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越南青年的数字技术援助

黄雨滋

近年来，数字化转型浪潮席卷东南亚，深刻改变青年群 体融入外部世界的方式。越南正处于数字化转型上升期，但 正面临数字人才缺乏、技术动力不足等困难。作为大国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对越南的青年外交在后疫情时代亦呈 “数字化”。美国通过对接越南的国家战略和多层次需求， 形成“官方+社会”“技术+思想”的复合数字技术援助网 络，推动对越青年公共外交。这一援助挤占中国对越南青年 公共外交的发展空间，为中越数字合作带来不确定性。

2022年美国—东盟特别峰会期间，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政访问美国哈佛大 学并发表演讲。在越南访美代表团的12名成员中，有6名部长曾作为富布莱 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成员在哈佛大学学习。这是美国与越南开展教 育交流合作成果的体现，也折射出美国在越南开展青年公共外交强度高、目 的明确与“精英化”的特征。数字全球化和后疫情的复合发展时代，作为保 持青年公共外交活力与韧性的“补位”，数字技术援助成为美国对越南实施 青年公共外交的新转向。这一援助是美国构建数字霸权、建立美式国际数字 联盟的手段之一，同时具有强烈的对华竞争色彩。研究美国对越南青年的数 字技术援助，有助于掌握美国对越南青年公共外交的最新动态，也有利于中 国更好地开展青年公共外交。

美国对越南青年数字技术援助的动因

数字化日益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焦点，东南亚更是全球数字博弈的 热点地区。越南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处于数字化发展的上升期，急需数字人 才。美国就数字发展战略与越南进行对接，为越南青年提供数字技术援助， 既服务于自身的数字战略，又是其培育“越南美式青年人才”的重要手段。 第一，美国对越南青年的数字技术援助符合美国印太战略下的《数字战 略》。2020年，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发布全球首份数字援助战略文件《数字战略（2020-2024）》 （Digital Strategy 2020-2024）。该战略将“民主价值观”置于数字合作的首 要前提，帮助伙伴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数字化转型，实则以打造以美 国为中心的国际数字生态系统和国际数字联盟为目的。越南是美“印太战 略”中极具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的国家，也是数字战略下“强化东南亚数字 劳动力”项目的重要对象国。对极具活力和潜力的越南青年群体进行数字技 术援助有助于美国营造数字霸权，同时挤占中国公共外交空间，遏制中国在 东南亚地区合作发展。2020年6月3日，越南发布的《至2025年国家数字化转 型计划及2030年发展方向》中，将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作为建设 数字化国家的三大支柱，并将数字转型作为“工业4.0”战略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2021年9月，越南成立国家数字化转型委员会，统筹推进数字经济等 领域发展。美国通过提供数字技术援助对接越南国家数字化转型，助力“工 业4.0战略”，将利益公约数最大化。

第二，美国对越南青年的数字技术援助符合越南的数字转型发展需求， 形成“供需平衡”。新冠疫情被越南视作数字化转型的“百年推动”，2019 年以来越南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是越南发展战略的核心之一。据越南国家数 字化转型委员会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达14.26%。 越南数字经济发展的目标是，2025年占GDP的20%，2030年占30%。但依据 现有发展速度，到2025年，越南数字经济仅能达到GDP的10.5%。在这一发 展目标的压力下，更显越南对数字人才的需求。据国家数字化转型委员会统 计，越南数字人才仅占全国劳动力的1%，只有40%的企业表示有达标的数字 技能来维护和使用数字技术系统。2023年，数字人才的缺口将达近100万。

此外，越南劳动力的竞争力偏低，未能适应数字化转型的要求。2022年越南 高等教育入学率不到30%，越南受过培训的劳动力比例逐年增加，但增速缓 慢，平均年增长率只有5%。

越南数字技术人才缺失，却存在大量失业青年。越南青年群体充满活 力，据越南全国青年委员会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越南16至30周岁的人口约 2210万人，占总人口的22.5%。但越南青年失业率较高，就业不足的现象广 泛存在。2019年，越南青年失业率为6.9%，在全国的失业人员中15-24岁的 青年占比达到42.1%。越南青年劳动力的增加速度超过自身经济创造就业机 会的能力，美国对越南青年的数字技术援助有助于缓解技术人才缺乏的现 状，既符合越南在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上升期的需求，又解决青年群体 的问题。

美国对越南青年数字技术援助的模式分析

美国对越南的青年公共外交通过教育培训、文化交流等方式培育“美式 精英人才”。作为青年公共外交的新重点，美国对越南的数字技术援助已具 有一定规模，并形成以官方合作为主导、教育培训为载体、美式价值观为内 涵、青年精英为主要受众的模式特点。

首先，打造“官方+社会”的援助网络，形成立体合作格局。美国对越 青年数字经济援助以官方合作为主导，并吸纳高校、民间组织等社会行为体 参与其中。官方合作主要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和越南计划与投资部下属国家创 新中心（National Innovation Center，NIC）具体实施并提供“启动资金”， 同时调动社会资源作为支持。“官方”与“社会”的互动形成立体化援助网 络，以技术教学、研讨会等方式实现覆盖高校师生、公司员工等群体的数字 技术培训。2021年10月，美越双方签订协议，合作开展为期2年的数字技术 援助项目“创新人力资源和创业生态系统（Workforce for an innovation and start-up ecosystem，WISE）”。该项目旨在提升越南青年数字从业者的专业 技能、流动性和竞争力，支持其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另外，该项目还吸纳 高校、社会私营部门参与，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STEM基础知识培训。例 如，2022年7月，美国谷歌公司在越南河内和胡志明市开展初创企业培训计 划“越南创业学院（Google for Startups-Startup Academy Vietnam）”，向来 自教育、医疗、金融、游戏等各领域的2万多名学生和职业人士提供技能培 训和奖学金。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是数字技术援助开展的重点地区，通过 培育高技能从业者助推知识型经济转型。2022年8月，“创新人力资源和创 业生态系统项目”为越南芹苴省和前江省的学生、企业家及当地政府官员 开展数字经济培训。2022年4月开展的湄公河创新倡议（Mekong Innovation Initiative，MII）也是该项目在越南南部开展的重要活动之一，为湄公河三 角洲地区的500名学生开展数字化转型和电子商务技能培训。资金来源上， 除了官方提供的资金外，私营部门的资源是援助项目的重要支持。“创新 人力资源和创业生态系统项目”预计从私营部门调动60万美元的资金，并 联合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公司推行“先学后付”模式，帮助无力承担培训 费用的学习者，极大降低青年学习门槛。高校是技术培训网中的重要一环。 2010年，美国国际开发署、英特尔公司与越南大学合作开展“越南高级工 程教育联盟项目（Vietnam’s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Alliance Program， HEEAP）”，除了开展技术培训，还为越南青年参加国际认证提供便捷 通道。此外，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与越南胡志明市国立大学、河内国立大学 和岘港大学于2002年建立的高等教育改革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Higher Education Reform，PHER）同样以数字技术为重点领域，成立专门研究小 组、举办研讨会、校企合作以提升学生的技术素养，并实现“学习+实习” 的完整学习链条。

其次，构建“技术+思想”的规范网络，扩大美式规范在青年中的影响 力。“促进民主和人权”是美对越政策的核心内容，一直以来，美国对越 南的青年公共外交内容以实现美国国家利益为目标。2016年“富布莱特学 校”正式挂牌成立，该校是根据美式标准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办学目的在 于推广包括学术自由、精英管理等美式价值观。美国在设置数字技术援助内 容时，植入美式价值观和美式规范以获得“乘数效应”，具体表现为各类培 训、研讨会通常将技术标准和市场标准作为重点内容。2021年11月，“创新 人力资源和创业生态系统项目”和胡志明共青团下属越南青年联合会合作举 办“青年劳动力数字技能和数字经济”研讨会，吸引来自公司、培训方、青 年组织和政府机构的百余名代表参加，数字技术人才的培育标准、市场标准 是研讨会讨论的重要内容。同时，女性和弱势群体是数字技术援助的重点对 象。美国国际开发署将女性和弱势群体定义为“劣势参与方”，在议题设 置、资源分配等方面予以倾斜。2020年，美越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中的女 性——女性有哪些机会？”活动，为青年女性开展人工智能培训，并派越南 教师进行短期学习交流活动。

第三，将越南精英人才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从人才选拔、培育内容和 教育方式考察，精英是美国对越开展教育交流和援助的首要对象。数字技 术援助更是将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青年精英作为主要受众，例如富布莱特 项目下的“高级管理领导力计划（Vietnam Executive Leadership Program, VELP）”的培育对象为越南国家领导人。该计划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 院同越南富布莱特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共同举办，邀请越南副总理或政治局 委员副部长及以上级别的政府高级成员赴美参加全球政治和经济趋势的研讨 学习。来自世界领先的研究机构、大学和跨国公司的演讲者，包括高级顾 问、政策制定者，对越南领导人进行专题讲学。至2022年，该计划共举办七 次。世界趋势、越南发展问题被作为主要讨论议题，以此来增进越南领导人 对美好感，影响越南政策制定，促进双边关系。近年来，数字技术成为这一 项目的热点话题，如2019年的主题是“创新、开放和数字安全：数字技术领 域的革命性趋势和数字化转型”。

