如泰山的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对其虽有不小冲击，但并未伤及肌理）为何会对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当下中国如此焦虑？美国人觉得他们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更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着坚实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逻辑作支撑。如果说还有哪个国家在“后冷战时代”有能力对美国产生威胁，这个国家在美国精英眼中十有八九是正在实现“和平崛起”的中国。对于这一点，不仅美国国内政界和研究者十分肯定，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不少资深观察家乃至中国国内部分人士也持类似观点。姑且不论其他，仅就体量而言，一个是“世界最强的集权国家”，而另一个则是“世界最强的民主国家”（第11页），中美两国很容易被拿来比较。
毕竟，相比于朝鲜、古巴、越南，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有着它们难望其项背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综合国力，且此势头并未停止；而与印度、南非、巴西等同样正在崛起的地区性大国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集权国家”，不论政体、国体还是主流价值观，似乎都表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就是导致美国产生焦虑心理的一大要因，而且也是最为主要的影响因子。简言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中国崛起引起美国的担心，很明显，此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的语义并不等同，而根源依然在于政体性质和意识形态有别。“因为中国不是西式的民主政体，而且它的领导人坚持没有任何意愿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第24页），因此，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就成为美国的下一个“威胁”所在。
除了现实层面的考量之外，人类历史本身也成为美国对中国发展抱持高度警惕的重要因由。“对于中国崛起的忧虑源于历史表明随着快速崛起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开始变得坚定而自信，它们总是带来不确定性、不稳定和竞争”（第4页）。众所周知，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这一取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术语意在说明“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王义桅：《“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必然存在”》，《人民日报》2016年4月17日）而无法和平共处，尤其这两大国之间的制度又不同时，此一“对冲”会表现得格外明显，如德国在19世纪末对英国全球霸权的挑战以及冷战年代苏、美两大强权的对抗。
说到底，美国学者还是基于意识形态成色来划分敌友。美国与英国之间就是所谓权力的和平移转，而与苏联以及现今中国却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信任。更不用说近代屈辱史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任何党派和执政者的终极目标中都包含了要“一雪前耻”重振雄风的强烈愿望，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如此，这一历史情结似乎更使美国感到威胁。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崛起》第一章作者卡根为何在文中经常使用“权力”“雄心”和“欲望”等词来形容行进中的中国，并认定“权力催生了雄心，雄心反过来又催生了欲望”（第13页），而原本指望中国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会在政治上导引其走向更为稳健、温和的自由主义这一想法最终落空无疑也令其以及其他美国学者深感失望，加之“集权国家”的特性，中国的诸多举动在他们看来就是贪得无厌，而本属内政领域的军队建设也被视为已经远超过自身安全和经济需要，从而导致美国和周边国家的疑惧，“中国越想塑造它的世界，其他国家就越会起来反抗”（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