美国对越南青年数字技术援助的影响

随着数字化成为主流发展趋势，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数字经济援助成为美 国对越南实施青年公共外交的新转向。美国对越南青年实施的数字经济援助 以官方合作为主导，调动社会资源参与，对接越南国家战略、市场需求，有 助于解决青年群体问题。2019年后，政府关注度、投入度日益提升，趋向正 式化、项目化发展。从援助的对象和内容考察，这种援助旨在培育“美式精 英人才”，以满足美国的战略需求。目前，这一援助模式逐步成熟，已形成 一定规模，且扩散面越来越大。

美国对越南青年的数字技术援助促使两国教育交流合作进一步频繁和 密切化。美国一直是越南青年出国留学的首选地，越南也长期处于美国东南 亚留学生来源国的首位。对美国的崇拜和向往心理影响了越南青年的留学选 择，不利于中越教育交流合作。

美国对越南青年的数字技术援助将拉近越南青年群体对美好感，同时强 化与我国的意识形态竞争。这将进一步固化越南青年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导 致我国对越进行公共外交面临更大阻力。在美化和强化“数字大国”的形象 的同时，美国向青年群体输出负面消极的中国形象，制造对华焦虑和对立情 绪。诸多美国学者称中国对外数字合作为“数字威权主义”，认为这是“专 制政权用数字信息技术监视、镇压和操纵国内外民众的方式”。美国将意识 形态因素融入对越南青年的数字技术培训，不利于我国形象的构建。 美国对越南青年的数字技术援助可能弱化我国在越南的数字影响力， 不利于中越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美国进行数字援助的真实目的是营造数 字霸权，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数字生态系统和国际数字联盟。“数字丝 绸之路”是中越共同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契机，有利于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实现互利共赢。但美国借助数字技术教育向越南青年灌输美式价值观， 影响青年对国际社会、国内事件的评判，制造带有明显“亲美”特征的舆论 氛围。这一援助重点针对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精英。他们接受的“美式价值 观”教育可能影响到越南普通民众乃至政府的认知和选择，给中越的数字合 作带来不确定性。

当下，青年公共外交的战略价值愈发突出，数字技术援助成为大国对东 南亚青年公共外交的新焦点。美国对越南青年的数字技术援助渐成新模式、 创造新空间，侵蚀周边对华好感度，挤压我国对越南青年公共外交的发展空 间。然而，美越的青年数字技术合作也面临战略互信不足、西方中心主义导 致供需不对称等问题，为我国在数字全球化和后疫情时代对越青年公共外交 创造机遇。

黄雨滋：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东盟中心地位”视角下教育援助式公共外交的多重空间

杨体荣

教育援助是东盟国家与内外部行为体展开公共外交的重 要方式，由此形成了东盟公共外交中的“传统空间”“中国 空间”和“东盟空间”。本文基于“东盟中心地位”的视 角，遵循从东盟出发、回应东盟需求的逻辑，探讨东盟教育 援助式公共外交的多重空间。以美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援助构 成的传统空间，以“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教育援助为主要 特色的中国空间，以东盟及其成员国实施的教育援助构筑的 东盟空间，共同搭建出东盟教育援助式公共外交的多层次空 间结构。继续分析和关注这一空间结构的变化，有助于今后 推进中国与东盟公共外交的高质量发展。

在公共外交活动中，教育援助是最常用的战略之一，具有其独特的优 势。例如，来自发达国家的教育援助，能够较好较快地满足后发型国家在推动 教育现代化发展方面的需求。自1967年成立以来，东盟一直是发达国家和国际 组织等开展教育援助式公共外交的热点区域。期间的教育援助为东盟打开了丰 富的空间，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本文从东盟中心地位的视角出发，描画1967 年以来东盟与外部行为体的教育援助式公共外交。依托“空间”这一概念，本 文将美西方、中国和东盟为主的教育援助划分为三类空间，分别探讨其中的主 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可以将空间层次性纳入解释东盟韧性的框架 中，丰富对东盟及其公共外交的理解。

“传统空间”：东盟如何借助美西方教育援助实现更好发展

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是1967年东盟成立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因而可以说东 盟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公共外交元素。美西方国家殖民活动留下的资源与影 响、主导的国际体系，以及东盟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巨大需求，成为这一时期教 育援助式公共外交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由美西方教育援助构建的传统空间中， 公共外交的战略可以分为如下几类。其一，延续殖民历史的空间轨迹，持续输 出对东盟国家的教育影响。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英国对缅甸的殖民、法国对 越南的殖民以及日本对多个东南亚国家的殖民，都留下了教育援助式公共外交 的空间基础。留学生奖学金资助、各种专业学会的互动、区域国别研究者的调 查和研究活动等等，都为“二战”以后美西方继续通过教育对东盟国家开展公 共外交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二，东盟成立后，美西方新开辟教育援助空间。在 “二战”结束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继续提升，国际高等教育枢纽、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欧洲进一步转移至美国，为东盟国家留学生出境学习提供 了更加多样的选择。美国在确立和巩固其战后霸主地位的过程中，将包括教育 援助在内的国际发展援助视为最核心的战略之一，不断深化其对东盟公共外交 的影响力、受众面和持续性。其三，美西方依托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借助联合 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进一步打开对东南亚的公共外交空间。尽管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但在当时成为了美西方国家 对东南亚教育援助式公共外交的空间拓展器。

通过上述空间开展的教育援助式公共外交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助力美 西方维持和强化对东南亚的复合影响力。在新冠疫情前，日本、美国和德国等 老牌发达国家是东南亚教育援助的主要提供者。日本在东南亚国家有着颇为深 厚和广泛的影响力，这在其对缅甸、印尼、菲律宾、越南和泰国的高额教育援 助中可找到依据。2015—2019年间，日本是柬埔寨、马来西亚、东帝汶和缅甸 教育援助的“最大金主”，援助额度依次达到6355万、5969万、3003万和1亿 6083万美元；而对印尼、老挝和泰国的教育援助也位列第二，对菲律宾和越南 的教育援助则紧随其后。2019—2021年，美国和德国对新加坡、文莱以来的东 南亚9国均有不同程度的教育援助。其中，美国对老挝的教育援助规模最大， 达4525万美元。德国援助最多的是越南，规模为1亿6043万美元。 综上所述，美西方对东南亚教育援助式公共外交形成了“传统空间”， 其传统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后发国家的、非中心的视角看，美西方提 供的教育援助具有传统性。这不但体现在内容上，还体现在方式、渠道等方 面。其二，从东盟自身的发展看，这类教育援助具有路径依赖、选择局限等方 面的传统性。在彼时的教育现代化发展中，东南亚国家并没有过多的选择，依 赖美西方国家提供的教育援助是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径。其三，从局部系统的角 度看，当时由美西方主导、东南亚国家接受的教育援助关系具有传统性。非均 衡、不充分是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但也由此催生了权力的高低状态。处于高 权力的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能够通过教育援助式公共外交影响东盟的行为。 这样一种传统性也将引出非传统性抑或创新性。随着区域和全球形势的变 化，这样的传统公共外交空间面临诸多新张力。空间的重塑抑或背后的结构性 变化，是有关东盟教育援助式公共外交的核心议题。这种重塑突出体现为两个 方面，一是新力量的进场，二是东盟及其成员国的不断崛起。

“中国空间”：教育援助为中国—东盟周边外交注入新元素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便在捉襟见肘的时刻向越南提供发展援 助，开启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公共外交的新阶段。但是中国教育以及社会整体 现代化发展具有后发特征，对东南亚的教育援助是较晚才发生的事情。也正是 因为这样，作为公共外交的教育援助才逐渐在东盟的周边外交中建立起一种有 别于传统的中国空间。相比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实践而言，这一援助具有 差异性特征，比如说地理临近性、援助丰富性和持续性、超大规模性等等。

1991—2021年，中国与东盟的对话关系经历了一个“相识—相熟—密不 可分”的过程。进入21世纪，中国便开始加大对东盟的教育援助力度，发起新 世纪的公共外交行动。援建东盟国家的学校、开设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向东 盟国家来华留学生提供奖学金等，都是中国教育援助式公共外交的核心战略。 此后，随着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二者在经济、科技和安全等 “硬核”领域合作的协同化和嵌套式发展，相关教育援助持续换代升级。 其中，有“一小一大”两个内容值得深入论述。“一小”指的是2008年 开始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这一合作机制源于中国和东盟在教育、经济和 文化领域长期合作的基础。例如，2001年中国与东盟开启自贸区谈判，2003年

中国与东盟对话关系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中国积极参与了东盟国 家发起的东亚峰会从而促进“10+3”东亚合作机制的确立。上述合作推动了中 国与东盟全方位协同发展的持续深化，促使中国与东盟战略对接的果实不断在 双方的城市落地，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便是其中之一。自成立以来，该平台 加速了中国面向东盟的教育援助式公共外交。在2009年第二届交流周上，双方 决定实施“双十万学生流动计划”，中国政府通过提供更大力度的奖学金来吸 引东盟学生来华留学。此后，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稳步发展，逐渐成为中国 与东盟国际教育合作的核心舞台。中国面向东盟的教育援助也得到了相应的优 化，服务东盟国家发展需求的专家培训和技术支持变多了，关注东盟教育现代 化的项目设计日益多样化，辐射东盟教育与社会多面向发展的机制持续迭代。 “一大”指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东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核心区域。在“一带 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持续释放其“热岛效应”，将“一带 一路”的红利与发展动能扩散到各个合作领域。其中，基于教育援助的公共外 交便是一个重点。我国于2004年开始以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推进公共外交， 实施的汉语国际教育具有明显的教育援助性质。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东盟国 家一直是中国开展汉语国际教育合作的核心区域，具有规模稳定性、影响持续 性。此后汉语国际教育在全球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在2019年时转而以国际中 文教育延续和扩展相关合作。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对东盟的教育援助式公 共外交保持了基本盘和领先优势。这在中国向东盟国家派出的中文志愿者教师 上有着充分体现。2013—2023年，中国共向东盟国家派出1.6万余名国际中文 教师，规模最大时年均派出2363名国际中文教师。如图1所示，东盟对国际中 文教师的需求明显超过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另外一个必须提及的教育 援助，是在当下的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内中国向东盟国家提供的支持。在 回应东盟国家教育数字化转型需求的过程中，中国的学校和企业发挥自身的技 术优势、人才优势，向东盟国家提供援助，帮助其教师应对新冠疫情冲击下的 教学挑战，为学生接受线上教育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支持与学习方法支持。

2021年，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正式迈入“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时代，中国 面向东盟的教育援助式公共外交迎来了诸多新机遇。

自建立对话关系以来，中国通过教育援助为面向东盟的公共外交注入了新 元素，并且逐步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大空间中发展出一个层次更细的教 育共同体空间。对东盟来说，这样一种新的中国空间是有益无害的，极大地扩 展了东盟公共外交的发展范围。然而，日益强大的东盟并不会止步于此。

“东盟空间”：东盟通过教育援助引领成员国达成更强连接

公共外交并不单纯是一个外向的行动，还可以通过外向行动来增强内部的 身份认同。自1967年成立以来，东盟一直在探索成员国之间的相处之道。一方 面，东盟在持续寻求更强连接，达成更高水平的区域一体化。《东盟宪章》、 “东盟共同体”及其三大支柱、《东盟共同体后2015愿景》以及《东盟印太 展望》，均是东盟探索一体化的有力证据和成果。多年探索形成了一种有礼有 节、相对松散的“东盟结构”，其外显的结果是大家熟知的“东盟方式”。在 这样一个优势互补、加强连接的过程中，教育援助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择。

就东南亚整个区域看，新加坡无疑是教育现代化发展上的领航员。该国在 区域内外的外交活动中历来重视其意见领袖的位置，可以说是后发型国家和小 国的“嘴替”。为加强自身对区域内国家的影响力，新加坡借助其教育系统、 相关企业对东盟成员国提供教育援助，开展国际教育合作。例如，新加坡国立 大学设置了“东盟本科生奖学金（ASEAN Undergraduate Scholarship）”，长 期为东盟国家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资助和学费减免。2023年1月，新加坡共和 理工学院（Republic Polytechnic of Singapore）协助新加坡外交部和东盟秘书处 为缅甸20个部委的28名官员提供写作培训。

泰国与柬埔寨的边境学校也是个很有趣的公共外交议题。边境学校指的是 设置在一国边境的学校，通常会因为地理便利而接收来自邻国的学生。我国云 南就有边境学校接收来自缅甸的小学生。在中南半岛，泰国便通过边境学校向 柬埔寨提供教育援助，推进公共外交。一项研究指出，泰国在2010年时为响应 东盟计划发起了缓冲学校（buffer school）政策，将其作为回应和缓解边境冲 突的一种方式。尽管该研究指出这一政策的实施碰到了诸多困境，但是缓冲学 校作为一项公共外交战略，为东盟内部的教育援助式公共外交提供了新方法和 新视角，具有其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同时，缓冲学校的边疆重塑，为 发展东盟公共外交的多重空间作了一个别有新意的补充。

此外，还需关注2022年获准原则上加入东盟的东帝汶。该国加入东盟，喻 示着“东盟空间”完成了一次关键的历史性拓展。当然，因为东帝汶国土面积 和经济体量较小，且人口数量较少，此次加入东盟的象征意义可能更大。而这 背后自然离不开东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努力。从议题设置上看，东盟多年来重 视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将其教育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诉求纳入东盟峰会的讨 论中。从实际行动看，东盟主要成员国积极提供援助，帮助东帝汶做好加入东 盟的准备。例如，2022年新加坡向300余名东帝汶官员提供培训，让他们掌握 谈判和写作等有关东盟运作的知识和技能；同时还培训他们对东帝汶的教育系 统进行改革，以让年轻一代能够更好地融入东盟共同体。

回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盟的转危为安、波动发展，可以看到东盟 中心地位的日益提升，东盟主导的合作机制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和尊重。 东盟成员国现有约6.6亿人口，具有突出的人口年轻化特征。教育援助可以深 化公共外交，契合年轻群体对教育的需求以及对异域文化的兴趣。从“东盟空 间”的视角审视区域内的教育援助，可以看到东盟在公共外交中对自主性、独 立性的强烈需求。这符合其自身教育发展需求，也使得更加平等可控的公共外 交与传统空间、中国空间内的公共外交相互补充，实现一种有利于东盟发展的 协同增效。对中国公共外交而言，东南亚区域内开放包容的公共外交空间，是 有益的、急需的。

杨体荣：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讲师。

韩国三大娱乐公司对马来西亚的跨文化传播动力与路径

粟 琳

20世纪90年代，以影视剧、音乐等为代表的韩国流行文化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热潮“韩流”成为东南亚地区民众耳熟 能详的时尚用语，亦成为韩国开展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的重要 依托。作为伊斯兰文化占主导的多族群国家，马来西亚的文化 市场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因此，韩国在开展对马来西亚跨 文化传播时，采用全球标准化传播和本地化跨文化传播策略相 结合的模式，成功进入马来西亚市场。本文分析了韩国三大娱 乐公司对马来西亚的跨文化传播，发现“韩流”外交具有文化 融合、产业复合、政府助力、宗教友好的特点，以期对中国文 化产业“走出去”和文化公共外交提供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影视剧、音乐等为代表的韩国流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掀 起一股热潮。“韩流”不仅成为东南亚地区民众耳熟能详的时尚用语，亦成为 韩国国家形象的在地化延伸和公共外交的重要依托。作为伊斯兰文化占主导的 多族群国家，马来西亚的文化市场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有鉴于此，韩国构 建全球标准化传播方式和本地化跨文化传播策略相结合的传播模式。历任韩国 政府认识到“文化立国”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政策上对文化产业也予以 一定帮扶和支持，“韩流”逐渐成为国家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韩国 的文化政策与外交政策日渐重合，东南亚各国成为“韩流”的争取对象。

本文以韩国三大娱乐公司对马来西亚的跨文化传播为例，旨在探究“韩 流”公共外交如何在马来西亚开展，以期对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和文化公 共外交提供启示。

韩国对马来西亚“韩流”公共外交演进

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以来，“韩流”的文化内涵在其商业实践和文化交 流的历程中不断丰富，它不仅只代表一个流行文化现象，同时也成为软实力外 交、跨文化合作、对话和争取人民心灵相通的重要潜在资源。 与时俱进的国内文化政策和国际传播战略构成“韩流”公共外交的宏观背 景。韩国的文化政策经历新自由主义文化政策阶段、自由管制阶段，以及对外 文化输出阶段，从单纯的商业产品转变为打造国家软实力的工具。经历20世纪 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后，“韩流”的政治价值被不断发掘，政府开始将文化 与国家软实力、公共外交相挂钩，试图通过各种努力提升国际传播能力。1998 年，金大中总统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战略，确立文化产业作为韩国支柱产业 的地位。进入21世纪后，韩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进入新的“黄金期”。

韩国数任政府曾专门设立机构，出台政策扶持文化传播事业。金大中政 府（1998年—2003年）先后制定《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出版印刷振兴法》 《广播法》《线上数据文化产业发展法》等法律，为“文化立国”奠定了政 策基础。同时，政府设立文化体育观光部（MCST, Ministry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Republic of Korea）专门主管文化发展和交流工作。卢武铉政府 时期（2003年—2008年），将“建设文化韩国”作为施政纲领之一，推出各 类激励措施，鼓励各类推广“韩流”的文化企业。文化体育观光部下设韩国 国际文化交流振兴院（KOFICE，the Kore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研究全球各地与“韩流”有关的现象，并指导韩国文化内容振兴 院（Korea Culture & Contents Agency）对文化出口进行支援。李明博政府时期 （2008年—2013年）更进一步将“建设文化软实力强大的创造性文化国家” 作为文化纲领，提出“培育文化产业成为国家成长动力、体育生活化/产业化 /国际化、通过振兴文化艺术实现生活质量先进化、强化观光产业竞争力”四 大具体政策目标。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KOCCA，The Korea Creative Content Agency）在此政策下成立，其整合有关游戏产业、影音产业、软件产业等多 个文化领域的振兴院，尤其在市场体系和人才培育方面增强了“韩流”作为韩 国核心文化产品的全球竞争力。进入新媒体时代，朴槿惠（2013年—2017年） 和文在寅两任政府更是意识到全球社交媒体革命带来的新浪潮，积极使用数字 化技术以及网络平台，通过“文化繁荣”实现“国家兴盛”，“韩流”外交在 世界各地全面开花。文在寅政府时期（2017年—2022年），政府将2020年定为 “新韩流（K-CULTURE）元年”，文化体育观光部2020年6月专门设立“韩流 支援协力科”，积极推进后疫情时代“新韩流”政策。“韩流”在经历三十余 年的发展后，依旧保持着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 目前，韩国政府对马来西亚的“韩流”公共外交存在两个突出特征：第 一，依据其全球传播的产品制作和营销模式传播，“韩流”主要传播描述美的 感性文化和承载其价值观的思想文化。“韩流”即保留东方对美和价值观的传 统定义，在确保符合东方礼仪约束的前提下，拥抱普世文化。第二，在对马文 化外交过程中，“韩流”对宗教敏感内容有所回避，采取宗教友好的传播策 略，比如专门开设穆斯林友好的宣传活动。

韩国三大娱乐公司对马跨文化传播实践

2000年代，“韩流”文化产业开始进入蓬勃发展期。以BoA、东方神 起、少女时代、KARA为代表的韩国偶像开始在国际市场受到关注，韩剧也打 入亚洲国家。“韩流”文化的成功与该国的文化产业机构的作用是密不可分 的。作为“韩流”热潮的先驱，S.M. Entertainment（下文简称SM公司）、JYP Entertainment（下文简称JYP公司）、YG Entertainment（下文简称YG公司）三 大娱乐巨头，为“韩流”文化的国际传播起到突出作用。

在Youtube上的Where people are listening榜单中，马来西亚对韩国热门组 合BTS、TWICE、EXO的收听量均排名在前十，Spotify平台上每月有5亿的 “韩流”音乐流来自东南亚。此外，在电商平台Shopee上，东南亚地区对“韩 流”相关商品的需求同比增长4.5倍，这些商品在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 个国家最受欢迎。三大公司成功带领“韩流”文化进军马来西亚市场，不仅得 益于各具特色的实力歌手、强大的音源、华丽的舞台效果，更在于先进的跨国 营销策略。韩国三大娱乐公司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前期准备阶段。前期准备工作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艺人在出 道前在公司接受演唱、形体、舞蹈、语言、综合素质等全方位培训考核的练习 生阶段，另一方面是公司通过市场细分，确定目标人群和进行市场定位。为了 在全球范围内招募有才能的青少年，三大娱乐公司每年均在马来西亚开设选拔 点，精准选拔、长时段训练以及严格的淘汰制度为公司人才素质提供保障，同 时国际化选拔也为“韩流”娱乐产业跨文化传播打开窗口。在市场定位方面， 公司首先对各地区对“韩流”文化的接受程度、消费偏好、收益性、风险性 进行预测，筛选出最具发展前景国家（主要为日、美、中）作为公司的目标 市场。而在2010年后，随着偶像团体的快速迭代，东南亚各国粉丝数目迅速增 加，该地区也成为三大公司的关注对象。随后，各公司将10至30岁年轻的群体 作为目标受众，分析这一类消费者的喜好倾向。最后，公司在营销过程中，将 其全球化战略传播于针对目标市场的本土化战略相结合，努力打造符合消费者 期待的产品，降低跨语言与跨文化输出的难度。以SM公司旗下组合Red Velvet 为例，在组合成员的练习生阶段，除专业能力培训以外，公司还相当重视针对 目标市场的国际礼仪和语言培训，在发布新专辑后，该组合会使用韩语、英 语、日语、中文和马来语（印尼语）录制视频宣传预热。在前往马来西亚进行 宣传表演的过程中，不少韩国明星也会进行简单的马来语问候，增进与当地观 众的距离。

第二，产品制作阶段。公司的产品包括艺人产品和唱片产品两方面。首 先，在艺人产品方面，由于前期准备阶段对艺人的严格选拔和训练，对目标市 场基本文化、音乐等各种流行元素的深入分析，三大公司结合艺人自身条件打 造不同的偶像“概念”，推出的艺人质量均有保证。具有不同个性的艺人将会 被公司整合在某一具体的主题风格下，其日后的妆容造型与演绎的作品均会围 绕该主题风格展开。目前，各大公司均有意组建包含来自不同国家成员的跨国 团队，可以看出其在产品制作阶段的全球化视角。其次，在唱片产品方面，三 大娱乐公司均打造了各自的音乐风格特色，融合韩式的HIP-HOP与其他舞种的 舞步、富有巧思的灯光舞台效果、带有批判性的歌词、技术高超的视频策划与 剪辑，制作质量较高的主打音乐。此外，唱片中也会附带其他符合产品概念的 文创周边衍生产品，包括写真集、海报、小卡、应援物或者加入相关时尚元素 与音乐元素的小物件等，成为粉丝争相抢购的同款。例如，三大公司的诸多组 合成员均参与组合歌曲的创作，同时还参与了香水、服饰等应援物的设计。通 过音乐和舞蹈等多种元素的融合，三大公司为“韩流”产业的鲜明风格打下基 础，也确保其唱片产品的高质量和目标市场的高接受度。

第三，产品营销阶段。三大娱乐公司充分运用线上与线下平台相结合的 方式，努力将营销渠道最大化。在互联网还未发展的时候，三大娱乐公司便积 极开展线下粉丝见面会、街头演出和演唱会，提高艺人知名度。至今，赴马开 展粉丝见面会和线下演唱会的传统仍然延续。在新媒体平台发展后，三大公司 愈发意识到社交媒体平台的重要性，在YouTube、Twitter、Instagram和包括新 浪微博在内的全媒体平台进行视频投放与艺人宣传。同时，考虑到还没有韩国 公司在海外市场开设实体店，韩国也涌现出一批支持在线支付的线上商城，并 且设置了中文、英语、日语等韩国目标市场的官方语言，通过这些在线商城， 世界各地的粉丝均可购买到自己心仪的娱乐产品。随着东南亚的粉丝基数不断 增大，这些线上商城近年来还新增了泰语和马来语（印尼语）的购买页面。由 于三大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超出消费者的预期，消费者也自发对文化产品进 行二次推广和宣传。在世界各地的粉丝群体持续为心仪的偶像团体宣传作品， 在马来西亚就有粉丝自发组成的翻译团队将YG公司旗下组合BLACKPINK的 歌词添加本地化的内涵进行翻译。同时，在马来西亚巴生地区还专门设有“韩 流”主题的偶像咖啡馆和综艺游戏馆。

值得注意的是，三大娱乐公司也参与了韩国政府开展的多项公共外交活 动和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外交活动，以提升“韩流”作为国家文化的影响力。例 如，2016年“年度荣山外交家”奖项（Youngsan Diplomat of the Year Award） 授予SM公司的创始人和执行制片人，以表彰SM公司在韩国与其他国家文化外 交方面的参与和成就。这一奖项也表明韩国娱乐公司通过他们的文化宣传为韩 国公共外交的发展作出贡献。

韩国政府对马跨文化传播模式分析

“韩流”外交已形成全球标准化传播方式和本地化跨文化传播策略相结合 的传播模式。其中，其针对马来西亚穆斯林群体制定的本地化策略也获得一定 成效。韩国政府利用“韩流”开拓马来西亚市场的文化外交模式主要包含以下 几个方面。

其一，打造侧重价值观共鸣的文化符号。在马来西亚，“韩流”文化产 品诉诸亚洲国家间在文化上的共同特点，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包容性和在地化。 “韩流”文化产品以共同的“亚洲身份”为情感切入点，利用亚洲人对传统文 化的情感共鸣，包括家庭道德、高尚道德、爱与牺牲等观念，提高“韩流”文 化产品在马来西亚的融入度。另外，韩国善于在文化产品中设置独特的文化符 号，引发观众对价值观的思考与共鸣。

第二，以娱乐产业带动整个文化产业。韩国影视娱乐产业的发展极大带动 韩国电子产品、服饰、餐饮、旅游、美容、医疗等的全面发展。影视产品在传 递特定的剧情吸引力的同时，也向海内外受众展现了独特的东亚文化魅力与日 常生活价值观，形成巨大的复合商业链条。“韩流”以娱乐产业为抓手，带动 相关文化产业的复合发展，有助于创造巨大的循环商业价值。

第三，政府与民间相互借力。政府在政策、资金、平台等方面为民间文 化交流提供便利和保障，也借助民间机构、知名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等从事文化 和公共外交活动。韩国外交部利用“名人效应”，任命本国明星为宣传大使， 开展文化外交，参与体育赛事开幕、奥运会送别会演等。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 也利用谷歌、Facebook、Youtube等互联网平台大力推广韩国影视、歌曲、服 饰、料理等文化内容，力图打造综合的韩国文化（K-CULTURE）品牌。

第四，开展体现宗教友好的旅游宣传。穆斯林游客快速增长的海外旅游 需求，被韩国视为提升本国旅游业和韩马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韩国通过发起 “穆斯林友好运动”，致力于在旅游领域创造跨文化体验的样板。“穆斯林友 好运动”的内容包括为穆斯林游客提供设施便利、量身定制清真食品和祷告 祠、增加清真餐厅的数量、制作韩国穆斯林友好餐厅指南、提供穆斯林定制旅 游路线、推出韩国清真数字应用、增设祈祷空间等。通过以上举措，韩国传递 对马来西亚穆斯林群体的重视，有利于打造韩国包容、友好的国家形象。 综上所述，“韩流”对马来西亚的跨文化传播经过长期的努力已形成成熟 的体系。“韩流”结合全球化战略与本地化战略的成功实践，对中国文化产业 “走出去”和文化公共外交具有重要借鉴作用。文化是公共外交取之不竭动力 的源，对加强民间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具有重大意义。如何发挥年轻群体在公 共外交中的作用和影响，如何进一步打造基于中国特色文化的公共外交，是我 国公共外交工作需进一步思考的课题。

粟 琳：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美国对新加坡青年的绿色公共外交

邵志成

**近年来，东南亚成为大国竞合的焦点区域。在此战略背 景下，美国高度重视与新加坡的气候伙伴关系，试图对新加 坡青年的绿色公共外交打造其在东南亚的“最佳实践”。美 国对新加坡青年的绿色公共外交方兴未艾，主要呈现为战略 性、层次性与议题性三大特点。美国的绿色公共外交同其他 西方国家具有很大不同，更加重视对东道国青年价值观的引 领与塑造。美国与新加坡的政府间合作、私营部门间合作与 绿色青年外交之间，或会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并提高新加 坡青年对美国的好感与对美式气候治理观的认同。两国的气 候合作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形成示范效应，扩大了美国在区域 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 **

2022年11月12日，第十届东盟—美国峰会召开，双方正式确立“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在联合声明中，美国与东盟宣布将在未来深化区域内外的民 心相通与青年赋能，共同推动气候变化治理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上的合 作。通常，青年外交项目集中在教育与文化领域，对气候与可持续发展主题 的关注较为有限。在2022年5月召开的东盟—美国特别峰会上，美国面向东 南亚继续扩大既有的青年教育与交流项目，旨在“赋能青年和弱势、边缘群 体，加强双方民心相通”。美国高度重视把新加坡青年群体作为自身公共外 交项目的核心受众，将青年议题和绿色议题相结合，打造对东南亚青年公共 外交的“最佳实践”。绿色公共外交指的是以环境、气候等可持续发展议题 为切入点开展的、面向东道国民众的外交活动。对美国而言，遏制中国崛起 战略从各方面推动对华战略竞争。拜登出任美国总统后，美国重回巴黎气候 协定，并积极寻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领导者地位。美国对新加坡青年 开展的绿色公共外交，实质是通过价值观引领与议程设置的方式，推动新加 坡青年形成对美式气候治理观的认可，进而形成青年层面上的民心相通，服 务于自身外交战略。

本文旨在研究以下问题：为什么美国要开展对新加坡青年的绿色公共外 交？其青年外交行动的模式是什么？又有何影响？

美国对新加坡青年绿色公共外交的背景

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对新加坡青年开展公共外交的意图是制衡中国 对该群体的影响力，增进该群体对美国的好感与价值观认同。美国国务院教 育和文化事务局（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是其开展国际教育与文化 交流的牵头机构，旨在全世界推进公共外交，以促进世界各国民众形成对美 国的积极看法，增进美国与东道国基层社会的交流。该部门把“促进美国领 导力与外交政策目标实施，通过专业、教育和文化项目促进美国的价值观” 列在五大优先事项之中。根据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公共外 交和国际广播的年度综合报告（2021）》，美国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公共外 交的战略目标包括：第一，扩大与东道国新兴领导人的接触，促进他们形成 对美国与美式价值观的积极看法；第二，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国家安全、经 济、治理和人力资本的支持，构建志同道合的伙伴网络；第三，帮助东亚国 家人民提高对虚假信息与新闻宣传的适应力。新加坡全国青年委员会将青年 群体的年龄界定为15至34岁，2020年新加坡常住青年人口为104.46万人，占 国内404.42万常住人口的25.8%。未来，新加坡青年群体也将成为国家发展 的中流砥柱，他们的政治参与及价值观偏好也将对本国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 响，因而其成为了美国开展对新加坡公共外交的重点群体。 教育资助类公共外交形式对新加坡青年影响有限也是美国开拓对其绿色 公共外交的重要原因。新加坡的教育资助体系完备，本国政府对青年学生的 奖学金覆盖较广。新加坡总统奖学金、武装部队奖学金、公共服务奖学金等 项目资助从精英家庭到普通家庭的学生接受优质教育。2022年1月，新加坡 教育部长陈振声称，2011年至2021年，约有39%至54%之间的公共服务奖学金 得主来自于组屋家庭，并非精英出身。另外，新加坡家庭收入较高，青年群 体对教育资助项目的需求相对有限。2022年2月，新加坡统计局发布《2021 年主要家庭收入趋势》，按照人民币兑新币汇率计算，2021年新加坡家庭工 作收入中位数折合人民币约达55.64万元。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海外教育 资助对于新加坡青年的吸引力或相对较低。

美国对新加坡青年绿色公共外交的模式

美国对新加坡青年的绿色公共外交方兴未艾，立足深化两国气候合作的 战略目的，在多维并举之下加强对新加坡青年的价值观塑造与引领，其中战 略性、层次性与议题性三大特点较为突出。

第一，战略性。美国意图借助绿色公共外交来深化与新加坡的气候伙伴 关系，谋求两国共同领导全球气候治理。2021年8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 问新加坡后，双方开始构建气候伙伴关系，加强在气候治理、能源转型、绿 色标准制定、可持续金融等多领域的双边合作，两国商务部、能源部、交通 部和财政部也定期就气候合作议题展开磋商。2022年3月，美国副总统哈里 斯再度访问新加坡，在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联合记者会上强调，两国承诺 在气候议题上成为领导者，并且具备这样的能力。美国高度重视对新加坡的 公共外交事务，并将青年外交列为其中的优先事项。2020财年，美国对新加 坡公共外交支出为142.4379万美元。以新加坡约585.0342万人口测算，美国 对其公共外交人均支出约为2435美元，在东南亚地区位列第一，足见美国对 新加坡之重视。 尽管新加坡就应对气候危机雄心勃勃，但该国政府目前的政策与行动仍 较为有限。美国希望借助对新加坡青年一代的绿色价值观引领，来影响新加 坡政府的气候与可持续发展政策。能源行业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地位重要， 据新加坡企业发展局数据，2015年能源和化工行业约占据新加坡制造业总产 值的三分之一。独立分析组织“气候行动追踪器（Climate Action Tracker）” 对新加坡的气候政策持续开展评估。截至2022年11月22日最近一次更新，新 加坡政府的气候行为被评为“严重不足”。该组织认为，在第27届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提交的自主贡献方案中，新加坡设定的2030年目标远远高出《巴 黎协定》限制全球变暖1.5℃的应有标准。

第二，层次性。美国对新加坡青年的绿色公共外交体现为政府牵头、私 营部门合作推动的双轨并行方式，在不同层次开展合作项目。首先，由美国 牵头与新加坡开展政府间合作。同时加强同新加坡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技术交 流，拉近与新加坡青年科技人才间的距离。2021年10月7日，美国商务部长 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和新加坡贸工部长颜金勇（Gan Kim Yong） 签署美新增长与创新伙伴关系（PGI）谅解备忘录，推进在数字经济和智慧 城市、能源和环境技术、先进制造和供应链韧性、医疗保健等支柱领域的合 作。在2022年10月27日召开的美国商务部和新加坡贸工部对话会上，两国代 表强调，政府间合作将新加坡和美国的私营部门联系起来，共同推动形成技 术创新的规则与标准。同时，在商业合作中，两国政府也注重加强青年人才 间的交流。在2022年6月，新加坡通信与信息部长杨莉明（Josephine Teo）和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启动“美国—新加坡女性科技合作计划（U.S.-Singapore Women in Tech Partnership Program）”，帮助两国女性科技人才建立关系网 络。美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启动仪式上透露该项目的合作模式，即“美国导师 支持新加坡女性企业家发展，新加坡导师支持美国企业家接触新加坡科技生 态系统”。

其次，高校、社会组织等私营部门合作推动。2022年4月，美国花旗银 行旗下基金会与新加坡妇女联合会（UWS）合作，出资20万美元推行“科技 优先（STEM First）”计划，面向16至24岁的年轻女性提供学习课程，涵盖 可持续发展等主题。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学院（Yale-NUS College， 下文简称联合学院）则是美国影响新加坡青年气候行动的重要参与者。2017 年，该校学生发起气候行动，推动联合学院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领域 的投资中撤资。2019年3月，联合学院的“无化石能源耶鲁—新加坡国立大 学组织（Fossil Free Yale-NUS）”，和“学生行动让新加坡国立大学撤资组 织（Students Taking Action for NUS to Divest）”牵头领导学生向学校管理层 递交撤资请愿书。请愿尽管被驳回，但在社会与政策层面上反响巨大。2019 年4月，新加坡华侨银行停止对新建燃煤电厂融资，星展银行随后也表示停 止资助新的煤电项目。“无化石能源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组织”是第一 个将学生化石燃料撤资运动带到新加坡的组织。在该组织的网页上显示， 他们的创立受到全球“无化石燃料”运动的启发。“无化石燃料”运动始于 2012年，是气候运动组织350.org的项目之一，旨在推动投资机构从化石燃 料行业中撤资。“无化石燃料”运动是由美国环保主义者麦基本（William Ernest McKibben）创办的、在美国注册的非营利组织。联合学院的课程设 置重视培育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尤其是促使学生反思现有环境政策的缺 陷与挑战，以推进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学院环境研究专业本科生艾丹·莫 克（Aidan Mock）在2019年曾参与组织新加坡第一届气候集会运动（SG Climate Rally），试图鼓舞民众呼吁政府对重污染企业征收更高的碳税，以 及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气候危机。首届气候集会吸引两千多人参 与，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此外，联合学院还通过与美国私营部门合作办活 动的形式，提高新加坡青年群体对于气候问题的关注度。

第三，战术性。美国面向新加坡青年绿色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是议题塑 造与价值观引领，可以归纳为“三步走”路径，即“定一个题，打一个框， 办一场活动”。第一步，选定一个领域或主题，例如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 第二步，为该主题或领域的讨论制定框架，划定讨论该议题的形式与内容， 例如科技交流，用来引起新加坡青年群体的关注。第三步，以活动的形式打 造议题传播场域，将议题背后的美式价值观与美国利益在社会广泛传播。 美国政府《关于公共外交和国际广播的年度综合报告（2021）》报告明确阐 明，美国公共外交目标包括：扩大与新兴领导人接触，促进对美国和美国价 值观的积极看法。

美国积极与新加坡大学生群体接触，将气候变化议题作为重点的科技文 化交流项目。2019年11月，耶鲁大学开放实验室（Yale Open Lab）同耶鲁— 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学院密切合作，在新加坡接连举办数据马拉松、开放气 候合作马拉松等多场活动。这些活动关注雾霾危机、森林火灾、气候与地区 健康等多项议题，激发青年群体对气候议题的关注，并以专家指导的方式来 提高他们参与气候应对行动的能力。借助此类合作，通过实际活动的开展和 对特定议程的设置，美国意图提高新加坡青年对于气候与可持续发展议题的 兴趣，增进与志同道合青年之间的联系，并为他们提供机会与资源。

美国对新加坡青年绿色公共外交的影响

美国对新加坡青年的绿色公共外交更像是在东南亚地区所进行的“试 点”。美国在与新加坡建立气候伙伴关系的同时，也在深化与东盟的气候与 可持续发展。在2022年11月美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升级下，双 方的气候变化治理与合作也将水涨船高，《东盟—美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声 明》中便就促进《2025年东盟共同体愿景》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之间互补性广泛探讨，并对清洁公正的能源转型、缓解与适应气候变化等未 来的合作领域提出展望。

东盟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已经制定出雄心勃勃的目标。2021年10月，东盟 发布《东盟国家气候变化报告》（ASCCR），明确宣布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 放的计划，并且致力于提高东盟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科学能力。东盟在可持 续发展领域的需求与美国提高地区影响力的战略存在对接空间。借助打造对 新加坡青年的绿色公共外交的“最佳实践”，美国同新加坡的气候合作或会 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形成示范效应，进而提高自身在东南亚气候治理中的领导 力。

美国对新加坡青年的绿色公共外交是建立在美国对华竞争气候领导权、 深化与新加坡气候合作战略之上的，并力图塑造美式气候治理观，引领与塑 造新加坡青年的价值观。因而，美国的绿色公共外交同其他西方国家对新加 坡青年开展的公共外交呈现很大不同，后者以传统的教育资助与文化交流为 主，利用自身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与文化吸引力笼络对象国青年。根据公共 外交的自身特点，其影响力往往难以在短期内彰显。而且，美国对新加坡青 年的绿色公共外交仍处于起步阶段，为实现科学评估尚需进行长时间的观 察。但从民心相通的角度审视，美国与新加坡开展的政府间合作、私营部门 间合作对于推动绿色青年外交或会形成“正向循环”，美国拉近与新加坡青 年科技人才等群体的距离，为其提供相应的技术与合作资源，也将有助于促 进新加坡青年为美国气候治理观“站台”，塑造他们对美国与美国价值观的 积极看法。

近年来，美国已经开始打造对新加坡青年进行绿色公共外交的新模式， 以充实自身扩大在亚太地区气候治理领导力、影响力的新战略。美国的绿色 公共外交立足可持续发展议程，将本国的技术优质资源同东道国青年需求相 结合，不断深化双方人才网络的沟通与联合，也塑造着当地青年对本国的好 感与价值观认同。可持续发展本身涉及多重主题，对绿色公共外交的研究也 可以更进一步拓展到气候、能源、经济、发展的交叉领域。因而，未来美国 会否对新加坡可持续金融行业的青年人才开展绿色公共外交，以及如何推动 相关合作，或将成为后续研究的潜在方向。

邵志成：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美西方国家在地青年公共外交场所的模式与影响——以美国、韩国、法国在印尼的青年公共外交场所为例

尹楷珺

在地青年公共外交场所是美西方国家开展青年公共外交 的实体支撑和重要依托。各国建立在地青年公共外交场所具 有塑造正面国家形象和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利益的共同出发 点，同时呈现出差异化动因。文化体验、教育交流、组织协 调是在地场所的三大支柱性功能，各国以此为基础构建起 具有本国特色的青年公共外交路径，构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本文以美国、韩国、法国在印尼的在地青年公共外交场所为 例，探究了在地场所建立的动因和模式，以期为我国开展对 东南亚青年公共外交提供经验和启示。

美西方国家在地青年公共外交场所的建立动因 美西方国家建立在地青年公共外交场所具备共同出发点：第一，塑造正 面的国家形象，提升青年好感度。正面的国家形象和青年群体的好感是美西 方国家与印尼保持良好双边关系的社会基础。在地外交场所是美西方国家扩 大与当地青年交流，缩小双方文化隔阂，提供切身接触美西方国家文化、科 技、教育的实践场域。第二，维护该国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维护本国国家 安全与经济利益是美西方国家开展公共外交的根本动因。在地场所可以被视 为美西方国家影响力的前沿部署，以及与当地社会的纽带。在地场所具有较 强的外部性，是美西方国家塑造有利自身战略环境的重要依托。除共同目标 之外，各国在印尼进行青年外交的动因也呈现差异化特征。

第一，党派政治、对外战略的嬗变是影响美国对印尼青年公共外交的重 要因素。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推行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主要目标在于改 善“911”事件后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以印尼为切入口重塑美国在穆 斯林国家的声誉；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将对印尼青年公共外交置于“亚太 再平衡”的地区战略框架中，强调美印尼青年交往互信、公民社会合作，以 期在亚太地区塑造有利于自身的战略环境；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东南亚 的战略关注度相对偏移，排斥多边主义外交政策，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互动 受限；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重塑了多边主义框架，通过新的经济倡议与 军事部署，进一步加强美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公共外交投入。

第二，加强国际传播、提升文化软实力是韩国开展对印尼青年公共外交 的出发点。韩国的流行文化已经在东南亚掀起了“韩流”热潮。在地外交场 所的设立，是韩国为寻求进一步提升地区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通过推广 和传播韩语、介绍传统民俗与流行文化，切实增强韩国文化软实力，收获印 尼青年群体的认可。同时，韩国前总统文在寅的“新南方政策”强调从贸易 外交扩展到技术、文化、艺术和人员的交流，在地外交场所有助于推进韩国 政策目标。此外，韩国借助流行文化影响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获取大量经济 利益，长期维持文化经济利益的需求也是设立在地外交场所的原因之一。

第三，打破距离限制、增进当地民众了解是法国开展对印尼青年公共外 交的诉求。法国在地理上与印尼相距较远，两国历史往来较少，因此法国与 印尼的双边经济、文化基础相对薄弱。同时，与韩国相似，法国也高度重视 通过公共外交扩大文化软实力。法国不仅是较早向印尼推广语言教育的国家 之一，还积极推动法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法国利用艺术文化优势，寻求培养 更多法国语言学习者、法国文化认同者、法国价值支持者，保持法国在全球 软实力链条中的上游地位。

美西方国家在印尼在地青年公共外交场所现状

美国、韩国、法国在印尼的外交场所表现出不同的组织形式、功能特征 和运作方式，其中，“@美国”“世宗学堂”和“法国文化中心”是三国具 有代表性的在地外交场所。

“@美国（@America）”是美国设在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下的文化中 心。2010年12月1日，“@美国”系列文化体验中心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市中 心商业区开业。“@美国”不仅设有官方网站，还在Facebook、Twitter等社 交媒体上开设主页。“@美国”举办的所有活动均免费向印尼公众开放，涵 盖教育、环境、音乐和艺术、科学技术和创业等主题。同时，这一场馆展示 了美国尖端科技，通过线下讨论、网络聊天、主题表演、辩论研讨、组织 展览等形式，让印尼公众体验到“美国最好的一面——即理想主义、创造 力和多样性。“@美国”加入了大量年轻化的元素，在对细分群体需求的满 足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场所还配备了3D打印技术和VR虚拟现实技术。在 活动策划上，“@美国”紧扣社会的主流话语和青年群体的社会关切，日常 举办教育技能教学、科学技术创新、民主与治理、企业经营、艺术绘画、 自然资源保护、女性赋权等活动。其品牌活动，如“信仰间对话：作为社 会核心的性别平等”“创意设计展览：发现当今时代的趋势”“萨尔萨之 夜：让我们一起跳舞吧！”等，具有主题内容年轻化、场馆氛围活泼化、 元素设计未来化的特征。另外，“@美国”兼具教育推广功能，其场地中设 有与美国教育顾问交流的官方咨询通道，并定期与另一家机构“美国教育 （EducationUSA）”开展联动，提供高等教育的相关信息，还介绍“东南亚 青年领袖计划”的具体内容。

“印尼世宗学堂（King Sejong Institute Center Indonesia）”是韩国在印 尼设立的语言培训机构。“世宗大王研究所”是韩国海外语言培训机构的统 称，由韩国“世宗学堂”财团提供财政支撑。2017年，大邱天主教大学与印 尼国立大学合作建立“世宗学堂”，场地位于雅加达，并在万隆、泗水等地 开设分校。世宗学堂的主要功能是提供韩语的教学培训，学堂设立多项奖学 金和交换项目，为印尼青年赴韩学习深造提供机会。在此基础上，世宗学堂 定期开展韩国文化推广活动，比如“中秋故事”“韩文日活动”“民俗游戏 体验”等，并于每月举办“韩国文化日”活动，宣介韩国的民俗、美食、语 言、音乐和影视作品。世宗学堂还为印尼青年提供入职韩国公司机会，为企 业开展印尼当地业务提供人才储备。另外，它还承担着同印尼社会开展对话 的功能，世宗学堂的工作人员会在社交媒体账号定期发布有关韩国以及韩印 尼交流的信息，解答印尼民众有关韩国的提问，并重点收集印尼有关韩国的 舆情动态，作为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参考。

法国文化中心（Institut Français Indonesia）是法国教育部认证的海外语 言文化培训机构。2012年，法国大使馆文化与合作处和法国驻印度尼西亚文 化中心合作，在雅加达成立法国文化中心，并在万隆、日惹、泗水等印尼 主要城市设立办事机构。文化中心旨在加强两国在科学研究、大学建设、教 育合作、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的交流合作。提升法国教育影响 力是研究中心的重要功能，每年有5400多名印尼学生参与法语学习。文化 中心开辟直通法国学校的申请咨询通道，并在中心官方网站定期公布各类 奖学金的申请信息，如法国卓越奖学金（Beasiswa France Excellence）、硕 士奖学金、以印尼文化名人命名的“卡尔蒂尼科学奖学金（Beasiswa Kartini Sains）”等。文化中心专门设立法国校友平台，通过社群网络建立法国教 育的口碑。除了面向青年进行教育和文化活动外，文化中心还促进法国和印 尼各类机构间的交流协作，面向两国政府、学校、企业等组织，在科学研 究、大学建设、教育合作、艺术交流、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促进 合作。相比美韩等国的公共外交机构，法国文化中心在活动策划、与印尼青 年互动上更多采用艺术形式作为载体，注重打造以艺术、哲学为标签的法兰 西特色。文化中心依托法国在艺术、时尚设计等领域的优势，支持法国—印 尼两国艺术家创建联合艺术项目，举办有关文化创意产业的专业会议协助两 国产业发展，传播法国“艺术高地”的国家形象。

美西方国家在地青年公共外交场所的功能与影响

所在地外交场所是美西方国家深入接触印度尼西亚青年群体、拓展国家 软实力提供有力的实体支撑，体验、交流、组织协调构成其日常功能的三大 支柱。

第一，文化体验是在地场所的基础功能。在地外交场所通过场馆布置、 引入先进科技设备、设立游戏体验项目等方式，引导青年参与，形成亲身经 验，以进一步提升印尼青年对美西方国家的好感度。在地外交场所还注重引 入当地青年关切的话题，开展相关演讲、研讨，调动当地青年的积极性。在 此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引导青年群体接受西方价值观，让青年在参与中增进 对异国文化的兴趣。

第二，教育交流是在地场所的主要功能。美西方国家的教育资源和文化 资源是其在地场所发挥交流功能的基础。美、韩、法三国通过开放教育交流 机会、提供未来学习和工作选项、加强外语教育传播等方式，将在地外交场 所打造成当地青年前往该国学习、就业的便捷通道。

第三，组织协调是在地场所的延伸功能。在地场所一定程度上成为该国 国家机构的海外延伸，对接印尼当地学校、企业等机构，实现两国学校、协 会、企业等组织的协作，推动更广泛的青年参与和行业交流。

相较而言，在文化体验层面，“@美国”实力较强，法国文化中心次 之，世宗学堂的体验则相对薄弱；在教育交流层面，三者处于大致相似的水 平；在组织协调层面，法国文化中心表现较为突出，“@美国”和世宗学堂 则需要进一步补充在该领域的短板。

美西方通过建立在地外交场所，构建在青年群体中的立体影响，积极争 夺对东南亚青年公共外交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这对我国开展对东南亚青年公 共外交形成挑战，但同时也为我国未来针对印尼及其他东南亚地区的青年公 共外交提供启示和借鉴。我国亟待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和运营具 有自身特色的在地外交场所，打造自身的青年公共外交实体品牌。

尹楷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美国对东南亚青年的动员型公共外交——以美国对泰国、缅甸、菲律宾青年公共外交为例李阳行 刘语笛 梁倩玉

在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国重新提升对东南亚战略关注 度。以热点议题为契机，动员目标国家青年群体参与特定活 动的动员型公共外交，是美国拓展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杠杆。 根据手段和程度，动员型公共外交可以分为直接动员与间接 动员、激进动员和温和动员等形式。本文以美国对泰国、缅 甸和菲律宾青年公共外交为例，探讨美国对东南亚青年动员 型公共外交的基本模式和影响。美国对东南亚青年的动员型 公共外交为我国开拓外交空间构成挑战，我国亟待在知己知 彼的前提下调整优化公共外交体系，化解周边环境潜在的系 统性风险。

随着美国地区战略的“印太”转向，东南亚正成为大国竞合的重要场 域。美国通过以热点议题为契机，动员目标国家青年群体参与特定活动的 “动员型公共外交”，辅助对外战略的实施，拓展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从手段来看，“动员型公共外交”可划分为直接动员和间接动员，前一种情 况下公共外交活动的组织者是美国官方机构或其他具有官方背景的组织，后 一种情况下美国则通过资助、支持非政府组织或个人等在地化行为体开展活 动；从程度来看，可分为激进动员和温和动员，前者诉诸政体更迭等较为激 进的高政治目标，后者则更多关注经济、社会等低政治议题。本文以美国对 泰国、缅甸和菲律宾青年公共外交为例，探讨美国“动员型公共外交”的做 法、类型以及影响。

美国对泰国青年实施间接动员型公共外交

作为美国的盟友和地区中等强国，泰国在美国的公共外交布局中占据重 要地位。自2014年泰国军方上台后，美国抓住泰国政治转型的窗口期，加大 了对泰国青年动员型公共外交力度。2020年，反对巴育政府的街头政治运动 爆发，以此为契机，美国利用多种手段开展对泰国青年的间接动员。

第一，发掘青年领袖。相较于普通民众，政治领袖能够对政治走向产 生更为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青年领袖来说，如果能够在其政治社会化的 关键时期培养他们对美国及美式价值观的认同与亲近，将为美国带来巨大 裨益。美国的努力颇具成效，当2020年街头政治运动爆发后，这批青年政 治领袖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例如2020年街头政治运动中的重要 领袖之一帕里特·奇瓦叻（Parit Chiwarak）早在2016年时就在个人Facebook 主页上表示，自己十分荣幸受邀参加美国大使馆主办的关于青年与教育的 圆桌会议。2018年6月，帕里特领导成立了泰国学生联盟（Student Union of Thailand），后成为了2020年的街头运动中的主力抗议团体之一。在泰国学 生联盟成立一周后，帕里特再次前往美国驻泰国大使馆参加美泰友好关系建 立20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表示自己同意大使格伦·戴维斯（Glynn Davies） 所说的“人民有权利决定国家的未来”，并希望泰国尽早举行自由且公正的 选举。由此可见，帕里特不仅在彻底投身于学生运动以前就与美方有所交 往，且之后也与美方继续保持着联系。

第二，着力塑造舆论环境。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逐渐成为了 青年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此情此景下，美国也对通过新媒体开展青年公 共外交动员颇为重视。1O1世界（The 1O1 World）便是美国插手泰国舆论的 案例之一。它自称为创意知识媒体，表示其出品的文章坚持自由言论，倾听 不同意见，考虑公共利益，相信自由权利。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看中了其相对激进的立场，每年都会为 1O1世界提供5-7万美元不等的资助，2020年更是翻倍提供了两笔共17万美 元的资金。2020年8月10日，在抗议者们首次提出了改革君主制的十条建议 后，泰国舆论环境骤然紧张。在此关头，1O1世界于8月14日发布了一篇与保 皇派学者素拉·西瓦叻（Surak Siwarak）的访谈文章，题为“如果你真的爱 王室，就请不要认为有异见的人都是坏人”，借此表达对抗议者们的支持。 经过多年运作，同样获得NED资金资助的泰人民报（Prachatai）和美国官方 广播电台所建的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等媒体也在泰国新闻界拥有了 不少受众。在街头政治运动爆发的关键时刻，它们提供了有别于官方的叙 事，有效影响了舆论风向，起到了重要的动员作用。

第三，扶植在地抗议组织。如今，不干涉他国内政已经成为了国际社 会的共识，即使有心干预泰国政治的走向，明面上美国也需要声明自己与泰 国的街头政治运动并无干系。因此，扶植吻合自身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对于美 国开展青年公共外交十分重要。以对话互联网法律改革组织（Internet Law Reform Dialogue，ILAW）和泰国人权律师中心（TLHR）为代表的一批非政 府组织得到了美国的关注。ILAW官网上显示，它获得了来自美国国家民主 基金会、全球人权基金（FGHR）、美国犹太世界服务（AJWS）等多个国 际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支持。在2020年的街头政治运动中，ILAW成为了收集 修宪签名、制定修宪草案等多项工作的中坚力量，仅用43天就收集到了十万 余份签名，并成功将提案递交议会。尽管最后这份提案未能获得通过，但这 一过程使抗议诉求具像化，推动了抗议进程。

美国对缅甸青年实施直接动员型公共外交

美国对缅青年公共外交目标恒定，即传播美式民主价值，促进缅甸实现 民主转型，加大对华竞争砝码。缅甸的地缘战略价值、盘根错节的国内政治 形势和青年参与学生运动的传统成为美国利用热点议题间接动员缅青年实现 其公共外交目标的重要条件。2021年2月1日，缅军接管国家政权后，部分缅 青年发起反政变运动，加剧了社会撕裂与国内冲突。借此，美国迅速利用其 对缅青年公共外交的长期布局优势对缅青年展开直接动员，具体措施包括以 下方面。

第一，推行普适性与针对性并举的教育文化项目。美国的教育文化资助 项目种类最多，覆盖人群的年龄、地区最全，其中多含有意识形态和政治色 彩，是美吸引拉拢缅青年的首要手段。据美国“Share America”网站披露， 美国为缅甸青年提供超过400项的奖学金和交流项目，其中普适性强的有富 布赖特奖学金、全球本科生交流项目、东南亚青年领袖倡议等传统项目。 针对缅甸的特定国情，美驻缅大使馆还实施公共外交资助计划，意在邀请 18-30岁的青年领袖及年轻求职者和青年企业家通过公共外交形式促进其对 美国价值观的理解。“大使青年委员会”项目则选取18-35岁居住于东枝、 哈卡、实兑等偏远地区的缅青年到美驻缅大使馆进行志愿者服务，并定期与 大使会面讨论青年和政策问题。美国对缅青年的教育吸引也体现在赴美留学 人数上，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缅军接管国家政权的 2021-2022学年中，缅甸赴美留学人数达到历史新高的1909人，相较上一学 年增幅达12.43%。

第二，识别和培养青年社会活动家。“年轻人更懂年轻人”，发掘具有 领导者潜质、善于表现、认同美国价值观等特质的青年，可以“以点带面” 间接对缅青年进行动员。美驻缅使领馆的“仰光美国中心”和“曼德勒杰斐 逊中心”就肩负着识别培养缅青年社会活动家的职责。两家机构联合美国政 治和公民参与研究所（iPACE）和“世界学习（World Learning）”等两家 INGO为缅甸青年提供“公民参与”课程。据iPACE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 来，iPACE已对2000多名缅甸公民进行了有关公民社会和民主概念的培训， 参培人员涵盖缅甸所有省邦。长期活跃于缅甸政治领域的青年有如创立缅甸 妇女和平网络的薇薇努（Wai Wai Nu）和获美“国际女性勇气奖”的缅甸平 行政府“民族团结政府（NUG）”妇女、青年和儿童事务部副部长艾廷扎 貌（Ei Thinzar Maung）等均有美国背景。

第三，搭建在地化和跨国影响力平台。据缅甸本地资源中心（Local Resource Centre）数据显示，在缅甸活跃的NGO为812个、INGO为242个。 其中，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索罗斯名下的开放社会 基金会扶持的NGO组织对缅甸青年影响最甚。此类NGO长期对缅青年社会 塑造“民主化”软环境，为缅甸的社会动荡与撕裂埋下伏笔。2021年缅军接 管国家政权后，NGO组织在煽动缅青年开展街头政治抗争等活动中扮演了 关键角色。2021年3月12日，一名为缅甸人权网络（BHRN）的INGO负责人 在社交网络散布“中国支持缅军”的谣言，并以“如果有一个缅甸平民被 杀，就有一座中国工厂被烧成灰烬”的煽动性口号动员缅青年反华，最终造 成37家在缅中资企业遭打砸抢烧。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每年还为位于泰国的 “政治犯援助协会（AAPP）”提供8万美元援助，煽动缅甸青年进行抗争活 动。受美国国际媒体署资助的“缅甸民主之声”等私营媒体在泰活动，加强 对缅甸青年的意识形态宣传。

美国对菲律宾青年实施温和动员型公共外交

菲律宾是美国在东南亚的传统盟友和“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被美国 视为在东南亚推广“美式民主”的“桥头堡”和“试验田”。2020年新冠疫 情席卷全球，对经济和医疗条件欠发达的菲律宾是一巨大冲击，“青年流行 病（youth epidemic）”现象愈发加深。这一现象主要表现为青少年犯罪率 攀升、恐怖组织招募童兵、性暴力与艾滋病青年化、青年激进主义和宗教运 动等频发。在此背景下，美国通过多种公共外交举措开展对菲律宾青年的温 和动员。

第一，夯实美菲教育交流项目。教育交流作为温和动员式公共外交，以 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为特点，是美国“动员型公共外交”的重要抓手。 除传统教育交流项目“富布赖特教育交流项目”外，美国还设立了国际访 问学者项目（IVIP），用于每年输送30-35名优秀菲律宾人才到美国进行访 学；成立为赴美留学生提供咨询服务的“美国教育（Education USA）”机 构，提供咨询和信息服务；设立“肯尼迪—卢格青年交流与学习项目（The Kennedy-Lugar Youth Exchange and Study，YES）”，用于支持菲律宾高中 生在美国生活和学习一学年，进而熟悉美国社会和价值观。此外，美国还 针对东南亚国家专门设立了“东南亚青年领袖倡议（Young Southeast Asian Leaders Initative，YSEALI）”，旨在识别和培养亲近美国的菲律宾新兴领 导人。

第二，加强教育援助和扶植。教育问题是“青年流行病”破局之关键， 同时也是动员青年的重要渠道。美国对菲律宾教育援助具有长期性、持续 性的特点，并且援助对象范围广泛。从年龄段来看，各类教育援助项目涵盖 从儿童到青年：针对菲律宾儿童开展阅读计划提高早期阅读技能，并利用和 平队志愿者与菲学生结对子，提高菲律宾困难学生的成绩；针对青年则开展 领袖倡议（YSEALI）区域研讨会和青年技术职业培训，提高技能和就业能 力。从社会地位来看，项目兼顾贫困、弱势的边缘化群体和青年领袖，针对 弱势群体启动受灾地区学习恢复计划或为偏远地区提供学习资源，针对赴美 留学生则提供经济援助和培训。从援助内容来看，培训项目不仅涉及英语语 言、数字技能、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以及科学、技术、工程和 数学（STEM）等技术类培训，还开放无线电接入网络（O-RAN）学院、药 物使用障碍治疗课程等创新领域。

第三，重视语言和文化传播项目。语言是沟通的重要渠道，英语的普及 与推广对美国动员教育程度仍较低的青年群体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新闻 署（USIA）创立“英语语言学者项目（English Language Fellow Program， ELF）”，向菲律宾派遣具备对外英语教学能力的专业人员并开展英语系列 教学活动；启动“英语微型奖学金项目（The English Access Micro-sholarship Program）”，为菲律宾经济条件较差的青少年提供基础英语培训服务。美 国将“组织英语教学法的师资培训”当作重点，注重培养具有对象国教育背 景的本土英语老师。美国驻菲律宾英语语言办公室还为来自棉兰老岛的多名 英语教师举办专业发展研讨会。此外，由美国驻外使馆与当地的政府或者大 学等机构合作建立的“美国角（American Centers）”也起到温和动员的作 用。美国角会定期举行英语演讲、美国电影放映、英语课程、讲故事和读 书俱乐部、辩论和讨论俱乐部以及美国节日庆祝活动等活动，截至2021年6 月，美国在菲律宾的美国角已达15个，数量位列东南亚第一。

近年来，美国对东南亚青年的动员型公共外交逐渐形成整体性、适切 性、差异化和隐蔽化的体系，对不同国别的动员型公共外交呈现出同一化和 差异化并存的趋势。首先，美国对缅甸、泰国、菲律宾青年公共外交呈梯度 化设置。美国依照东南亚不同国家战略地位差异和在地国青年需求区别，结 合自身资源禀赋、投入收益比，以及对象国历史和现实条件，开展程度不一 的梯度化动员型公共外交。其次，美国对东南亚国家青年公共外交意识形态 色彩深厚。美国公共外交的根本目的在于推进美式“民主化”进程，以美式 价值观持续影响东南亚青年。再次，美国对东南亚国家青年公共外交注重战 略性和跨国联动性。美国将对东南亚的青年公共外交纳入对东南亚外交的战 略性重点框架中，侧重发挥系统性联动作用，同时也为蛰居他国的相关组织 提供资助。

同时，美国对东南亚青年的动员型公共外交挑战犹存，主要表现为“西 方中心主义”思想根深蒂固，资源投入相对不足和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 这为我国在青年公共外交领域寻求突破、创新青年公共外交的理论方法和政 策措施提供机遇和启示。

李阳行：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语笛：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梁倩玉：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